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宝级藏书如何从上海逃到美国
来源：看历史   2017-02-28 10:47:32

　　文/泓景

　　神秘出关的货物

　　1941年2月12日，上海初雪。一夜北风后，市民们没有赏雪的心情，而是急匆匆行走在大街上。细雪掩盖下，路上偶尔会看到一两具被冻死的人的尸体。

　　一支穿着深色马甲的青壮男子，正开着货车沿途收殓这些马路尸体。他们后背的衣服上，无一例外印着“普善山庄”和十字标志。

　　普善山庄由一群沪商开办，他们用募集到的善款，专门收殓这些遗体并进行火化、掩埋。根据记载，光是从2月1日到12日，该组织就收掩露尸1494具。

　　作为中国当年最现代化的大都市，沦陷3年之久的上海，其窘迫和混乱已然层出不穷：这一年，日军抢劫上海造币厂，日伪宪兵武装冲击沪上各大银行，公共租界内疫病流行夺走上千人性命……形势越加恶化。因为米价飞涨，已发生了饥民抢米事件。

　　唯有外滩13号，那座矗立在黄浦江畔、拥有典型希腊多立安柱门廊风格的江海关处，仍旧事务繁忙。

　　尽管日军在这座城市内为所欲为，但彼时江海关名义上仍由中国工作人员值守。其海关监督，是由1938年4月28日南京汪伪政府任命的李建南担任。

　　海关的税款保管和支付问题实际上早就由日本暗地里敲定下来：1938年2月，日本和英国曾撇开中国，私下签订《中国海关协定》。而在李建南担任海关监督的当天，国民党政府总税务司署就正式确定这一天为“江海关沦陷日”。

　　戏剧的是，就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从1941年的10月起，几乎每过一段时间，总有一批书箱送到戒备森严的江海关来。根据发票显示，这是由中国某个书报社代美国国会图书馆购买的一批新书，包括四部丛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新书。

　　外人所不知的是，实际上这是一些假发票。而这些箱子过关时无一开启，也无人想去探究里面究竟装的是些什么。

　　每当这批书箱送来时，值班的总是一名张姓工作人员。报关时，他往往扫一眼发单便知端倪，匆匆盖章签字便给予放行。

　　整个海关，这名张先生是为数不多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宝贝的人。它们的名头说出来，也足以让任何人大吃一惊：它们是中国最重要的一批古籍、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的宋朝及之后的早期善本!

　　这批国宝级书籍可谓命运多舛，之前为躲避战火，从北京悄悄运抵上海租界内四散保存。此番出关，乃是打算运去美国保存。可以说，张先生每盖一枚鲜章，他就让中国的文脉多了几分延续的可能。

　　这些古籍的珍贵度超出想象

　　在熙来攘往的江海关处，人群中总是有一双眼睛，紧张而又仔细地盯着这一切。他就是负责监督运送这批美国“新书”订单的钱存训——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处长。

　　31岁的钱存训隐藏了自己的身份，他让自己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书商”。只有当这些书箱安然出关、上船装运出口时，他才能长吁一口气。

　　这批善本的由来，钱存训是再也清楚不过了。它们上承清内阁大库旧藏，又广纳清末民国学人潜心搜罗的善本，其中宋刻元刊、秘抄精校荟萃，珍贵稿本、名家批校题跋本云集，其中世间仅存400余册的《永乐大典》就有60册之多。

　　在不少史学家看来，这批古籍也是宋、金、元、明四朝一脉相承的国家书藏。中国宋朝继五代之后，藏书其实并不很多，只是后来因收后蜀及南唐两国的储积，并且因北宋的承平及尚文，乃至崇文院三馆所藏，竟超越汉唐。

　　明代文渊阁藏书汇集了宋、金、元所储书籍的精华。明亡之后，文渊阁所藏，归入内阁大库，因为清代另建文渊阁，储藏四库全书，内阁大库藏书于清末拨归学部所创设的京师图书馆，北京政府于北伐前改为国立京师图书馆。1929年，国民政府将其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将北京图书馆并入。

　　自从1931年东北沦陷以后，政府已知华北不保，于是在1934年决定将都城南迁，国宝一并转移，除故宫古物外，北平图书馆的藏书也是其中一部分。

　　根据统计，当时送往上海的部分，除善本书籍约5000余种，6万余册外，尚有敦煌写经9000余卷，金石碑帖数百件(如汉熹平石经残石、周鼎、楚器、铜镜、古钱，及梁启超家属寄存碑帖等)，均存放在公共租界仓库，另有全份西文科学及东方学刊三四百种，约1万余册，则寄存法租界亚尔培路中国科学社。

　　另有一部分送存南京地质调查所新建所址，其中除西文参考书，外国官书，全份西文及日文工程期刊四五千册外，尚有旧藏内阁大库舆图及各省舆图七八千幅。为掩人耳目，对外统称为“工程参考图书馆”。

　　钱存训早前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南京分馆(南京工程参考部)馆长。1938年春，他奉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的命令，调任“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专司保护这批藏书。

　　为了安全起见，钱存训把存在公共租界仓库内的中文善本，迁移到法租界内的震旦大学，因为当时日本与法国维希政府保持邦交，所以法国人在上海的产业，未受日军没收。后来又化整为零，从震旦大学迁入租用的民房，分散掩藏，避免引起注意。

　　惊险到达美国

　　日军原本没有进犯租界，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上海设立盟国侨民集中营，关押英、美等国侨民。

　　成天与这批藏书相伴的护宝者们，精神高度紧张。租界内的情况自1941年起每况愈下，大家都深恐一旦日军占领租界，存书又将不保。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未雨绸缪，想了个办法：不如将存沪的善本再度迁徙，运送到美国保管。他将这项任务委托给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

　　1941年1月18日，胡适带着任务去美国国会图书馆拜会馆长麦克利什。胡适答应，这些书运来后，允许国会图书馆全部摄影，只不过请他一并摄影三份，一份由国会图书馆保留，另两份将来和平时，跟这些书运回一并交还中国。麦克利什同意了。

　　得到胡适回信的袁同礼迅速从这批藏书的拣出部分精华准备送美：计102箱，共2954种、20970册宋元明早期善本专藏，其中包括宋版150种、元版100多种、明版及清版2000多种，另有300多卷明朝皇帝的起居注。

　　但如何由上海安全送出去，却成为一个难题。最初他们准备通过海关，交商船运送，并嘱访海关监督丁桂堂帮忙。但私下接触丁某，丁却觉得风险太大，不敢担责任。

　　后又打算由美国派遣军舰到沪接运，但这么多而笨重的书箱无法骗过日军特务耳目，也无法通过外滩到达军舰。

　　到1941年10月，钱存训仍然束手无策。偶然间，钱存训的妻子许文锦的同学张女士到寓所来访，闲谈中得知她有一位哥哥在海关任外勤。钱存训通过张女士的介绍认识其兄，问他有无办法相助，结果他一口答应帮忙。

　　张先生说，当他值班时，可把书箱送到海关，由他担任检查。如保守秘密，当不会引起日本特务注意。于是这102箱书便化整为零，分成10批交商船运送，每批约10箱。而钱存训以一个书商的身份，为这批书制造了假发票。

　　这样从10月开始，每隔几天，当张先生值班时，便送一批去海关报关。前后经过2个月的时间，最后一批便于1941年12月5日由上海驶美的“哈里逊总统号”装运出口。

　　至今仍在漂泊

　　古籍出海2天后，即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了珍珠港，并且全面进驻租界。让所有人如释重负的是，藏书早已运送出海，大家也打了一场漂亮的“古籍保卫战”。

　　岂料不久，报纸上刊发了一则新闻，“哈里逊总统”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被日军所俘。袁同礼、钱存训等人感觉如晴天霹雳，他们做了最坏打算，这最后一批善本恐怕已被日军掠劫。

　　没想到，在次年的6月初，上海各报刊登了一则由里斯本转发的海通社电报，说美国国会图书馆在纽约宣布，由北平图书馆送出的善本书籍102箱已全部到达华盛顿。

　　这则消息，让不少参与此事的人感到无比欣喜。至于最后一批书如何顺利到达美国，至今仍是一个谜。

　　上世纪60年代，这些古籍被运抵中国台湾，目前它们被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至今，这批善本与国家图书馆分离已达70余年。为了让这些书籍回到北京，回到国家图书馆，钱存训曾做过多年努力，但至今尚未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