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抗日战争
来源：长江日报   2015-04-19 17:03:49

　　李少云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让我们一步步走向苦难的深渊。

　　 “七七事变”以后，日寇大举西进，迅速越过娘子关向太原逼来。太原危在旦夕。当时太原流传着一句话：“人马东西走，空死太原城。”大家都在准备大逃难。我家在太原，那时父亲已去世，我才6岁。母亲心急如焚，无奈之中，只好请叔叔带我们返回老家榆社县石花村，和叔叔一家生活在一起，艰难度日。不久，老家也成为日寇扫荡的重灾区。

　　 那时日寇宣扬“中日亲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实质上却是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为了对付日寇的扫荡，执行抗日政府的“坚壁清野”的战略号召，人民群众在鬼子到来之前将粮食和一切有用之物藏起来，或转移到安全地方，不让鬼子得到一粒粮食。

　　 尽管日子那样艰难困苦，乡亲们仍给八路军捐助公粮，让子弟兵吃饱了，去狠狠地打击日本鬼子。在日寇占领我们县城之前的一天，八路军的大部队开进了我们村，请村干部筹集一点粮食，并且希望能给些小米。村干部组织群众连夜加工，将谷子舂成小米，满足战士们的需要。

　　 这是我第一次看八路军的大部队。他们纪律严明，不进老百姓的屋子，晚上就露宿在房旁屋下。八路军的作风让乡亲们深受感动，也让幼小的我就深深领悟到，八路军才是我们穷苦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是人民子弟兵。我充满了对八路军的爱戴和向往。

　　 榆社县地处太行山麓，是抗日根据地，也是日寇重点进攻的县城。一天，一队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鬼子开进了我们村。他们在村后的山上布了哨，进村的所有路口都被封锁。然后鬼子挨家挨户翻箱倒柜、见鸡就抓、挖地搜索粮食。直到家家户户颗粒不剩，鬼子才带着抢来的粮食浩浩荡荡地离开。

　　 1940年农历五月，正值麦收季节。鬼子兵扫荡进村了。我家正在村口路边，大群大群的战马将我家的麦草糟蹋得一根不剩。这等于夏粮颗粒无收，毁掉了我们全家人几个月的口粮！

　　 在日寇占领榆社的两年多时间，是我最艰难的一段人生经历。生活、生产劳动的艰苦是难以忍受的。那时，颠沛流离的生活终于让母亲倒下了，最后病重去世。而年长的堂兄逃避在外，家中的田地全靠我和叔叔耕种，小小年纪我就要承担大人的劳作。日寇占领的这两年时间，我还要代替叔叔给日寇做民夫、干苦力，给鬼子挖壕修路、扛木头、挑水，切草、喂马等等。总之，所有的重活、苦活、脏活都是民夫干。在日本鬼子眼里，中国人就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他们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稍一不慎，枪柄打来。我就这样生活在日寇的铁蹄下。

　　 1940年秋季，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指挥了惊破敌胆的“百团大战”，向城中日军发动了猛攻。在攻城战接近尾声，敌人开始仓皇溃逃时，我跟随大人爬上村中的山头，只见退出城的残敌丢盔弃甲，狼狈不堪。经过一天多的激战，牺牲了200多人，八路军终于攻下县城。

　　 在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人民群众进行了全面的组织动员。青壮年参加民兵，年长的参加自卫队，妇女组织妇救会，儿童则成立儿童团，我还当上儿童团团长。儿童团的任务就是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防范奸细。现在电影中儿童团都是手拿红缨枪，而我们村太穷了，我们的武器就是一根酒杯粗的木棍。

　　 1944年中秋节刚过，我就离开叔叔家来到和顺县横岭参加了革命。这时，我只有13岁。

　　 在革命大家庭中，我们与大人平等相处，不论年纪大小，正式场合一律同志相称， 有时候，大人们也亲昵地称我们是“红小鬼”。

　　 1945年1月22日，日寇偷袭了中共太行二地委和太行二专员公署所在驻地堡下村，进犯了横岭。我们很快疏散开来，人员没有什么损伤，但丢了一匹马，其他财产也受到了损失。这是我参加革命后遭遇到日寇的一次扫荡。

　　 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1945年3月，我们迁往左权县城，在左权县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宣告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举国欢庆。整个县城的人民沉浸在无尽的欢乐之中。是啊！这个日子来得太艰难了，为了这个日子的到来，中国人民付出的太多太多！

　　 （本文摘编自作者万字长文《我所亲历的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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