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张伟民。
广东最后一位南侨机工讲述传奇经历
1939年,国难当头时,远在南洋的张伟民正值13岁青葱年华。他毅然离开书斋,走进菠萝园机工班学开车,响应号召,报名回国当机工。1个多月后,他成了3200多名回国支援抗战的南侨机工中最年轻的一位。
后来,他们当中1000多人在抗战中牺牲,1000多人战后复员返南洋,近千人留居国内。目前,国内外健在的南侨机工仅十来位,均已年过九旬。近日,本报记者走访了广东最后一名南侨机工张伟民老先生,听他讲述当年的传奇经历。
文/图(翻拍)广州日报记者翁淑贤 通讯员沈卫红
1.13岁回国援战 偷偷报大年龄
今年90岁的张伟民,在国内外目前尚健在的十多位南侨机工中,是最“年轻”的一位。他于1925年出生于广东揭西河婆镇,4岁随父母下南洋到马来亚柔佛士乃埠“讨生活”,先后在士乃、古来和印尼的新及等地上过学。
1939年,日本侵略军封锁中国沿海港口,滇缅公路成了抢运抗战所需物资的主要通道,但国内缺驾驶员,爱国侨领陈嘉庚遂在南洋招募并组织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当时,武汉大学合唱团到马来亚演出,学生们唱着抗日救国的歌,当地华侨大受鼓舞。时年仅13岁的张伟民看完演出后,回到家里就激动地把刚学会的救国歌唱给亲友们听,并向家人表明了回国服务的决心。
“没有国,哪有家?虽然远在南洋,但当时很多年轻人一心想着回国抗日。”但才13岁的张伟民人小个子矮,为了能顺利报名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他将年龄报大了一岁。
就这样,本来应该在学校读书的小小少年郞放下了书本,进入当地华侨在马来亚菠萝园里办的机工训练班,学起了开车和汽车维修。还没发育完全的张伟民比当时其他青年学员要矮大半个头,学开卡车确实有点吃力。为了不影响训练,母亲特地让他带了个枕头垫在屁股底下,让他能够得着方向盘。
参加完1个月的匆匆训练,13岁的青葱少年便于1939年7月底辞别家人,从马来亚出发,一路高唱着抗日歌曲回国支援抗战。
2.滇缅运输军需 常见机工翻车
从马来亚到新加坡,张伟民被编入了第九批南洋机工队,随后又从新加坡坐船到越南西贡,再坐小火车经河内个旧等地到达昆明。沿途可见因霍乱而死的尸体,遍地的饥民,还有见到火车蜂拥而上的逃难民众……战乱情景触目惊心。
1939年9月,到达昆明的张伟民进入西南运输机工训练班。13岁的少年远离家人,音讯难通,无论从生活到工作,遇到什么问题从此都得独自面对。
“当时要抢运抗战军需物资,太缺机工了,我便跟进入西南运输队的同乡一起开车上路。”滇缅公路修在崇山峻岭间,弯多坡陡。76年后的今天,张伟民回想起当年仍记忆犹新。因为路实在太难走,经常有机工半路翻车,车抛锚或是水箱没水更是常见的事。车走在半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大风刮起来,下车时连人都站不稳……但随着当时中国沿海对外交通要道先后沦陷,国际军援运输濒临断绝,滇缅公路成了当时抗战最重要的“输血管”。
1939年~1942年,响应号召回国服务的3200多名南侨机工通过滇缅公路抢运的军需物资,占当时国际援助的90%以上,1000多名机工因战火、车祸和疟疾付出了生命。
3.下乡征兵征粮 支援抗日前线
1939年12月,一心向往延安的张伟民终于等来了机会,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车队招募华侨司机。他进入车队当上助理司机,负责接运大后方爱国青年到重庆,并受组织委派,保管存放“延安物资”的仓库。
1940年12月,他终于到达了延安,进入延安青年干部学校和总参二局安塞训练班学习,于1942年9月奔赴晋绥边区抗日前线。
“当时日军在边区‘大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很多地方基本被烧光、抢光。”有一次,他带队巡查被扫荡过的一个村庄,看到村里的妇女主任一家几口被日军杀死在炕上,整个村庄被洗劫一空。他组织起当地民兵奋起自救,跟日军周旋。为了支援大部队,他还肩负起下乡征兵、征粮的工作,为前线提供补给,直到抗战胜利。
年届九旬 思维清晰
回望大半生,张伟民遗憾自己没受过系统的教育。但在延安时期,他思想活跃,只要有报告会和演讲,即使要走一、二十里地,他也会赶去听。
“他几乎天天看新闻联播。”张伟民老人的女儿介绍说,父亲生活很有规律,天天关心时事“与时俱进”,连年轻人的流行语也“门儿清”。听大家提到“裸婚”,他便聊起自己目睹过革命时期的延安婚礼:“当时的新人就花点钱买几斤枣子花生,添置两个新的热水瓶,穿身新一点的衣服,大家一起聚一聚庆祝一下就成婚了,真正是‘祼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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