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之殇——历史上的文夕大火
来源：《纵横》2014年9月   2015-04-28 16:17:49

　　长沙天心阁城楼下有一个警世钟，钟旁的石碑碑文如下：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实行“焦土抗战”政策。1938年11月12日，日军逼近长沙，长沙警备司令部奉命制定放火焚毁长沙的计划，并预定以天心阁举火为号。13日凌晨，南门某处突然起火，放火队员误以为信号，便四处点火，一场旷世大火骤然而起。大火烧了五天五夜，城区建筑毁之七八，死难同胞3000余人。长沙人民世世代代创造和积累的财富顷刻间化为灰烬，长沙人民为民族抗战作出了最大的牺牲。由于12日电码韵目代码为“文”，史称“文夕大火”。值文夕大火67周年际，特铸“文夕大火警示钟”，铭耻砺志，以庆长沙的伟大复兴。

　　这一碑文，记录了长沙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浩劫，这就是1938年11月13日的长沙大火。

　　有关这场大火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那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是从灾后的情况说起吧。

1938年文夕大火前的天心阁

　　劫难之后，断壁颓垣——灾后之伤

　　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李准在《往事萦怀》中这样写道：

　　1946年2月28日，我第一次来到省城去学校报到注册。第二天我就和同班的小郭同学从北门出发，沿着马路走到南门城下。城门已经没有人把守，我俩一口气从城脚下登上“天心阁”城楼，观看长沙市全城面貌。那时，长沙光复不久，城内满目疮痍，一片废墟，到处可见战争创伤的痕迹。

　　李明哲（住在长沙六堆子文星桥附近的长沙市民）：1942年底回到长沙，长沙已是一片废墟，满目疮痍。1938年大火之后，长沙根本没有恢复过来，到处是断壁残垣或者修起来的简易破败房子。何况1941年9月中日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寇曾一度攻入长沙，长沙又成为战场，城市根本不能称为城市，只能称为难民营。没有水，没有电，什么都没有，几十万人就生活在这种环境下。

　　姜立诚（国民党老兵）：1939年3月，宁乡抗日第一志愿团奉命调入长沙，编入第九站区守备司令部。我被编入司令部副官处，主要负责司令部车辆加油等后勤事务。我虽然没有亲历过长沙大火，第二年来到长沙后，灾后市区的满目疮痍仍然历历在目，烧得一塌糊涂，只剩下几个房子，乌七八糟。

　　流离失所的人们回到焦土之中，就地取材搭起简单的窝棚，准备重建家园的时候，灾难接踵而至。

　　1939年9月到1944年6月，日寇四次进攻长沙，轰炸达百余次，被炸的街巷有120多条。战火和轰炸之下，满城焦土的长沙再遭重创，再也找不到原来的面貌。正如我在电视剧《战长沙》中所说，战争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灭顶之灾，没有谁能置身事外。

　　千年缔造，毁于一旦——损失之巨

　　多年之后，长沙仍然满目疮痍，恢复艰难，大火当日的长沙损失之巨，不堪想象。当时逃难的人齐聚长沙城，加上伤兵医院无法转移的伤兵，从几百到3000，从3000到30000，伤亡数字各有说法，具体的数字竟不可考。

　　经过这次破家之痛，百姓流离失所，马上就到了寒冬，冻死饿死的不知道又有多少。据我外婆的回忆，她住在河西岸的坪塘镇，当日河对岸火光冲天，一片赤红。胆大的人跑去看，只见江上尸体和各种物品浮浮沉沉，惨不忍睹。

　　1945年11月长沙工商会所编部分统计表记载：全市33个行业总计9016户，损失铺屋3663栋，货物财产价值折合银圆106546700元。而这还仅仅是长沙工商业能够统计出来的部分损失，其他的民间损失不计其数。

　　根据当时官方统计，政府各部门以及机关被烧毁的有省政府、民政厅、建设厅、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省市党部、保安处、地方法院、高等法院、电报局、电话局、邮政局、市商会、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和在长沙各家报馆等大部或全部建筑；被烧毁或大部烧毁的学校有湖南大学、明德中学、岳云农工、楚怡工业学校、兑泽中学、第一师范、南华女中、明宪女校、妙高峰中学、省立长沙高中、民众教育馆等31所；被毁的银行有湖南省银行、江西裕民银行、上海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十余家；工厂被烧毁的有40多家，其中损失最大的有湖南第一纺织厂，其厂房损失达27万余元，原料损失达96万余元，机器设备损失达60多万元。

　　长沙大火中损失最大的是粮食业。大火前，长沙粮栈和米厂有190多家、职工1800多人，其中幸免的只有12家半，粮栈和米厂被烧掉的稻谷大米达200多万石。一些规模较大的粮栈如裕顺长、义丰、协丰等大户存谷尽毁于大火。

　　湘绣业于20世纪30年代出现鼎盛局面，而长沙大火中，湘绣业集中经营的八角亭、走马楼、红牌楼、中山路一带均为重灾区。大火烧掉了湘绣业多年的积累和几乎所有产品，药王街锦华丽一家就烧掉三大房间的优秀画稿和版本，大家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湘绣业历史最早的湖南第二绣庄——锦云绣馆，损失最为惨重，以至于永远不能复业。百货业德茂隆、永安福、同和美、美利、太平洋等老字号在大火中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绸布业损失达390万元，约占全行业资金的80%，许多商业老字号遭到毁灭性打击。饮食业著名老店火宫殿仅剩下一个石牌坊，其余建筑尽数被毁。医院除湘雅医院外，全市公私医院均被烧毁。文物古迹损失也十分严重。

　　陈树钧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长沙房屋税务两部门的房屋查估资料作出一个详细统计：大火之后，中山西路、中山东路、中山马路这几条主要马路仅中山亭、电话局、易家祠堂、三和酒家、遵道会、船山学社旧址、何键公馆和黄端生等几家民宅未毁。从南门口到八角亭，仅剩德茂隆酱园、中华信义会、交通银行和几家民宅未毁。

　　郭沫若（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1月16日我们回来的时候，长沙已经连续烧了三天三夜，许多地方余火未熄。大街小巷几乎不见人影，所有街边东倒西歪的防空洞里，都挤满伤兵和老百姓，有的伤口还在流血，已经三天三夜没吃没喝了。

　　刘斐章（政治部第三厅抗战演剧八队队长）：11月16日返回长沙时，到处都是断壁残垣，有的地方还冒着烟，有时还可以闻到谷物和尸体烧焦的臭气。南门正街、八角亭一带最繁华的地方两侧大商店高高的风火墙虽然耸立，所有的门窗都已经烧尽。

　　席楚霖（时任长沙市市长）：11月14日接到张治中电报要我速返，我11月15日早晨到达长沙。这时的长沙真是满目凄凉，一座繁华古老的城市，已经变为断壁残垣，满地瓦砾的废墟。全城房屋被焚毁达90%以上，一共56200余栋，仅有中山东路国货陈列馆和极少数的建筑物未被焚毁。灾民三三两两在废墟瓦砾里挖着，哭着，骂着，寻找他们想要的东西，被烧死人的残骸也有些没有掩埋。特别是皇仓街的粮仓，还有余火未熄，也有人在火中取谷。

　　华宣恩（时任警备二团一营营副）：灾后第二日陆续归队，接团长传令所有官兵即返回长沙候命。长沙大火延续两夜一日，始自行熄灭，全城尽成焦土，一眼只见断垣残壁，4000余名伤患官兵被烧死；市民有的死在市区中，有的淹死在湘江里；还有地方上的莠民流氓乘火打劫，以为可发洋财，当警觉后欲逃离现场已无及；大宅院内所有留守者因前后门均被砖石封死，以及贫困老弱无法走动的，皆无一幸存，真是冤哉！

长沙全景

　　张皇失措，颟顸轻率——失控之夜

　　11月12日夜晚和11月13日凌晨到底发生了什么，让长沙留下如此深刻的伤痕？张治中回忆，11月12日上午9时许，他接到蒋介石密电：“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先妥密准备，勿误！”

　　在今天看来，这封密电并不是下达提前放火烧长沙的指令，因为这里有长沙失陷的前提。

　　那么长沙当时有没有失陷？

　　许权（时任警备处参谋长）：1938年11月11日，侦知日寇先头部队在汨罗南岸构筑阵地，掩护其主力集结，又日寇在江西万载、宜春之线，受我以第二十军为主力的部队阻击，伤亡亦大，毫无进展。湖南省政府判断在十天之内，长沙近郊无战事。于是决定安民，一是劝商民回城开业，二是召开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会后进行火炬游行。

　　华宣恩也这样回忆：“岳阳陷落，张治中还特别鸣锣示众安抚民心。”11日，市商会负责人、湖南电灯公司总经理肖莱生为自己公司搬迁问题来警备司令部找副官处长沈印心，沈陪肖去找酆悌，酆悌回答：前方尚好，百姓疏散无妨，电灯公司撤出长沙与否还没有接到命令。

　　11日晚，康泽从江西来到长沙，在警备司令部摇电话给关麟征，关回答说，前方平静。

　　12日上午，为纪念孙中山诞辰，市政府在教育会坪举行集会。市长席楚霖在会上讲话，说敌人尚在新墙河以北，百姓就疏散，这对前线战士的给养、伤员的转移和护理都极为不利。他还要求商店开业，市民安下心来，已经疏散的要迅速回城。

　　长沙近郊十天之内没有战事，政府还决定安民，那怎么就烧了呢？

　　张治中在《长沙市火变一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问过席市长伕子之事，将近2点钟就寝。刚入睡，副官王建成就来报告说城内很多响声，已经起火。我立刻披衣起来，看到有三四处在起火，此时电灯尚未熄灭。再过不久，约在3点钟以后，火势更大，到处电话都打不通了。4时许，酆司令报告：“各处起火，电话已断，文局长找不着。究竟放火者何人？看这样子，似为一大规模有组织的行动，外面人都传说火是由警察局开始烧起的。

　　陈诚回忆：

　　寇军于11月12日晚，侵入岳阳南方之新墙河畔。适于此时，汨罗与长沙间之电话一时中断，张治中心里先就慌了。后来张又听错“敌抵新墙河”之情报为“敌抵新河”——新墙河属岳阳，新河属长沙，两者南北相距两百余里——这一字之差也是他“张皇失措”的缘由。一方面他自己赶忙登上汽车，落荒逃走，另一方面打电话告诉酆悌照预定计划行事。酆氏不该单凭电话就转知徐、文二人干起来，落得张治中事后因无凭无据而将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13日午间和张治中见面，他说大火的事他全不知情，定系另一系统所为，真亏他说得出口。

　　席楚霖回忆，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上午省会各界在教育会坪举行了纪念大会，晚间，他率市府所属人员和各团体人士约300人参加火炬游行。当时形势紧张，很多店铺都闭户停业，他们游行时还奉劝动员其明日开业。当天晚上，他跟着参加了火炬游行。晚10时许结束后来到学院坪省政府，发现门岗已撤，屋子里灯火辉煌，满地都是书报杂物，不见一个人影。他越想越怕，跑去找文重孚，警察说文不在警察局，他又跑去长沙民众抗日自卫团团部找副团长王伟能，王则称张治中让自己指挥放火。

　　席楚霖这才醒悟过来，连忙赶回市府通知所有人撤走。当他回到龙山住宅，沿途已见军人三五成群，提着干柴和洋油桶准备放火。他回家打给张治中，张还在问军政部要的800民夫之事，席回答说王伟能因张交给其重要命令而无法完成，张竟回答说没有给王什么命令。

　　为了保全自己，席楚霖没有说明王伟能受命指挥放火之事，放下电话就坐上小汽车逃命。这时只见天心阁火光四射，接着全城火起，市民从梦中惊醒。面对熊熊烈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老少妇孺的哭喊声和火烧房屋发出的爆炸声汇成一片，构成一幅极端悲惨的景象。他督促司机加足马力向湘潭方向驶去，沿途混乱情况更非笔墨所能形容。拖儿带女，提箱背包的，裹着被条背着老人和小儿的，哭的骂的，争先恐后，络绎不绝。人们大骂国民党，放火为什么不提前告诉老百姓。

　　郭沫若：当夜12点多的时候，戒严的街头渐渐有些异样，有穿蓝布制服的警备队三五成群出现，有的提着煤油桶，有的提着小火炉，身上都挂着步枪。三厅的人搬行李上车，这些人催他们快点，我反问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不做声。午夜1点钟后，我在操场望见市内有两三处起火，三五成群的警备队更多了。有的气势汹汹来干涉三厅的人员，问他们是什么机关，有的拿着枪托去撞各家的门。不久，街上的火更多了。天心阁都燃起来，天心阁是城内最高的地方，那里一起火，就像举起烽火，全城的火柱接二连三地升起。脱险之后，我回望长沙，只见城中烈焰升腾，映红整个夜空，人们披头散发寻找亲人，歇斯底里叫喊，伴随着房屋倒塌的轰隆声。车至城郊关帝庙前，根本不见长沙踪影，惟有冲天火光和翻滚的浓烟，显然火势还在蔓延。

　　华宣恩：时已黄昏，不到一小时长沙市即全部陷入火海之中。12日半夜，我与营部的官兵们退至五里牌时，只见张治中身披黑披风，兀立在何键别墅大门口，态度木然，双眼直盯住长沙城中的冲天烈火，身旁站着背木壳枪卫士五人，我们向他敬礼也视若未见。我们随着人群往湘潭公路撤退，但人潮汹涌，寸步难行。部队炊事兵的大锅被挤丢在路旁，大小汽车皆被推倒在两旁田中，失散人群小孩哭着喊爹娘，爹娘声嘶力竭呼喊儿女，沿途人挤人，虽有善心人欲伸援手，但面临如此生死关头，自身难保，徒呼奈何！那种绝望悲惨情景让人不寒而栗。时已深夜，百里处火光照耀如同白昼，及至次日清晨我们行抵“猴子石”时，敌人一架侦察机忽临头上来回盘旋，但未有其他行动即向北飞走。我们继续前行，直达湘潭，已走了一日一夜，疲惫不堪，即靠在人家后门口睡觉，时见大火烟灰纷纷飘落头顶。

　　华宣恩的回忆还指出了起火的原因：11月12日，日军进犯离长沙250里的新墙河，因国军通信困难，译电员漏了个“墙”字，变成离长沙只有12华里的新河。首获讯息的长沙民兵自卫队擅自放火，城内警备司令部见火起便全城放火，早前为实行焦土政策，所有消防车都把水换成汽油，大火无法扑救，只能宣布弃城。

　　根据酆悌口供，蒋介石有手令给张治中安排放火计划，调用一个团分驻全市各处，以五人为小组，配备放火器材，若干小组编一队，按制定地区执行放火任务。张治中通知酆悌在小吴门外检阅放火队伍，酆和各单位等了张大半天，张未至，酆等各自回去，各人并未接到放火命令，起火后酆不知所措，部属下落亦不知。

　　军法会审的主要承审员张耀辰回忆，三人都说没有接到放火的命令。

　　刘访滨（时任铁道部交通警察总局派驻粤汉铁路的警察署防空护路大队第一中队队长）：12日深夜，卫兵喊醒我说起火了，我疾奔车站值班室司令部问讯，均说刚与汨罗通话，安然无事。究竟因何突然起火，谁也不知。大家瞠目相视，惊慌万状，转回途中，火势更大，人们潮水般向浏阳门外奔跑，我不明情况，只好通知中队紧急集合，率部离城，随人流开赴小吴门外陈家垅。天明后，城内火势更大，浓烟滚滚，轰隆之声此起彼伏，辨不清是爆破声还是炮火声，沿途所见，扶老携幼，背包抱被，行李到处乱丢，谁也不屑一顾，只看如何快些逃命。

　　许权：我们得到确切的消息，十天内长沙近郊无战事，决定广发告示劝商民回城，并且举行火炬游行。正在设法安民之际，张治中主席接到蒋委员长从南岳拍来的焚城之电，随后又接到林蔚传达蒋委员长的电话，长沙必须遵照军事会议的决定，实行焦土抗战，彻底破坏。

文夕大火后的长沙

　　军令如山，张治中不敢有违，乃于1938年11月12日下午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和湖南省保安处处长徐权讨论纵火烧长沙的事宜。

　　会后已是下午4点，酆悌赶回司令部，把他叫去，让他当日下午7点把放火计划写好。

　　经过省保安处处长徐权修改的计划共计13条，明确要求弃守前需将长沙市公私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资全部焚毁，不资敌用。计划对焚城全部过程作了具体规定，放火地点选定天心阁。由警备二团负责行动，因兵力不足郊区由地方自卫队担任放火，放火队三人一组，每组间隔50到100米，汽油可向警备司令部领取，每一组配发一小桶，所有市内各放火组统一由徐团长指挥，听到拉警报即开始放火。任务完成后可分头向湘潭退却。

　　张治中批示：限明晨4点准备完毕，我来检阅。

　　时任一九七师少校副官的袁澈对这一段过去则有另外的记忆：

　　1939年11月13日凌晨，南门外地方有一户人家死了一个人，连夜出殡，打起锣来。长沙各单位误会是警备司令部已经发出了点火命令，纷纷按既定方针将早已安放之汽油燃料点火燃烧，各处你行我效，顿时整个长沙城一时火光冲天，粮库、军库均起火，混杂着枪炮声、爆炸声、声声震耳。

　　在他的记忆里，大火由一次出殡打锣引起。

　　渎职殃民，三个人头——万古之冤

　　不论大火因何而起，大火造成的损失无可估计，肯定要有人为之负责。

　　蒋介石于16日晚间来到长沙，目睹惨况，这样说道：“长沙焚毁，精神上之打击，千百倍于战败之痛苦，可耻可悲，某此为甚。”

　　席宣恩回忆称，张治中情知不妙，准备一走了之，后来被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急电留在长沙处理善后。

　　蒋介石表示，此皆我用人不当之咎，而亦中国人才缺乏之所致。又说：“文白不知责任所在，犹以为普通罪过，尚思推诿卸责，此表示无能无知之事小，而对于革命与廉耻之事大……”

　　席楚霖回忆称：他在11月14日就接到张治中电报让他速返，次晨他回到长沙去二里牌唐公馆见张治中，张从房里出来，愁容满面，精神萎靡，仿佛大病一场，拉着他的手说：“唉，我这次吃了亏了！”

　　许权回忆：蒋介石来到长沙，陈诚对张治中表示不满，蒋介石解释说，“这不是文白的错，而是团体的错误。”及至汪精卫发出电文攻击蒋介石“误解焦土抗战，虐民以逞”，蒋介石才软禁酆悌并且逮捕文重孚、徐昆。

　　接着，以何键为首的非蒋嫡系要人，四起攻击，邮电纷飞，斥责蒋介石为祸首。蒋介石知众怒难犯，乃令钱大钧阻止军法会审，处酆悌、文重孚、徐昆死刑。而许权本人也于同年12月被捕到案，送重庆受审，处无期徒刑。徐权在逃，没有归案。

　　国民党政府官方的声明说：12日夜长沙大火，实为军警误传谣言，自己民众激于义愤之所造成。因战略转移，我军对于预订撤退之战略要点及重要城市之建筑物施火破坏，免资敌用，原为作战，当为必然之事实。

　　参与长沙大火案审理的张耀辰回忆，他从岳阳前线紧急调回来，钱大钧对他说：“长沙大火案要进行军法审判，在这里找不到法官，只好调你回来，我虽然挂了审批长的名义，但我不懂军法，一切听你安排，我只能配配相。”钱还叹息说：“这次真糟糕，三个罪犯都是自家人！”

　　而蒋介石对他说：“大火案要严峻迅速，依法论罪，限两天结案，我急待回衡阳去。”

　　钱大钧本来就对酆悌的骄横不满，不过抱着“可杀可勿杀则赦之”原则，要求轻判。而陈诚与张治中有矛盾，主张对酆严惩。当他们将判决书呈送给蒋介石，蒋称判得太轻了，张治中感到事情危急，请钱大钧向蒋说情，蒋说：“我八年前就要杀他的。”钱大钧知无可挽回，乃嘱张耀辰改判死刑。

　　最后，蒋介石红笔批示：“酆悌身负长沙警备全责，疏忽怠惰，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

　　“文重孚甚为警察局长，擅离职守，率警逃遁，着即枪毙。”

　　“徐昆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批示中他将“纵火”二字换成“辱职”，长沙大火案就此一锤定音。

　　曾参与长沙大火案审理的第九战区司令部调查室主任张振国也回忆：18日的审判结果，原本是酆悌处有期徒刑十年，徐、文二人各判七年，但专案组报呈最高当局后，蒋介石的批示为:“渎职殃民，一律枪决，张治中撤职查办。”

　　20日，三人在南门口外侯家塘刑场被枪决。

　　张耀辰回忆：临刑时，酆悌最后说了一句：“张主席太对不起我啦。”

　　焦土抗战，黎民何辜——亡国之痛

　　长沙大火是焦土抗战的一次最惨痛的失误，那么焦土抗战是怎么提出来的，为何只有长沙烧成这样？

　　1937年1月1日，李宗仁在《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上发表《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一文，痛批了五种倡导“不抵抗”的观点，大声疾呼：“要救国，首先要树立自信心，自信自勉，下一个最大的决心，这个决心就是持久战的决心，就是焦土抗战的决心。”

　　1938年10月13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军统局副局长戴笠联名电呈蒋介石，汇报江西九江失陷前未能贯彻焦土作战，被日军获大量物资的情形。原电文为：“九江自沦陷后，暴敌除奸淫烧杀外，并将有历史性及珍贵之物品悉数搬运回国。近将各商店居户搜出之日用品及我军遗弃之大米万余包，分发汉奸与难民以示小惠，或贱价售于苦工以收人心。现市民颇感敌军之来反获利益，宁肯冒险亦不远离。查此实因由我党政军警，对政府坚壁清野、焦土抗战之政策，未能贯彻实行，以致资敌利用也。”

　　1938年11月7日，蒋介石飞抵长沙，在容园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强调：“长沙位于武汉广州之间，正处于敌人南北夹攻之下，易攻难守，因此不必和优势敌人死打硬拼，而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严厉地批评了陈诚没有做好坚壁清野，以致武汉三镇大量交通水利设备沦入敌手，为敌所用。在撤出武汉前夕，蒋曾命令陈诚“将凡有可能被日军利用的设施全部破坏”，不料陈诚在实施过程中走漏风声，遭到武汉商界的激烈反对，最后焚城一事不了了之。

　　许权：1938年11月9日下午，蒋委员长在长沙召开一个大型军事会议，我负责警戒。会后，酆悌说会上校长指示两件事，一是布置长沙外围作战，二是如果日寇越过新墙河进攻长沙而长沙弃守，就举火烧掉长沙。

　　酆悌又说，校长指责陈诚没有按照计划烧掉武汉，是既不从令、又不受命的蠢人。校长说弱国抵抗强敌的入侵，坚壁清野是以空间争取时间，保存实力，最后取得胜利的要诀。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俄人忍痛烧光莫斯科，以此击败法军。这段历史值得效仿，而且坚壁清野的方针是中常会决定的。

　　为什么不将焚城任务交给陈诚？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余湛邦回忆:照理，陈是军事长官，张是政府首脑，只有军事负责人才能及时掌握敌人的动态，及时作出决断。就因为武汉破坏不力，蒋认为张治中较能贯彻自己的意图。对于陈诚和张治中不和的传闻，张治中也坚决予以否认。

　　余湛邦还称张治中自起火开始到办理善后始终在长沙，有关他逃离的传闻不确实。

　　席楚霖回忆：11月10日晚7点，张治中在南门外陶广住宅召开紧急秘密会议，提出焦土抗战、坚壁清野的办法，要将全城焚毁，一点物资都不留给敌人。而徐权提出放火办法，先放警报，使老百姓逃避后再用燃烧弹放火，这样就好像是日本鬼子烧的。

　　一方面，他们草率出台焚城计划，另一方面却严加保密，外界毫无所知，百姓思想上毫无准备，警察自顾仓皇逃跑，社会秩序大乱，而且对为国负伤的袍泽兄弟毫无安排。

　　同样进行焦土政策，有的城市“意思意思”，有的被抗命保留下来，除了长沙。

　　长沙全城尽毁，千年缔造，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