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砚秋(资料图)
“四爷。”梨园公会的人怯生生望着程砚秋,恭恭敬敬地说,“这次演义务戏,想请您……”
“给日本人唱义务戏?我不唱!”程砚秋义正辞严。
梨园公会的人为难了:“四爷,我们梨园公会是为大家办事的,日本人不好惹,像您这样在戏曲界有地位的人不参加义演,恐怕对北平京剧界不利。”
“日本人打了我们,还要为敌人庆祝胜利,为他们募捐飞机,用咱们自己的钱买飞机让他们再来打咱们,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除非是死心塌地的卖国贼!”程砚秋非常气愤,“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让大家受牵连,给日本人唱义务戏的事,我程某人宁死枪下,也决不从命!请转告日本人,甭找梨园同业们的麻烦,我自己有什么罪过让他们直接找我说话就是。”
这段对话发生在1937年的北京(时名北平,以下皆作“北平”),程砚秋的家中。此时,北平已沦陷在日寇铁蹄之下,本来是为资助穷苦同行和赈济社会灾民的梨园行由来已久的义务戏也被日本人利用,一来为粉饰太平,二来为筹款支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
程砚秋拒绝为日本人唱戏,跟日寇的仇怨算是结下了。程砚秋堂堂正正做人,不仅不给日本人演义务戏,更不去伪满洲国,不跟伪政权合作,演出也不留“官座”(“官座”即给伪政权的“政要”及其鹰犬预留的免费座位)。程砚秋的气节让中国人骄傲,让日本人恼羞成怒,打压和迫害也就接踵而来。
1941年,程砚秋率秋声社到上海、天津演出后,让剧团的人先回北平,自己在天津看望朋友,晚几天独自回来。
火车驶进前门火车站,程砚秋还没走出车站,就被两个伪警围住了,他们以检查为由,把程砚秋带到站台北侧的一间僻静的小屋中,屋里已经埋伏着3个人。程砚秋知道不妙,背靠着屋内的一根立柱,以防敌人从身后偷袭。程砚秋太极拳功夫了得,几个伪警被打得狼狈不堪,但是对方毕竟人多,以一胜多难免力不从心。虽然程砚秋跳出屋外得以脱险,但是一只耳朵还是被打伤了,手表也被抢了去。等到“跟包”把托运的行李、戏箱拉回来,程砚秋发现很多戏箱被刺刀划破,连堂鼓也被挑破了。
这件事很快便传开了。当时,前门火车站的伪警、搬运工勾结地痞流氓狼狈为奸、欺诈旅客的事时有发生,京剧界的金少山、荀慧生等都被他们寻过晦气,然而只身斗歹徒的唯有程砚秋。花脸侯喜瑞说:“还是我们四弟有种,好样的,替咱们出了口气。”
然而日本人也不会善罢甘休,此后,总是有人找程砚秋的麻烦,还有自称宪兵队的人来找程砚秋要《春闺梦》的剧本,程砚秋猜测是某坤角儿要给日本人演这出戏。《春闺梦》是程砚秋呕心沥血的作品, “吾编此剧,自知为哀怨之声,惟颇愿从此国家日趋升平,使此剧辍响,则吾愿遂矣”。希望针砭时弊之作与时弊一同消失,这是何等的境界与胸怀,程砚秋怎可能同意把这出谴责战争、祈祷和平的戏让人拿去给侵略者粉饰太平?程砚秋严词拒绝,与日寇的矛盾自然也日益严重。
程砚秋感到,粉墨生涯恐怕要结束了。这对程砚秋来说是痛苦的,然而也是决绝的。一个演员身陷如此境地,程砚秋所能做的只有誓死不合作,以此保持一名艺术家、一个中国人的气节。
为了避免跟日本人纠缠,程砚秋来到一家德国医院内科门诊,找到主治医生德国人义克德和任翻译的杨学涛大夫。程砚秋说:“我现在这样胖,哪还能上舞台表演呢?”杨学涛立刻明白了程砚秋的意思——他不是真的看病,而是不愿与日本人为伍,希望托病脱离舞台。因而,检查过后,杨学涛在诊断书上写下:“程砚秋经本院内科检查,体胖行动不便,不宜去舞台献艺,应休息。”
一周后,程砚秋到医院致谢,送给杨学涛一幅亲笔题诗的扇面,诗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独占芳菲当夏景,不将颜色托春风。”
程砚秋在颐和园西北的青龙桥一带买下一个小四合院,开始了归隐务农的生活。乡村景致颇美,程砚秋时常感慨:“人生即是演戏,社会即是舞台,人人都是演员,这是多么美的天然布景啊!”隐居山林,然而程砚秋心里怎么能不念着他倾注了几乎全部心血的舞台啊!
程砚秋务农期间也坚持天天练功、吊嗓,此外便是读书、写字、画画,并写信指导他远在重庆的弟子赵荣琛。然而安稳的日子也不好过,日本宪兵队派人监视程砚秋,时常借拜访之名行骚扰之事。程砚秋在北平城里西四报子胡同的家也遭到日本宪兵队的劫掠。在这段时间程砚秋的日记中,随处可见一位爱国艺术家的苦闷、无奈。“半语能传家国恨,两眉深锁庙堂忧。”程派弟子刘迎秋对程砚秋的评价可谓道尽心事。
程砚秋曾在离青龙桥不远的宝藏寺远望北平城,写下这样的诗句:“凭栏远瞩气萧森,故(一作“救”)国精华何处寻?桑田沧海惊多变,指日挥戈望太平。”幸好,他所渴望的抗日胜利,不久便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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