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章达的抗战
来源：环球网   2016-09-05 15:27:19

《李章达评传》是许锋先生刚刚出版的一部客观评述孙中山先生警卫团长李章达的学术作品，该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围绕李章达生活的时代背景、对辛亥革命和维护共和的贡献、在国民党总部的工作情况、为新中国建立所做的贡献，以及优秀的“党外布尔什维克”等方面进行评述，全书在完成整理和保存与李章达相关的历史资料的同时，具有一定的文献参考价值。

李章达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优秀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民国时期曾任孙中山第二警卫团团长兼大元帅府参军、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军法执行监、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长、民盟中央常委等。在新中国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他也是一名报人，曾任大众日报社（香港）社长，《新华南》编委会主任，联合报社（广州）社长等。

评传与文学传记不同，是带有评论性质的传记。作者在掌握传主大量史料，并在“述其生平”的同时“议其得失”。作者于2012年8月开始这本专著的资料收集、研究、吸收、写作，整个过程长达3年。期间，数易其稿，其初稿、二稿、三稿经过中山大学、广东省委党校张荣芳、胡守为、邱捷、曾庆榴等多位教授、专家的指点、审阅、修改，最后得以通过并顺利出版。

作者在后记中言，李章达先生“现成”资料散于史海，虽经多方搜集，难免有遗珠之憾。其为“民主革命之先驱”，虽非军功卓著，却亦政绩显赫；虽非恣肆文坛（画坛、书坛）之人，却偶“领”社会或时代之先；虽未长久“盘踞”某一地（位），却亦非“浅尝辄止”、敷衍虚度。

透过历史风云，作者力图还原李章达先生革命的一生。他说，李章达先生革命的年代，“动”为“流行语”，动则思变，变则不稳，人生苦短，稍纵即逝。所幸李章达先生持久地革命，自广东东莞县城厚街始，近半个世纪矢志不移，终成气象。

中山大学原副校长张荣芳教授评价许锋说，学术专著的写作不但枯燥无趣，而且很考验的学术功底。许锋交来的第一稿有些偏离学术路子，仍然属于文学的范畴。但是让我佩服的是这个年轻人没有知难而退，而是虚心听取专家意见，尽可能弥补自己的短项，在几个月之后又交来第二稿，此稿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地方需要修改，但是基本上走上学术的轨道了，书稿也通过了专家的审阅。我和其他几位负责审阅的专家也松了一口气。

许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现任职于广东东软学院。著有长篇小说《新闻记者》、《敏感区》；散文集《心灵北疆》；小说集《预言家》；学术作品《诗经趣语》等。

本栏摘编的是该书中的部分章节。

一

华南抗日战场已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在何思敬离开华南区救国会总部后，“全体同志一致公推李章达先生为全国各界救国会华南区总部负责人，指导华南救国工作”，李章达“以救国会负责人资格鼓吹坚持团结，坚持抗战”。

但是，此种抗日形式对曾经在战场上拼杀的军人李章达而言未必过瘾，机遇又一次降临。

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与压力，下令恢复因政治原因被开除出党的所有党员的党籍，并宣布对以前的政治反对派予以赦免。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章达等人鉴于举国一致团结抗日的目的已经达到，同时也为了打消蒋介石的顾虑，“缓和”与蒋介石的关系，遂回到国民党内参加抗战。

1938年1月，蒋介石在武汉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调整军事机构和军事部署，将全国重新划分为若干个战区，各战区设一正一副司令长官和附属机构，以指挥和监督该战区的军事、民政和党务。当时的广东划归为第四战区，由何应钦担任司令长官，余汉谋担任副司令长官，余汉谋又兼任第四战区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章达新的工作岗位正在第四战区。

此时广州已成为日军觊觎的目标，上海失陷后，广州成为与国外交通贸易之主要商埠，地位非常重要。

“从1937年8月31日，日机第一次轰炸广州至1938年6月8日，日军共出动飞机4986架次，投弹8292枚，毁坏房屋3727间，炸死2095人，炸伤3055人”，“从1937年8 月31日首次空袭广州起，至1938 年10 月21 日广州沦陷的14 个月间，日军对广州的大轰炸，密度仅次于重庆。”

面对敌人的嚣张与猖狂，蒋介石及中国政府军事当局仍认为广东靠近香港，英国、法国在广东均有利益，日军行动会有所收敛，未必会很快进攻广东；又认为日本尚没有力量向广东进攻，故有麻痹侥幸思想，不但“没有一个全盘的、周密的、切实可行的计划与部署”，还不断从广东抽调部队到华中战场。

10月12日拂晓，日军第18师团、第104师团和先遣支队步兵第9旅团，共4万余人由中将安藤利吉率领，在飞机军舰的配合下，在广东惠阳大亚湾的澳头和盐步强行登陆。

周恩来根据日军进攻广东的紧迫形势，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日方针为“坚持华南抗战，以击退日寇冒险的进攻。”

蒋介石得悉战况，急令余汉谋从中山、琼崖、花县等地调兵，保卫广州。10月13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告广东全省军民书》，号召广东全省军民团结一致，抵抗日寇，保卫广东。

但是面对强势来犯的日军，中国守军虽予以抵抗，但死伤惨重，各部或一触即溃，或被日军飞机炸散。

日军随机兵分三路向广州推进，一路中国守军顽强阻击，但无法阻挡日军侵略的铁蹄。10月20日拂晓前的日军兵分两路向正果、增城进攻。正果之役是广州失守前中国守军抗击日军的最后一次英勇战斗。在增城阵地，中国守军第186师在日军进攻时给予阻击，但抵抗不坚决，加上第157师因运输工具不足，不能及时支援增城守军，致增城当日即告失守，广州岌岌可危。

是日晚，余汉谋率其第12集团军司令部撤至清远，仅仅留税警团和少数宪警守备广州。21日，广州沦陷。几日后，珠江三角洲部分地区相继沦陷。短短10天广州即告失守的消息一经传出海内外一片哗然，各界人士纷纷谴责，“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甫（谱）”的讽刺民谣不胫而走。

对于广州沦陷，李章达对《新华日报》战地记者陆诒做过这样的分析，抗战以来，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广州市长曾养甫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三巨头之间，历来闹不团结，各干一套，从未形成一个坚强的抗战指挥中心。虽然广东民众同仇敌忾，民心可用，但当局根本没有动员和组织起来，这是一个致命的最大弱点。一旦日军兵临城下，就仓皇各自撤退。吴铁城首先溜之大吉，曾养甫率领部分保安队与党部人员退往西江一带，余汉谋还能掌握并指挥部队退守北江。但他不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也急待补充和整顿，目前还无力反攻。最近，他从海南岛调回62军张达所部，兵力有所增加，“我看广东的局势，只能寄希望于人民群众踊跃参战，才能开创一个新局面。你到第四战区（广东）来采访，望着眼于基层与人民群众。”“身穿中山装，老成持重，有长者之风”的李章达的这番启发性谈话让陆诒几十年后记忆如昨。

二

广州失陷后，李章达准备集合同志，策划组织抗日武装。李章达言：“适叶挺辞‘广东第四游击司令职’，‘四战区’命我继任，我到深圳设立指挥机构，领导工作。”

而随着形势的改变，中共粤东南特委对工作方针进行了调整，1、加紧充实部队，买两百支新枪，配备刺刀大刀。2、分出一部精锐和东莞游击区大队配合，到东莞城、石龙附近前线作游击战。3、加紧对乡村武装的群众工作。4、由李章达带书面报告给张发奎，要求张发奎给其名义。

李章达找张发奎要何名义？张发奎言：“蒋先生下令，‘游击队’名称只适用于沦陷区”，“我决定了唯一的解决办法——只要有正规军、保安团队或自卫团队驻扎的后方地区，一律取缔游击单位”，但张发奎亦承认：“游击队在广东省的抗敌中作出的贡献虽然不很大，但也有一定的成绩。”

李章达找他的学生张发奎是为被解散的游击队恢复名义。

三个月后，中共广东省委在关于一个半月以来的工作总结中也提到了李章达：“战区司令部现经军委会委任蒋光鼐做参谋长，李章达做秘书处主任，在人事方面大部分是福建人民政府时代的人物。他们来到以后，现在都不甚发表政治意见，只致力于本身工作的努力，一般说表现均不坏。”

在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给中共中央并南方局的综合报告中，可以了解广东当局抗战情况，“广州失于仓促，同时内部素称分歧，故曾极紊乱。余汉谋退北江，曾养甫则率税警团退西江，自任游击总司令，吴铁城则退连县，准备入湘、桂，各自为政。互相怨斥。后（一月）张发奎入粤，省府改组，李汉魂上台，当局才算稳定下来”，“又香翰屏为游击总指挥，指挥所设惠阳，共分六个游击区”。从广州沦陷到1939年元月，广东民众运动、抗日力量是向上发展的，主要表现在“抗先”与“青抗”两大青年团体在全省范围的发展，青抗有一万多会员，抗先有一万两千会员，尤其是民众武装的建立也呈蓬勃发展之势。据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洪小夏的研究表明，抗战爆发后，作战失利的国民党正规军转入敌后进行游击战到1939年，人数达到160万人。

叶挺是如何到了广东并担任“广东第四游击司令”？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奉委员会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蒋介石言：“延安提出干部名单不能同意，他们都是共产党，你（指叶）不是共产党，将来你有性命危险。”而根据叶挺之言：“在上海战斗的危急时刻，我向蒋委员长建议，为了抵抗日本侵略，为了在华中日本占领区内开展游击战争，让我来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改编这些军队。蒋委员长和共产党都同意这个建议，于是新四军诞生了，我被任命为军长，项英任副军长。”10月2日，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将湘、粤、闽、赣、皖、浙、鄂、豫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1938年9月，在项英去武汉述职，随后又由武汉去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时，叶挺遂“离军出走，回到广东老家”，被余汉谋委任为东江游击指挥。叶挺全力以赴投入了组建指挥部和整顿抗日武装队伍的工作，把总部设在深圳鸿兴酒家，建立起司令部和政治部，安定群众，向散在辖区各地的原国民党军的散军及地方团队发出召集令。中共粤东南特委在向广东省委的工作报告中也称：“利用叶挺的副指挥的关系，动员东莞的队员回宝安起回三十条枪，人六十余，成立东莞游击队第一大队、第二大队两队”，“叶挺负（复）职了，地方上太平了”。但是，蒋介石对此不是惊喜而是害怕，担心叶挺在广东组建的敌后抗日游击部队将来会发展成为共产党在华南的第二支新四军，给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构成新的障碍，因此，责令余汉谋立即撤销对叶挺的任命，要叶挺回新四军去。李章达所接任叶挺“广东第四游击司令”职一说，从时间上看是吻合的，正是李章达所言的1938年10月到1938年12月，“我在深圳不到两个月，被调回韶关，改任‘四战区军法执行监’兼‘战地党政分会委员’”，蔡廷锴亦言李章达在第七战区工作，“‘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我与蒋光鼐、李章达三人决定参加抗战，蒋、李两人在第七战区工作，我则任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在邕钦线作战，彼此之间，时有机密信电往来。”

但是，在叶挺离开之后，时任粤东南特委组织部长吴有恒代表组织去深圳，“将设在深圳的指挥部结束”。而叶挺在深圳“总共只住了七天”。故而，李章达在深圳任职之记忆，估计是泛指深圳一带的东江地区。

三

抗日战争战区是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了适应战争形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于中国境内所规划的战区划分，以国民革命军为主体所划分的此战区，最初所辖范围为长城以南，以山西，河北、山东、江苏为主，后来视战争实际情况及日军占领区域，分别于1938年、1939年与1944年做过三次相当大规模的更动。广东起初被划为第四战区，蒋光鼐为第四战区参谋长，1940年广东被划为第七战区，时蒋光鼐“受命为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驻防战时广东省省会所在地韶关”。

李章达所任职的军法执行监部是国民党军法执行总监部派驻各战区的执行机构。军法执行总监部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负责执行军法、维持军纪的最高军法机关，直隶于军委会，掌管战时军律及一切军法之执行事项，下辖总务组、审判组、督察组，总监由军委会特派上将级别官员担任，负责综理部务监督所属职员并得指挥宪兵部队，副监2人，其中1人由宪兵司令兼任。其主要任务是检查军纪风纪、堵截溃退官兵、检查伤退官兵、检举贪污和查究其他违犯军法人犯，对于临阵退却、降敌通敌、强奸、掳掠、放火杀人、纵兵殃民者及违犯国军抗战连坐法应处死刑者，有不问隶属与职级，立时逮捕，就地枪决的权力。

据李章达记述，国民党军队虽大力整饬法纪，但军队法纪废弛的情形却依然严重：“贪污舞弊的现象到如今还是存在。就我的个人经验来说，尤其痛切地感到这问题的严重，因为我充任战区军法执行监的时候，维责只是短短的一个时期，但经手办过的贪污案却是很多，大一点的如某地的警备司令部高级职员和县长，小一点的如乡保甲长，说起来好不痛心。”

面对此种情形，李章达公开发表文章，对军队中存在的各种歪风邪气进行揭露，他认为：“贪污的风气一天不消灭，那么，要澄清吏治，健全机构，提高效率，促进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仰，坚固民众对于抗战建国的信心，都是很困难的”，他的建议是：“彻底的肃清贪污，杜绝走私漏税，包烟庇毒，和其他种种的徇私舞弊”。他认为：“中央的法令固然要切实执行”，前提是“执行者决不能有丝毫宽纵和徇私的行为”，还要通过有效的尤其重要的方式，如“制裁和民主的监督”，否则“只有自上而下的惩办禁止，而没有自下而上的检举批评，收效一定是很微小的”。李章达身居执行监职位，警醒地看到军中存在的更多问题：盘剥军费，贪污成风；骄奢淫逸，堕落腐化：兵役粮政，混乱无章，甚至“不少案件涉及鸦片”。其时，在中央，有军法执行总监部、军政部军法司、海军司令部军法处、航空委员会军法处、特派国家总动员会议军法执行监部等；在战区，有军法执行监部、军风纪巡查团、点验委员会等；在地方，有行营行辕军法处、绥靖主任公署军法处、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军管区司令部军法处、特种军法执行监部等；在部队，有集团军司令部军法处、军司令部军法处和师司令部军法处等。但机构虽然庞大，人员虽然众多，却职责不清、职能重叠、效率低下。

据张发奎记述：“四战区设立了军法署，由我的老师李章达出掌”，李章达非光杆司令一个，而是由几位受过法律训练的文官辅助，其工作流程为，每遇违反军纪之案件，先经审讯，再将裁决交由李章达批核，李章达核定后交由张发奎。若犯案者为士兵、士官或连级军官，张发奎有“生杀大权”。若犯案者为校级军官，张发奎加注意见后呈报中央裁决。军法署的另一个职责是“在参谋处提讯后审判汉奸案件”。

从时间上分析，张发奎所言李章达所任之“军法署署长”与李章达自述之“军法执行监”是同一职务，或者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工作地点不同而已。因张发奎还有这样的记述：“吴仲禧接替李章达担任柳州四战区军法署署长。李章达去重庆后报称他不再回四战区了。”

1939年9月，李章达被迫辞去军法执行监，原因是其“不肯填表重新加入国民党”，“那时蒋介石命他侍从室严令所有军事单位转令一切军职人员入党编组，不得违背，否则受处分”，李章达对张发奎言：“我既在福州时声明脱离国民党党籍，此时无理由填表加入”。张发奎是李章达的学生，“听了这话，尽管心里不快，也不好当面发作，耐下心对章达说这是蒋介石的旨意，任何人违背不得”。但李章达态度坚决，矢志不从，于是，张发奎令其赶速递辞呈，李章达说：“我就这样去掉军职。”

李章达的凛然正气在当时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中传为佳话。

（摘自《李章达评传》，该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