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发布“扣蒋”消息，急不可耐通电中共，中共内部产生分歧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2017-04-01 14:52:05

　　1936年12月12日凌晨5时半左右，身在西安的蒋介石正欲披衣起床，忽闻行辕门外枪声响起，继而连发不止，凭直觉感到大事不妙的他立即越墙而出。与此同时，进攻华清池的东北军亦开始搜寻蒋介石的踪迹……在这个拂晓，蒋介石卫队阵亡20余人，包括蒋孝先、邵元冲亦在混战中遇难。至上午9时左右，蒋介石本人也落入东北军手中。几乎在事变发生的同时，张学良也迫不及待对外公布蒋介石已被扣留西安之消息，西安事变犹如平地惊雷，震撼中国，掀起惊涛骇浪。

　　关于西安事变扣蒋的过程，很多人都知道一个细节，那就是当东北军冲入蒋介石卧室时，屋内空无一人。但张学良却在此时就向中共驻东北军中的党代表刘鼎发出电文：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极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图为蒋介石到达西安时张、杨前往迎接。前左起:蒋介石、杨虎城、邵力子、张学良。

　　或许是对兵变的把握十拿九稳，也可能是张学良内心过于焦急，致使他提前发布了扣蒋的消息，而该电落款上的文寅二字也长期误导了后人认为事变发生在半夜，电文是凌晨5时左右的事(实际扣蒋应为上午9时许)。既然张学良如此急不可耐地将消息发给中共，那么中共中央又是在什么时候得知这一消息的呢?答案是难以推断。可以得知的是，当刘鼎接到张学良电报后，同样于凌晨5时许电报中共中央，告知西北全部武装暴动，意图俘虏卖国头子，举起抗日义旗，刘鼎的电文与张学良的差别在于只提及意图俘虏而没有明确说扣蒋已成功。直到12日晚上，中共中央仍然不能确定情况，还在电文中问张学良：是否已将蒋介石扣留?

　　尽管对扣蒋是否成功存疑，但中共在中午之前接到刘鼎与张学良的电报后，依然立即做出反应——当天中午12时将张学良的来电照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与此同时，向身在上海的谈判代表潘汉年发出指示：不可将陈立夫、张冲、邓文仪诸君之具有合作抗日诚意与蒋介石之无诚意混为一谈。不难看出，此时中共方面的策略与之前一样，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之力量，缩小打击面。他们希望在蒋介石遭扣押后，南京政府出现分化局面。对于在西安的将领，中共也主张区别对待，强调须诚恳公开地建议于陈(陈诚)等，不可以民族国家之利益迁就蒋氏一人，应以一个大政党的代表勇敢坚决地签订政治军事的协定。当然，这两封电报也透露出另一个信息，即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具体情况的确不怎么了解。

　　晚上9时，中共中央再次与张学良通电，除了询问蒋是否已被扣留，还对西安方面提出建议，军事方面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将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由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部的任务，对蒋则必须将蒋介石押在自己的卫队营内，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紧急时当做断然处置。同时拟派周恩来赴西安协商大计。或许是因对西安情况缺乏了解，中共中央正式发电告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张学良确已将蒋介石扣留在西安的消息时，已是次日凌晨。

　　13日一早，中共中央在保安的领导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首次讨论对西安事变的对策。会上，毛泽东肯定了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历史事业，是应该拥护的。毛泽东认为尽管蒋最近的立场并非投降或亲日，但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是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关于对蒋介石的处置，毛认为既然事变已发生，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并提议应该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不过在是否开府西安的问题上，中共内部出现了不同意见，周恩来即认为在政治上不应采取与南京政府对立的形式，先考虑在西安召开抗日救亡大会，将来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则更为有利。张闻天则明确提出不要组织和南京政府对立的政府及政权形式，应当在改组南京政府的前提下尽量争取南京政府。张国焘的主张比毛泽东还强硬，他认为内乱已不可避免，故而要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

　　会议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意见。之所以会这样，有内外两个因素。内因是事变刚发生，中共对西安方面的了解不足，也无法预料到全国各势力对此会采取什么态度，若贸然行事，即使促成西北政府举起抗日大旗，也很难保证这面旗帜能长期飘扬。外因则是共产国际的影响，正如博古所言，共产国际之前就已有全国抗日一定要争取蒋介石部队的大部甚至全部的指示，中共中央不太可能变更这一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