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帅：集中营里中国战俘的日常生活
来源：《联合时报》2015年1月13日星期二文史、文化版   2015-02-10 14:30:11

　　自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日本在侵华战争过程中俘虏了众多的中国战俘。日本设置战俘营的目的就在于掠夺中国战俘的劳动力资源，从而保障以战养战的需要。

　　战俘在集中营内的活动

　　战俘进入集中营后，要严格按照战俘营里的规章制度，接受侵略者的培训与教育改造。普通中国战俘在战俘营经历大约三个月的教育，然后被安排到劳动场所为日本的经济掠夺服务。根据石门南兵营幸存战俘的回忆资料，他们在集中营里每天的生活大致如下所述：

　　1、起床

　　战俘营内一般是七点半起床，起床后整理队伍、排队并进行点名。身体不适的战俘，如果不能参加排队点名，可能会被辅助管理者送入病号专用的病栋。因为进入病栋的待遇极差，所以战俘们都不愿被投入病栋，即使身体不适也挣扎起床。

　　2、点名

　　点名时在全体战俘都要参加，一般都是在空旷地区集合。在此过程中，战俘要向翻译官、中士班长等管理者敬礼，并进行点名报数。副总班长到宿舍内检查未参加点名的病号情况，并且决定是否将其送入病栋。

　　3、升旗

　　点名结束后举行升旗仪式，升旗时候操场上竖起两面旗帜，日本旗和汪伪旗帜。石门战俘营在升降旗时，俘虏们向东或者向北行鞠躬礼或注目礼。升旗仪式在8点进行，下午4点还有降旗仪式。

　　4、喊口号

　　参加点名后，战俘要集中起来喊口号，并将此作为教育战俘的时机。在集中营的操场上树立有五块牌子，上面写有口号，包括“日华亲善”、“拥护新政权”、“建设大东亚秩序”等。

　　5、跑步

　　喊完口号后，战俘要进行跑操训练，并且要做体操。

　　6、分配劳动

　　跑步完毕后开始分配当天工作。管理者害怕俘虏逃跑或闹事，把入战俘营时间长的老俘虏安排出所劳动，入战俘营时间短的新俘虏安排在所内劳动。

　　7、早饭

　　早饭时候所有战俘在一起吃，出营劳动的战俘有午餐，而对于在战俘营内不出去的战俘没有午餐。战俘们对吃的记忆多是吃不饱。

　　8、劳动

　　早饭结束之后，俘虏们有的出去做工，有的在集中营内徒步训练。按分配计划，辅助管理人员分别带赴劳动地点强制劳动。出所劳动由干部班人员监视，警备班派人看押，站岗放哨。

　　9、晚饭

　　从早饭结束一直到下午五点，期间留在战俘营的俘虏没有任何吃的。下午五点开始晚饭，饭后点名唱歌《东亚进行曲》。

　　10、训话

　　晚饭后由翻译官或日本队长训话，训话内容涉及违犯纪律者的处罚情况、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取得胜利等等，并且对战俘进行奴化教育，从而为日本侵略中国寻找借口。

　　11、睡觉

　　日方安排集中营内中国战俘睡觉的时间普遍较早，一般晚上七点战俘就要睡觉。值日人员检查晚上作息情况，主要目的是监视战俘、清点战俘人数防止战俘逃跑。站岗人员不停地在战俘营走动、不准吸烟打瞌睡，并且要特别注意夜间去厕所人员，以防他们逃跑。为了防止战俘逃跑，管理者们一般不让战俘晚间去厕所。

　　战俘在集中营里的劳动

　　中国战俘进入集中营“训练”、“改造”主要就是参加劳动。关于战俘劳动的文献，华北的学者们做了比较详细的口述资料，学界对华中、华南地区战俘营的劳动状况研究不足。

　　日军在杭州设立的战俘营“对俘虏的利用是一点不放松的，每一俘虏都须替他们做苦工，苦工分为二种：一种是到外面去做的，初进来的先在里面做，等到敌人爪牙认为你是稳当了，再押到外面做。在里面做的是糊火柴匣子，每天规定要五百个，不管熟练与否，每天要做到规定的标准。

　　汉口集中营内战俘的生活条件恶劣，并且承担着沉重的劳役。“汉口地区的两个集中营里……给俘虏吃的是碎砂米和坏面粉，并吃不饱，绝大多数人都患有肠胃病与贫血病，一个个都是面黄肌瘦。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做苦工，直到晚上才回来，经常的劳役是拆房子、打石头、修飞机场。”（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战俘营内的医疗卫生状况

　　战俘营内医疗水平比较简单，加上医务人员对战俘生命的漠视，战俘营内生病战俘的命运比较悲惨。战俘郝丰和是一名军医，他被捕后也被关押在石门集中营，作为专业的医疗人员，他对集中营医疗卫生水平的认识更具有代表性。“来苏水本是用于物体消毒的，万恶的敌人竟然用来苏水消毒人体，这对口、鼻、眼睛粘膜是有损害作用的。” （郝丰和：《石家庄集中营日军罪行见证》，载何天义主编：《石家庄集中营》，第197页）

　　在每个战俘营中，都有名义上的医疗机构。石门集中营设置医务组，总负责人是日本医官，还包括中方医疗人员，主要任务是对俘虏进行消毒和医疗。“卫生科还是医务科记不清了，该科多是日本人，设有三个病栋，即一病栋、二病栋、三病栋，每个病栋能装很多病人，犯人稍微有点病被检查出来，就送一病栋，到病栋就更不自由了，有专人看管，病不见好，稍微重一点，就转到二病栋，到二病栋就有病号饭细粮，每顿一碗面有几根面条。这样一天比一天病重，就转到三病栋，到三病栋，就是进去活的，出来死的。” （黄旭东：《从集中营到孙家湾煤矿》，载何天义主编：《石家庄集中营》，第249页）

　　此外，战俘还是日军进行医学实验的对象。在战俘的口述资料中，各个战俘营中都存在日军医务人员抽取战俘的血液的事情。“1945年春，日寇派了一批医务人员到苏生队抽俘虏们的血。俘虏按号叫到医务室，先验血型再抽血，每人抽200CC。俘虏们的体质本来就很弱，抽完血后面色煞白，有的瘫在地上，由别人架回去，有的当时就跌到死去。”（ 温南文：《苏生队的血泪纪实》，载何天义主编：《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华北劳工协会罪恶史》，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日本战犯的受审档案中证明了日军不给中国战俘基本的医疗待遇。难波博曾任济南新华院战俘营所长。他在战后供述到“……卫生设备和医疗条件可以说没有。由于这样的虐待，这些俘虏普遍生虱子。病者增多，回归热也流传起来。因此病人愈来愈多，而我们只是看着这些俘虏中的病人死去。” （《难波博口供》，1954年12月27日，中档119—2，1058，1，第4号）

　　（作者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人文社科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