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故事）抗战中的传奇四姐妹
来源：李涵说历史   2016-12-24 16:19:39

在中华民族的八年全面抗战史上，有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更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无名英雄。今天我们要讲的“李氏四姐妹” ——李剑鸣、李佩卿、李玉芝和李玉林，就是这样的无名英雄。作为中国早期进步知识女性的代表，他们积极投身到抗战的烽火中，用青春年华，谱写了一首铿锵玫瑰之歌。

那么，四姐妹在抗战中经历了怎样的传奇故事？他们之中谁最先投身革命？三个姐姐是如何从管理仓库的小战士成长为医术精湛的女军医的？白求恩医生给过大姐、二姐怎样的指导？三姐李玉芝用歌声征服了哪位开国上将？二姐的战斗生涯为何经常与狼共舞？大姐为了锻炼年幼的小妹，带着她经历了怎样残酷的考验？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抗战中的传奇四姐妹。

李氏姐妹出生在塞外重镇张家口南部的蔚县。父母从小就像培养男孩子一样教育前三个女孩。他们的父亲非常开明，借到《岳飞传》让她们看，经常教育她们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以后报效国家。母亲也从不让她们裹小脚。李家虽然贫寒，但节衣缩食也要供孩子们上学，姐妹三人全部毕业于县里的最高学府——西合营师范。

西合营师范是中共早期共产党员张苏创办的，是蔚县早期革命的摇篮。学校经常在学生中传播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学生与反动势力做斗争。从1929年冬到1936年，一共掀起了五次轰动一时、具有革命意义的学潮，震慑了反动势力。

1932年夏，为了锻炼和培养学生们，张苏通过与北京党组织联系，由校长赵文甫带着二十多名骨干到北京观光，李剑鸣和李佩卿姐妹俩便在其中。在北京，她们接受反帝同盟的任务，与北京妇联地下活动的同志秘密接触，了解国际、国内形势并带回宣传材料。俩人省吃俭用，把父亲给的60块银元几乎全部买了进步书籍，准备在同学中传阅。师范毕业后，李剑鸣和李佩卿在县城任小学教师。同时她们继续与同学们保持联系，召开秘密会议，参加与反动势力做斗争的活动。

而三妹李玉芝1934年小学毕业后，也考取了西合营师范。在两个姐姐的直接影响下，她既是进步青年的典型代表，又是学校的活跃分子。这一年，二姐李佩卿在10月由张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蔚县第一位女党员。

左起为二姐李佩卿、四妹李玉林、大姐李剑鸣

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三姐妹与进步同学在街头贴宣传标语，登台演讲，积极宣传抗日。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115师独立团在团长杨成武的带领下，从北口峪和石门峪进入蔚县，在10月26日晚收复了蔚县县城。古老的小城人民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子弟兵，三姐妹像盼来了救星一样兴奋。当身穿灰色军装、头戴朱德帽的八路军队伍步伐雄壮地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她们欣喜若狂、万分激动。随后蔚县召开了2000多人的动员大会，选举并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和抗日政府，二姐李佩卿被选为抗日救国会的委员。三姐妹在父母的大力支持下，很快就找到115师独立团地方工作团报名，全部参军入伍，投入到抗日的队伍。此时，李家四妹才6岁。

当时的蔚县，抗日热情高涨，参军人数多，但一家三人参军而且又是女子，仅此一家。随后，李剑鸣和李玉芝都加入了党组织。

参军后，李家姐妹的第一项工作是管理仓库、开仓济贫。蔚县大北仓的粮库打开了，要把储备的谷子辗成小米，分配给饥寒交迫的贫苦人民。同时她们积极动员青壮年参军，发动妇女做军衣军鞋。

对日作战的形势风云变幻，日军在局部战场受挫后，重新调整了布置，调遣重兵向刚刚建立起来的晋察冀根据地大举进攻，其中有三千多名日军，分东、北两路向蔚县入侵。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八路军分两路撤离蔚县，向太行山转移。三姐妹也随部队从蔚县东南的松枝口峪走过大南山，经过西南山，在雪地里急行七天七夜，与八路军115师主力部队会师。在山西省灵丘县上寨，蔚县参军的人员组建了地方工作团，三姐妹都是工作团成员，由工作团团长方国华指导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工作团成员分头到敌人战区的上寨、下关、冉庄、北城等各个地方，走村入户，上门宣传抗日。李氏三姐妹的事迹在灵丘广为人知，在她们的影响下，许多妇女先后参军。

在灵丘县下关镇期间，李玉芝与115师独立团政委邓华结成了革命夫妻。独立团在蔚县时，张苏为邓华介绍过开朗活泼爱唱歌的李玉芝，过后还专门给邓华写信说明李玉芝的家庭情况。独立团团长杨成武也积极张罗邓华的婚姻大事。在军民联欢会上，李玉芝饱含深情地演唱《松花江上》，打动了坐在台下前排的邓华。

杨成武神速地为二人布置好了洞房，在下关镇一个普通小院，借老乡家暂时空着的仓库当洞房，拆下两块门板就是新床。就这样，在农历冬月二十二，李玉芝与邓华举行了别具特色的婚礼。

1938年2、3月间，李剑鸣有机会随工作组到了蔚县一带。走到离家很近的时候，特别想回家看看父母。但在回家的路上她遇到老乡，得知蔚县再度沦陷，日伪军的势力极其猖獗，说话间，她看到日寇的骑兵突然出兵，向她们的住所一带包围，情况十分紧急。她不得不放弃回家，与其他同志分头向九宫口峪附近的山村靠拢，返回到涞源、阜平一带。

同一时间，邓华受命成立平西支队，李玉芝跟随邓华到平西开辟根据地。此时，她已是司令部的译电员，电文译得又快又准。1938年6月初，由邓华和宋时轮率领的八路军第四纵队，从平西经平北进军冀东，李玉芝跟随部队东进。他们走后，大姐李剑鸣随工作组到了平西。

参加冀东暴动后，李玉芝所在的部队在11月返回平西的途中，被敌人围追堵截冲散了，李玉芝独自一人躲在隐蔽处，包扎好受伤的手。突然，走来了两人，仔细一听是熟人的声音，原来是两个战友。两人看到玉芝肿胀的手，忙说道“快把萝卜给我们吃！”原来他们都快饿晕了，误认为李玉芝肿胀的手是萝卜。部队到达平西根据地后，见到妻子的邓华感到十分内疚。看着妻子受伤的手，他小声地说着：“连自己的老婆都给丢了，我这个司令员真该打喽。”

邓华

1939年初，地方工作团完成任务，人员分流时可以选择去文工团、电台，也可学医。李剑鸣和李佩卿姐妹俩商量好，去学医！于是，她们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调剂训练班，并得到白求恩的亲自教授。在疟疾和痢疾大流行而药品极少的秋季，他们按照白求恩告诉的办法，用雷夫诺尔液给痢疾病人灌肠，用一种老办法治疟疾。这期间，晋察冀军区正在筹建卫生学校，李佩卿被第一批选送到学校。

在残酷的反“扫荡”战斗中，学校边建设，边战斗，边教学。几经周折后，于1939年9月18日在唐县牛眼沟村举行了开学典礼。结合战争的需要，学校按照学员文化程度高低，依次分为军医班，调剂班，护理班。李佩卿则在军医班。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不幸逝世后，军区卫生学校更名为白求恩学校。1940年春季招生时，李玉芝带着部队的介绍信踏入了该校。1940年秋季，大姐李剑鸣得到推荐，也成为军医班的学员。抗战三年来，三姐妹首次团聚。学校里的条件艰苦，学员们没有笔，就用树棍在地上写；没有黑板就在墙上涂上锅底灰。晚上自习，没有更多的灯油，大家就围坐在一块讨论。星期天要劳动，到一、二十公里外的山上背柴、背米，帮老乡扫院子、挑水、种地。在反“扫荡”最残酷的阶段，学校经常在游击状态下学习，最长时有四、五个月。学员们就背着行李、粮食、武器和教学用品行军。无论走到森林或者山洼地，黑板往树上一挂，背包当桌子，席地而坐，就开始上课。

1941年夏天，一位带着相机的老干部到白求恩学校看病，三姐妹终于有机会拍了一张合影。因为无法通信不能寄给父母，直到她们都毕业后，李剑鸣才找到可靠的人将照片捎回老家。然而，当母亲看到照片时却伤心地痛哭起来。“闺女的胳膊没有了？肯定是日本鬼子给绑起来了”。原来，因为三人紧凑的站在一起，加上照片的角度问题，三姐妹的胳膊几乎都有一条看不到。但任凭别人反复解释，母亲还是哭了又哭。两年后，因长期积郁成疾，母亲不幸病故，带走了对女儿们的无限牵挂。

而三姐妹的父亲也有着不幸的遭遇。他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为南山的八路军、游击队运枪支、送物资，后来由于汉奸告密而被捕入狱，受尽日伪军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而父母的这些不幸，远在抗日战场上的三姐妹却完全不知情。

　　左起 大姐李剑鸣、三妹李玉芝、二姐李佩卿 1941年6月摄于河北省唐县白求恩学校

三姐妹同在白求恩学校期间，艰苦又紧张，但也充实而愉快。刚拍完合影，李佩卿所在的班级提前毕业，她告别了姐姐和妹妹，到了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卫生部第二休养所，投入到救治伤病员的工作。

1941年8月下旬，敌人对边区的秋季大扫荡，采取所谓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大部分伤病员转移到敌人的包围圈外。李佩卿和小部分工作人员带着60多名重病号分散隐蔽在几条小山沟中，有的住在山洞里。山里狼多，常有老乡被咬伤送到卫生所。有一次看护员挑着饭上山被一只狼跟着，看护员手里摇晃着一根火绳，那狼走走停停，一直跟到山洞看到洞里的灯光才走了。李佩卿每天到各条山沟里巡查两次，没有多少药，但病人见到医生总有些心理安慰。所以，李佩卿再累、再怕，也要去看望伤病员。走在山沟里，她常听到背后有声音，总感觉有狼尾随在后，她提心吊胆地时刻准备着与狼搏斗。

反扫荡两个多月，大家一直在沟里住。新的伤病员一送到，李佩卿就第一时间赶到，及时救治。药品断了来源，李佩卿就找机会在山上采中草药。还有一次敌人搜山，李佩卿刚掩护好伤员，就听到敌人喊着：“出来吧，看见你了！”李佩卿在一块山石后面屏住呼吸一动也不敢动，她想着每个伤员住的地方，眼睛注视着前方的情况。突然，他看到沟底下走来一队人，有两位看护员双手被敌人用绷带捆着，身上还背着医药包。还有几位分区特派员和战士也被敌人抓到了，李佩卿仔细辨认，没有发现伤员。过后才知道，分区医院院长、政委和四个警卫班的战士以及炊事员都牺牲了。敌人的这次行动，给部队造成了很大损失。

1944年，李佩卿被评为军区模范工作者，与老领导方国华结成了红色伉俪。对于二姐李佩卿，这真是喜上加喜。3月，邓华奉命率领机动旅开赴陕甘宁边区，已经怀孕的李玉芝跟随西行。经过两三个月的行军，冲破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最终到达延安。10月，李玉芝生下了长女。

前左起为三妹李玉芝、范景阳，后右起为李玉芝丈夫邓华、刘道生、聂鹤亭、易耀彩、吴先恩

三姐妹自从参军后，除了在白求恩卫生学校短暂的相聚外，一直没有在一起的机会，她们都挂念父母和家中的弟弟妹妹，却无法通信，更不能探亲。母亲不幸病故后好久，李剑鸣才知道了这个噩耗。悲痛过后，她便托战友将比自己小18岁，当时只有11岁的四妹李玉林接到了部队，留在自己身边，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尽心呵护。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天真活泼的小妹妹也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洗绷带、整理医疗用品、看护伤病员等，反扫荡时她同样要跟着部队行军，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抗日小兵。发的军装裤子太长就卷起来，鞋子太大，无法走路，大姐就把她的鞋子后面缝起来一块，小妹看到后天真地说：“给鞋子缝了个大鼻子。”

每次战斗都会有许多战士牺牲或负伤。战斗结束清理战场时，医护人员便及时上山进行救治，同时把伤员运回医院。山里野狼多，为了保护重伤员和牺牲烈士的遗体，医护人员也要日夜巡逻。为了锻炼小妹的胆量，大姐上山时都带着小妹，让她感受战争的残酷。对于这个本该享受欢乐童年的小女孩，这无疑是异常残忍的。然而，这位白衣小战士却毫不胆怯，每次都勇敢机智地完成了任务。

有一次，在军区医院门口值勤的卫兵，看到老远处有一个影子在移动，并向医院缓慢地靠近。卫兵谨慎地往前迎，走到近处，看到的却是一位小女兵背着一个重伤员艰难地前行。只见那个女兵弓着腰几乎要趴在地上，很吃力地挪动着步子。卫兵赶忙上前帮忙，一看伤员，已经去世了。此时的小妹李玉林，只有13岁，但她俨然已成为坚强无畏的八路军女战士。

由于四妹年龄小，工作一段时间后大姐就将她送到子弟学校进行文化课学习，后来跟随二姐参加解放太原的战斗，之后转业到了石家庄。

1945年，日本投降的前夜，姐妹们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和岗位，为抗日救国继续贡献着她们的力量。

大姐李剑鸣调到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在卫生所任所长。说是所长，其实所里只有她一人。一间空荡荡的土房，土炕没有席子，一条随身的军被，冷了连火也没有。从看病、拿药、送药、换药、注射、洗纱布、洗绷带等工作，全部一个人包办。

但有盼头的日子再苦也会坚持！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日本终于投降了！二姐李佩卿所在的部队向绥远一带进军，听说部队要到蔚县，李佩卿异常激动。八年了，三姐妹思念远方的父母和弟弟妹妹，却无法与老家联系。

李佩卿急匆匆赶回家，父女相见，抱头痛哭，苍老父亲虚弱的连站立也困难。父亲说：“那几年真是提着脑袋过日子，实在难熬啊！”三姐妹参军走后，常常有人上门打探三个女儿的事，还有人上门敲诈。父亲就编各种理由推托来人，也经常送礼送钱换人情。1944年由于汉奸告密，以私通八路为罪，父亲被抓入狱，遭受酷刑的百般折磨，生命危在旦夕。商会通过多方疏通，才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回了家。

1945年9至10月，中央军委派干部向东北开进，邓华受命经山海关到沈阳，而正怀着身孕，抱着一岁女儿的李玉芝也跟随其他家属一起，辗转向东北行进。就这样，四姐妹又再次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解放战争的炮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