1939年伍乃茵任疏勒女校校长(居中者)
在抗日救亡行动中,有一名离家出走的广州千金小姐,成为了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简称广州“文总”)的骨干成员,她叫伍乃茵。
1931年,白色恐怖笼罩着广州城,17岁的伍乃茵正在广东省女子师范学校接受名媛教育,学习音乐、绘画与家政。北方的炮声轰轰传来,打破了女师校园优渥宁静的生活,抗日救亡行动掀起高潮,伍乃茵追随老师何干之参加进步刊物《广州文艺》的编辑发行工作,随后投身于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简称文总),在这里,她遇见了生命中第一个对她影响至深的男人。
凌伯骥是中山大学的进步学生,负责文总社联宣传工作,许多个夜晚,在凌伯骥家中的烛光下,伍乃茵和他一起彻夜刻蜡纸、印传单,年轻的爱情渐渐萌生。
“有时候姐姐和凌伯骥会带着我到电影院去,趁黑给观众发抗日传单,那时候我还很小,能给他们当掩护。”伍乃茵的弟弟回忆。
这段爱情故事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革命连续剧。1934年1月,二人因为发行革命刊物被捕,半年后,伍乃茵靠家人保释出狱。母亲将她反锁在家,不许伍乃茵继续参加革命,也不让她见外客。8月1日,凌伯骥与其他5名文总骨干被国民党枪决,临刑前给伍乃茵留下了一封遗书。
“翠,你给我爱,你是世界上第一个给我幸福的人。现在永别了,你千万不要伤心,还是好好地去做人吧,生离死别,对于我们,原是值不得说什么的。”
这封绝笔让她心痛欲绝,她决定继承爱人的遗志,替他完成未能完成的愿望。几天后,伍乃茵偷偷拿了保姆放在桌上的买菜钱,从家里逃了出来,只身一人远赴上海参加左翼活动,抵达上海码头时,她浑身上下只剩下两个铜板。
1947年,伍乃茵在凌伯骥的忌日留下了一篇日记,“伯骥,我的挚友,我忠烈的爱人,你该微笑了吧!……将来会有那么一天:当你们殉难的广州变成自由时,我将会拿着民主自由的鲜花来祭扫你的。”
1935年,伍乃茵和同道者李云扬结为夫妻。
“早上看到露珠,就像看到你的眼睛。”李云扬始终记得妻子写给自己的这句话。
1938年至1946年,伍乃茵与丈夫李云扬在新疆天山南麓的小县城里待了整整八年。李云扬担任县长,伍乃茵任妇联主任,夫妻俩和巴楚人们一起亲手建起红海子水库、引入牛痘、发展教育。
“文革”期间,夫妻俩被划为牛鬼蛇神,李云扬被押赴北京坐牢,伍乃茵则被下放到牛棚工作,这一别便是8年。直到1975年5月,伍乃茵终于得到允许去北京接丈夫出狱。
分隔8年,伍乃茵头发全白,李云扬一条腿偏瘫——受尽苦楚的重聚显得沉重。
夫妻俩回到广州生活,伍乃茵兑现当年的誓约,来到文总六烈士翻修一新的公墓,为昔日的恋人献上一束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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