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毙日军名将：这不是神剧，这是真实的抗日战斗
来源：中部战区微信公众号   2016-09-15 10:50:43

1939年11月7日上午，涞源东南部黄土岭上空飘洒着密密的雨丝，周围群峰都遁入深秋的浓雾中。

一伙训练有素的日军正在沿黄土岭附近的山路东进。他们前进时十分警惕，总是由先头部队约30多人，携轻重机枪数挺，先占领路侧小高地，然后大队才跟进。

这伙其实早已踏入伏击圈的敌人，就是号称精锐之师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共1500余人。

2015年6月25日，河北石家庄，95岁的马振海在病床上向记者讲述了76年前的黄土岭战斗。当时，马振海所在的晋察冀一分区三团便是伏击日军的主力之一。

伏笔

雁宿崖之战激怒阿部规秀

这场伏击战，源于敌人一次恼羞成怒的“复仇”。

1939年10月下旬，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10师、第26师、独立混成第2、第3、第8旅团各一部，共2万余人，分多路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进行冬季“扫荡”。刚刚兼任独立混成第2旅团长不到1个月的阿部规秀想大显一番身手，决定率日伪军由张家口向涞源进犯。

“敌人一直把张家口到涞源一线的据点视为插入我晋察冀军区的一把尖刀，企图用这把尖刀割裂八路军平西、察南、雁北根据地，阻止八路军向察南、雁北活动，巩固其伪‘蒙疆国’占领区。因此，敌人对涞源的这次突然行动，也可以说早在意料之中。”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战役战术系战术教研室教官张宝财介绍。

涞源是1937年9月八路军北上抗日时最早收复的一个县城，那里有坚强的党组织和隐蔽的情报网。县城后来虽被敌人再次占领，但四周乡村仍在我军的控制下，敌人一举一动也在我军情报人员的掌握中。

很快，我军便从涞源县城获得情报：敌独立混成第2旅团从张家口、蔚县出动数辆汽车，运送兵员、物资至涞源，日寇将以优势兵力分三路进到以下各点集结——东路为敌主力，由辻村宪吉大佐和一名炮兵大佐带领两个步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约五六百人，经白石口、鼻子岭向银坊逼近，企图消灭在银坊活动的八路军；中路敌约四百余人经西庄铺、插箭岭，进袭走马驿；西路敌近二百余人经北石佛，进占水堡、北水泉。三路敌人互相策应，企图合击倒马关、吉河线的八路军，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围攻。

“敌人兵分三路，武器装备、战斗力都占有优势，八路军不可能打阵地战或者被动防御，必须集中局部优势兵力，攻其一路，这也是我军敌后游击作战的方针之一。”张宝财分析。

负责指挥此次作战的晋察冀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立刻向上级报告情况，请求对东路来犯之敌进行打击。

“这一带地形我熟悉。从涞源到银坊都是深山大谷，出涞源城，过白石口，再往南到雁宿崖、银坊，其间只有一条山道，两面都是陡立的山峰，是打伏击的好地方。虽然这路是敌人的主力，可是由于大山阻隔，另外两路敌人难以策应，敌主力便成了孤军一支。”开国上将杨成武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而我们一分区主力团队多数远在易县的粉头村以东，打其他两路，部队运动起来困难大些，打东路就方便多了。”

经过实地勘查，杨成武发现，从白石口至雁宿崖一段路，实际上是一个宽约40米的干河滩，两边的山岭陡峭。如果伏兵两侧，并以一部分兵力诱敌至此，再用火力封锁住白石口，断敌退路，那敌军就插翅难逃，只能葬身于乱石之中。于是，杨成武令一分区一团、三团和三分区二团于11月3日拂晓进至雁宿崖峡谷两侧设伏；120师715团一部及一分区游击第三支队牵制各路日军；一分区二十五团一部为二梯队。

7时许，游击第三支队一部节节抗击向银坊方向进犯之日军500余人，诱其进入峡谷，一团一部迅速迂回至峡谷北口切断日军退路，马振海所在的三团一部封锁峡谷南口，其余预伏部队突然从东西两面勇猛夹击。经数小时激战，日军被歼过半，余部被包围于上下台、雁宿崖地区。

16时，八路军发起总攻，经激烈白刃战，至17时30分，全歼日军。与此同时，进犯水堡、走马驿之日军惧怕被歼，向涞源方向撤退。

“雁宿崖战斗的失败，使刚刚晋衔的阿部规秀如同迎面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晋察冀军区的指战员根据日军每遭歼灭必急于报复的特点，早已迅速打扫并撤出战场，并做好连续作战的准备，隐蔽待机。”张宝财说。

激战

“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1982年6月，时任衡水军分区副司令员的马振海接到了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开国中将陈正湘的一封信：“现有的一些历史材料，有的还不够准确……请你把黄土岭战斗的时间、地点、怎样发现的敌人，如何用望远镜观察，如何测距离，怎样把敌人打中都写清楚……”

1939年的黄土岭战斗中，陈正湘是晋察冀一分区一团团长，马振海则是一分区三团炮兵连连长，都亲身参加了那场载入军史战史的战斗。

这是那段时间里陈正湘写给马振海的第二封信。在上一封信中，陈正湘就提出了同样的问题：阿部规秀到底是哪个团打死的？

“父亲常说当年从定兴县一道参加八路的26个老乡，只有6个人活着看到了抗战胜利，只有两个人活到了新中国成立。所以在当时参战各单位对战史有争议的情况下，父亲回信只是说，黄土岭一仗打的是谁？打的是日本侵略者。是谁打的？是我们八路军——这，就够了。”马振海的女儿马芳为记者找出了当年陈正湘来信的原件。

没想到，这番淡泊名利的答复却受到了将军的批评：战史必须搞清楚，我们要对后人负责，对历史负责。“这个问题要搞清楚非有大量的确实可靠的材料才行。”

三十多年前两位职业军人这一番严肃认真的书信往来，把记者瞬间拉回了70多年前的黄土岭——

1939年11月4日，遭遇雁宿崖之败的阿部规秀亲率独立混成第2旅团所属各部约1500人（伪军除外），分乘90多辆卡车急驰涞源，进行报复性“扫荡”。

“上一次分兵3路吃了大亏，这一回，日军决定集中力量一路‘进剿’，要找我们的主力决战。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率领这支敌军的指挥官竟是赫赫有名的阿部规秀中将。”马振海回忆。

聂荣臻在获悉敌人行动后，指示杨成武统一指挥一分区一、三、二十五团，游击第三支队，三分区二团迎击日伪军，先以少数兵力把日伪军激怒，引诱其至黄土岭预设伏击圈后，将其包围歼灭。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得知这一情况后，也特意将120师特务团配属给杨成武临时指挥。

与八路军精心准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记者在文献中找到的另一封书信：

“……爸爸从今天起去南边战斗。回来的日子是十一月十三四日，虽然不是什么大战斗，但也将是一场相当的战斗。8时30分乘汽车向涞源城出发了!我们打仗的时候是最悠闲而且最有趣的，支那已经逐渐衰弱下去了，再使一把劲就会投降……”

这是后来八路军从缴获的日本《朝日新闻》上查到的阿部规秀临行前写给女儿的一封家书。

利用敌人的骄兵心理，杨成武决定先以小部兵力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敌人，把他们引向银坊，等其扑空再隐蔽起来，让敌人继续寻找，同时在银坊北面示以疑兵，等敌人进到黄土岭后，再利用有利地形集中兵力将其歼灭。

11月7日，日军主力被诱入黄土岭。下午3时，当其全部进入八路军伏击地域时，一团、二十五团迎头杀出，马振海所在的三团和三分区二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击过来，把日军团团围住。经过反复冲杀，敌人主力被迫聚集在黄土岭、上庄子附近东西走向峡谷的河滩中, 被压缩在上庄子附近一条长约1公里、宽仅百十米的沟里。

“我军占据有利地形，100余挺机关枪从各个山头一齐朝沟中射击，我们炮兵连也连续发射炮弹。而日军依仗兵力雄厚和优良火器，向我们猛冲，妄图从黄土岭突围逃回涞源。我们三团紧紧扼守西、南两面阵地。这时，120师特务团也赶到，从我们团的左侧加入战斗，日军伤亡惨重。”马振海说。

激烈的战斗中，陈正湘用望远镜看到黄土岭东侧有一个小院，小院附近有一些身穿黄呢大衣、腰挎指挥军刀的军官。他由此断定那是日军的指挥所，急忙把目标指示给当时配属一团的分区炮兵连连长杨九秤，杨九秤指挥迫击炮连发数弹……

如今，当年阿部规秀毙命的院子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2015年7月20日，黄土岭东两里的教场村（现属易县管辖），在阿部规秀被击毙的院子里，记者见到了当年的目击者，82岁的陈汉文。

“那些穿着黄大衣、挎着大洋刀的日本军官是从后面的山上过来的。到我们家后，把我们一家四代18口人赶在这条大炕上挤着。我那时年龄最小，只有6岁。”陈汉文说，当时几个日本军官正在屋子里研究作战，中间放着个桌子，一个“看起来官儿最大”的日本军官坐在正面朝向门口的地方，门开着。

突然，一颗炮弹在门口几米外的院子里炸响后，这个日本军官就捂着肚子倒了下去，院子里的那条狼狗也被炸裂了肚子。后来知道，那名日本军官就是阿部规秀——一发迫击炮弹在他身边爆炸，弹片击中其左腹和两腿等处。

“巧的是，虽然炮火连天，却没有一块弹片飞到小屋子里来，我们家人无一负伤，八路军的炮真神!”陈汉文说。

“当时参战部队很多，很多部队都认为是自己打死了阿部规秀，但实际上，只有一团和我们三团有炮兵，所以只有我们存在击毙阿部规秀的可能。而我们的炮兵连在小院的侧面，一团的炮兵连在小院正面，因此我给陈正湘回信，认为从着弹情况看，是一团炮兵连的炮弹击中了阿部规秀的可能性大。”马振海说。

战略

独立自主的游击战

“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是八路军敌后作战的典型代表。这组战斗的胜利绝非偶然，而是正确运用了游击战战术的结果。”中国军事科学院原军史所抗战组组长岳思平如此评价。

“首先，此次战斗中，晋察冀军区抓住敌大败之后必有报复的特点规律，提前进行计划和部署，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其次是利用了敌指挥员阿部规秀自大冒进的特点，实施诱敌战术，运用少量兵力，把敌诱入我方的包围圈，形成了有利态势。”岳思平说，这些都是毛泽东在抗战开始后提出的“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具体应用和实践。

“事实上，坚持敌后游击战争这一战略是在反复争论和质疑中，才慢慢形成、发展、完善的。”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告诉记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新形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7年8月下旬召开了洛川会议，正式确定了八路军要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方针。

“洛川会议之前，我父亲就抗日战争军事问题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建议‘我军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时机的运动战，尽量避免和日军阵地战’。毛主席对这封信的观点十分赞同，并责成父亲在会上说服持不同观点的与会同志接受这一观点。父亲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从而形成了洛川会议的决议。”刘蒙说。

“洛川会议提出的这一战略方针是符合八路军当时实际情况的。当时，八路军总数只有4万多人，如果和日军在正面战场进行大规模的阵地战，不但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反而很快会被消灭。”岳思平分析。

谈及抗战初期八路军装备情况，岳思平用了捉襟见肘来形容：“重武器基本没有，轻武器的小部分来自改编初期国民政府配发，大部分则靠缴获。比枪支更缺的是弹药，步兵一人只发3枚子弹。”

马振海记得，打黄土岭战斗时，“全团只有四门老式迫击炮，全在我们连里。”

如此劣势装备下挺进敌后，正如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指出的那样：“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

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八路军各部队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开始了军事战略的重大转变。

“父亲早在红军时期就十分注重游击战的军事理论研究，事实上，现代汉语中‘游击战’这个名称，就是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组织编译红军条令条例时，由西语中所谓的‘黑猩猩战’，参考《史记》中对李广‘善游击’的记述，意译而来的。”刘蒙告诉记者。

“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129师响堂铺伏击战和香城固伏击战、120师齐会歼灭战和陈庄歼灭战……八路军运用游击战战略，仅在河北地区，就打了多场漂亮仗。而日军在华北战场多次针对八路军的围攻扫荡，其投入兵力并不少于正面战场的大会战。”岳思平说。

由于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八路军在华北地区抗击和牵制了日军13.5个师团约30万人的兵力，焦头烂额的日寇也终于认识到，他们已经陷入了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正如1939年3月日军第110师团师团长桑木供说的那样：“现在共产党的赤化阴谋扩张，与游击战和思想经济各方面巧妙地组织强化情形下，它能获得民众的拥护，基础已相当根深蒂固，因此肃清共匪是非常艰苦困难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