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之王戴笠，如何经营一场五年之久的跨国异地恋？
来源：谌旭彬 短史记   2017-03-03 09:46:31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Jr.）的名作《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是研究军统局领袖戴笠的经典学术著作。但因魏当年所掌握的中文材料，多系原军统人员的口述资料，故该书有些论断，在《戴公遗墨》等档案开放后，已明显站不住脚。比如，魏斐德在谈到戴笠的个人情感生活时，如此写道：

“1940年戴笠引诱他的英文秘书余淑衡，虽然这个年轻的湖南女人已经与军统的一个重要特务订了婚。戴笠说要跟余结婚，但两年后他迷恋上了影星胡蝶，马上用送她去美国学习的方式把已经怀孕的余淑衡抛弃了。”①

这段描述里，戴笠与余叔恒之间存在一段爱情，是确切的；但说戴笠“迷恋上了影星胡蝶后”，就用“送她去美国学习的方式把已经怀孕的余淑衡抛弃了”，则与史实不符，全然颠倒（至于“余淑衡”这个错误的名字，可能是魏斐德的错误，也可能是译者的错误）。

戴、余感情，在军统局内并非秘密

戴笠与余叔恒之间的感情，在军统局内部并非秘密。许多军统局成员提到过戴曾有意要与余叔恒结婚。如唐生明称：戴笠的化名“余龙”的来历，“是为了讨好他那个新的情妇余素恒，暗中寓意是余家乘龙快婿”。黄康永称：戴笠曾“表示要同她（余素恒）结婚”。王方南称：“戴笠有个女秘书叫余素恒，原是军统外事训练班的学员，戴有意娶她为妻。”沈醉称：“戴笠很会讨女人的欢喜，当他和女秘书余素恒打得火热时，便连自己的化名也改了姓余，名龙，以暗示他是余家的乘龙快婿。”②

一句题外话：上述原军统局成员都将“余叔恒”误写成了“余素恒”。沈醉最先写错，其他人可能是跟风写错。

图：华北乡村，戴笠(左)同随员乘坐马车

以身作则，戴安排余赴美留学

台湾“国史馆”所藏“戴笠史料”中，藏有近30份“余叔恒”相关档案（仅系笔者查询所得，可能不止此数）。根据这些档案，可以确认一件事情：戴笠没有抛弃过余叔恒。

余叔恒生于1918年，小戴笠21岁（戴1897年生人）。余、戴二人何时发生感情，尚无材料可以说明。1940年5月15日，丁文安报告“不识刘阿丽女士”；次日，戴笠批示“可由叔恒同志向李铁铮先生查询”③，可见此时余叔恒已参与军统局的具体工作。

余曾在缅甸仰光为军统工作过一段时间。1941年3月1月，军统缅甸组组长曾图南向戴笠报告，“叔恒决在灰日前飞港”，请求派人前来接替余的工作。戴笠指示：

“余叔恒调离仰光后，该处即须选派一长英文而能译电且有能力者前往接替。为非常时期便于立足计，以行商名义前往为妥。希即照办。因余同志即须离仰，因其护照关系，不能再留也。余离仰光，该处内勤急须干员接之。”④

余叔恒被调离仰光，是因为戴笠已决定让她赴美留学。1941年5月间，戴笠曾多次拜托贝祖诒与杨光泩，请他们利用关系，在香港或马尼拉为余叔恒、李如桐（男，军统同批派往美国留学者，主修新闻，后成为有名的翻译家）二人购买船票。最后订购了该年6月19日由香港赴美的“泰来总统轮”。⑤6月中旬，戴笠自重庆飞往香港为余送行，却在机场被英国扣留了12个小时。⑥

余叔恒为何在1941年被戴笠送往美国留学？魏斐德的解释是：戴笠“迷恋上了影星胡蝶”，所以要把余支开。这种说法显然靠不住——众所周知，胡蝶1941年与丈夫潘友声居住在香港。

据笔者推断，这可能与1941年军统局在戴笠的主持下开始严厉整顿“家属问题”有关。据沈醉日记：

1941年5月5日，“在局本部纪念周中，老板（戴笠）特申述非常时期之责任与意义，并以严肃本身生活相劝勉。世瑞（赵炎五）及外训班史副主任（史泓），为了女人问题更被骂得一塌糊涂。”6月11日，“局本部巨头缉私总署副署长赵炎五，近被老板免去本兼各职，原因是为了要讨小老婆。”8月22日，“没有开会，原因是处长太太进了城，老板决心要疏散眷属。”9月1日，“重庆已半年多了。在老板疏散家眷的命令下，太太们都变成了阻碍团体工作发展的罪人，我要为此而鸣不平了！”

唐纵曾批评戴笠这种要求军统局成员与家属隔离的做法不近人情，戴笠则声称这种个人牺牲是抗战所必需。戴如此严厉要求下属，自然必须以身作则；余叔恒赴美留学，应该正是戴笠“以身作则”的结果。

有关余叔恒的电报，须戴笠亲译

抵美后，余叔恒进入卫斯理女校（Wellesley College）就读。戴笠委托密友、军统美国站站长、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副武官萧勃负责照顾余。1941年10月25日，戴笠发电报嘱托萧勃：“叔恒在美，望弟与钦妹多予照料。今后有关叔恒事，来电希加亲译两字。”⑦戴请萧勃在所有与余叔恒有关的电报上标注“亲译”二字，显然是为了保护二人的隐私。这是叶霞翟、李如桐等其他军统留美学生所没有的“待遇”。

1941年12月，宋子文之弟宋子安在美结婚。8日、17日，戴笠两次指示萧勃，“希弟代我与胡宗南先生送礼。应送何物希商叔恒。”“子安婚礼，希即商叔恒，以我与胡总司令名义购物相赠，价美金百余圆。”⑧在此等重要的人际交往中，余叔恒拥有可代表戴笠的身份，显见二人的感情关系仍然稳固。

图：戴笠档案。左：余极盼恒有书来也；右：望转告恒在美应埋头读书保重身体

余持有能与戴电报沟通的密码本

余叔恒赴美后，曾持有军统的电报密码本，可通过华盛顿萧勃处与戴笠作私人通信（据戴笠与萧勃的通信推测，这些信件可能不少，但是否保存下来及有无可能公开，则未可知）。此可证所谓“戴笠抛弃余叔恒”之说的荒谬。1941年12月26日，戴笠发电报给萧勃，询问余叔恒作为一名学生，持有萧给的密码本是否符合美方政策，其身体是否安好：

“如弟之电本交恒保管使用，电报仍由弟收发，华府与威斯理航邮如有检查，则难免被美政府发觉。恒系一学生，不能使用密本，恐有许多不便。又此间发弟两密本，是否均向美政府登记，盼复。如该密本交恒无顾虑，可照办。恒（余叔恒）、翟（叶霞翟）、桐（李如桐）现均已来华府否？何日回校去？恒之身体何如？均盼即复，并祝弟等快乐。”⑨

按戴笠的说法，萧勃手里有两个在美政府登记的密码本。萧回复确有密码本交由余叔恒保管，但没有说明具体是哪一本。这关系到戴笠与余叔恒的电报通信使用何种密码，故12月30日，戴笠再次发电报询问，并关心余叔恒身体健康与否，何时来华盛顿何时回校：

“弟以何种密本由恒保管，来电未曾注明。……又电询恒近来身体如何，与前由仰支所发之信已否完全收到，并询其此次何日来华府，何日回校去，亦无电复，均甚念。李博高随黄秉衡今晨飞印度赴美，我有函物交带弟与恒，明日岁除，我甚念弟与恒等。祝你们快乐。”⑩

无余叔恒消息，常令戴笠心焦

异地恋最折磨人者，莫过于得不到对方的消息。戴笠虽能通过电报与身在华盛顿的萧勃随时互通消息，但余叔恒就读的卫斯理女校远在波士顿，所以仍不免出现长时间得不到余叔恒消息的情形。每值此时，心焦的戴笠就会给萧勃去电报，请他查询余叔恒的近况，以及为何没有她的消息。

如：1942年3月8日，戴致电萧勃：“恒尚无电来，切甚念，希以我之行动告恒为要。”4月7日，戴致电萧勃：“迭电迄未得复，致恒电亦无回音。弟之盲肠炎经割治后近状如何？至念。恒已否来华府，梅乐斯已否动身来华，我要恒代买白金时样手表一只，未悉有无寄出，均盼查明即复。”同日再电：“恒已来华府否，我前电要其代购白金时样手表一只寄来，未悉已否照办？”11月28日，戴致电萧勃：“余迭电叔恒，迄无答复。渠年假应否回华府，由弟与孟妹斟酌情形，与之商决可也。”12月19，戴致电萧勃：“恒已抵华府否，近状如何？”1943年1月10日，戴致电萧勃：“余极盼恒有书来也。恒之近况何如，甚念。”1945年1月19日，戴致电萧勃：“恒病如何，何以久无讯来。盼查复。”10月15日，戴致电萧勃，“叔恒近状如何，盼有复及。”（11）

图：驻美大使馆副武官萧勃（左）与戴笠（中）、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邓诺文（右）合影

戴笠常主动向余叔恒报告行踪

戴笠戎马倥偬，常年奔波于抗战各处战场，在重庆的时间不多，也经常不能按时接收和回复余叔恒的电报。所以，在戴笠给萧勃的电报中，有不少是在主动托萧向余报告自己的行踪。

如：1942年3月8日，戴致电萧勃：“希以我之行动告恒为要”。6月，戴致电萧勃，“巧电由渝转来，已悉。我于昨日自桂林来柳州，主持越南干训班学生毕业。准三日内赴息烽。……恒已赴夏令会否？甚念。……希将我之行动告知宋先生及恒。”10月6日，戴致电萧勃：“我于本日自渝飞来兰州，在此留五日，即赴西安。本月廿日左右定必赶回重庆，希转告叔恒。”11月13日，戴致电萧勃：“我于今日来成都，在此约有五天留，希转告恒。”（12）

重庆相熟同僚赴美，戴笠常托其携带书信（电报交流往往很短，不如书信能够抒情）及物品给余叔恒。有时，相熟同僚赴美而戴笠恰不在重庆，戴也会托萧勃向余叔恒解释。如1942年3月19日，戴致电萧勃：“此次霍亚民先生赴美，因我不在渝，致无函件托其带交恒与弟等，甚怅，望转告恒。”（13）

认余叔恒为知音；最关心其身体状况

戴笠与余叔恒大洋分隔。但戴似乎深信余是能理解自己志趣之人。1942年2月18日，戴致电萧勃坦陈心迹：

“余年来对各沦陷地区之工作，抱定不怕牺牲不惜金钱前赴后继再接再厉之主旨。故虽负债两千余万，天天向人借钱，我还是要维持工作，因吾人无工作表现即无团体即无同志与我也。此种政治环境弟当可想而知。恒亦能了解也。”（14）

虽然认为自己的志趣“恒亦能了解也”，但戴并不希望余叔恒留学期间仍涉入政治。一方面是戴觉得“叔恒年轻，有时（喜）好讲话”（15），另一方面也是担忧她的身体。

1942-1945年间，余的身体似乎一直欠佳。1942年，戴笠曾托刘瑞恒（哈佛医学博士，曾主持抗战卫生勤务工作）带“详函”给余叔恒，要她保重身体，远离现实政治：“刘瑞恒上周飞美，余曾有详函致弟与叔恒，望转告恒，在美应埋头读书，保重身体，与政府有关之人员不必来往。”同年3月，戴致电萧勃，拜托他们夫妇劝余叔恒要把珍重身体放在学业前面：“恒春假来华府，望弟与孟妹（刘希孟，萧勃之妻）务劝其珍重身体，读书次之。因其读书不必我担忧也。”1943年1月4日，戴致电萧勃，“希嘱恒进院详细检查身体，并以结果详告。”1945年1月19日，戴曾询问萧勃“恒病如何”。（16）

戴笠对余叔恒的真爱，延续至坠机身亡

“国史馆”所藏“戴公遗墨”全数为戴笠当年的亲笔文件，关于戴、余感情，其中并无来自余叔恒方面的材料。但上述材料已足以证明，魏斐德等人“戴笠引诱/强奸余叔恒后又抛弃余叔恒”的传统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戴笠对余叔恒确实有过一番真爱。这种真爱，并未因余赴美留学而告终，而是一直延续到戴笠去世——笔者所见最后一份与余叔恒相关的档案是1945年10月15日；1946年3月17日，戴笠坠机身亡。戴从未抛弃过余，后世关于戴的各种艳史，据笔者此前考证，尚无一例可以证实。（17）

余叔恒在卫斯理学院获得英语硕士学位后，又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此后长期在美国大学任教。其夫君陈鹤梅是著名的政治经济学者。1973年，何炳棣于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上谈论大陆问题，其立场与观点曾遭到余叔恒的批评。学术之外，余晚年还担任过“中美教育基金会”会长等职务。（18）1994年，余叔恒去世，享年76岁。（19）

图：余叔恒（Phoebe Chen，偏左侧坐地之东方面孔女性）在卫斯理女校（Wellesley College）宿舍与同学合影

注释

①（美）魏斐德/著、梁禾/译，《间谍王》，新星出版社，2013，P313-314。根据该书注释，魏斐德所依据的材料，是沈醉的《我所知道的戴笠》和余亦麒的《戴笠与胡蝶》。②唐生明，《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14卷第40辑》；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王方南，《我在军统十四年的亲历和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总107辑》；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群众出版社，1962，P124。③（台）“国史馆”藏戴笠史料，数位典藏号：144-010110-0004-031。④数位典藏号：144-010110-0004-075。⑤数位典藏号：144-010199-0003-087；144-010199-0003-088；144-010199-0003-089。⑥据沈醉日记，1941年6月17日，“饭后处长满脸笑容，返处大谈老板此次在港被扣12小时之情形，绘影绘声，处中高级干部都在洗耳恭听。……（老板）有三件事，是中国少有的。一、英大使飞港道歉；二、港督签发保障之证明书并允不检查登记，随时乘坐交通工具；三、派殖民地的警察负责长官三人来渝见老板请教（仰光、香港、新洲）。”赴港-被扣12小时-两国交涉-英使飞港道歉，算上这些环节，将戴笠赴港时间界定为6月中旬前半期比较合理。见《沈醉回忆作品全集第四卷》，P118-119。又：王方南《我在军统十四年的亲历和见闻》称：“余素恒在香港办好出国手续，戴笠特地从重庆乘飞机赶来香港为余素恒送行。他刚下飞机就被英方人员扣留。事情发生后，刘方雄即打电话给我，要我打听戴笠的下落，设法营救。”余赴美与戴笠赴港的时间高度契合，王方南之说应属可信（王将时间错记为1940年秋天）。⑦数位典藏号：144-010199-0003-097。⑧数位典藏号：144-010199-0003-095；144-010199-0003-094。⑨数位典藏号：144-010199-0003-092。括号内文字系笔者所注。⑩数位典藏号：144-010199-0003-084。（11）数位典藏号依次是：144-010105-0005-019；144-010199-0004-005；144-010101-0002-017；144-010199-0004-006；144-010199-0004-007；144-010101-0002-012；144-010199-0003-085；144-010105-0005-016。（12）数位典藏号依次是：144-010105-0005-019；144-010107-0003-017；144-010199-0004-002；144-010112-0005-002；（13）数位典藏号：144-010199-0004-002。（14）数位典藏号：144-010105-0005-012。（15）数位典藏号：144-010105-0005-010。（16）数位典藏号：144-010105-0005-009；144-010199-0004-004；144-010105-0005-014；144-010199-0003-085。（17）可参见笔者所撰系列文章：《“戴笠霸占电影皇后胡蝶”之说，是伪历史》、《沈醉为什么要说“戴笠霸占胡蝶”》、《胡宗南的妻子，没做过戴笠的情妇》等。（18）《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P160；彭歌，《自信与自知》，三民书局，1980，P22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