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档之抗战系列（七 ）| “820号”从扬州飞向延安
来源：扬州日报   2025-10-22 14:49:49

　　抗日战争后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汪伪空军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毅然摆脱反动当局的严密控制，驾机起义，投向中国共产党的怀抱。

　　1945年8月20日，汪伪空军飞行教官周致和、少尉飞行员黄哲夫等6人，从扬州驾驶一架日制立川“九九”式双发单翼运输机飞抵延安，成为最早驾机投入抗日阵营的起义人员。这架日本政府送给汪伪政权的“国府”专机，成为八路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

　　汪伪飞行员商量起义

　　1945年6月，汪伪政权将常州的航空学校迁到扬州西郊，更名为扬州航空教导总队。此时，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日本战败大势所趋，汪伪政府人员也产生了强烈的思想动荡，惶惶不可终日，都在暗中思考着出路，这里面就包括汪伪空军中的两位重要人物——周致和与何健生。

　　周致和担任汪伪“国府”专机班飞行教官，何健生时任汪伪航空署上校参赞。他们都毕业于国民党空军航校，都曾在国民党空军服役，参加对日作战。后分别因飞机被击落和出现故障迫降，被日军俘获，被迫来到汪伪航校担任飞行教官。

　　少尉飞行员黄哲夫是周致和的学生，黄哲夫找到周致和商量出路。两人最终达成一致：到延安去！投奔共产党！

　　两人作了分工，黄哲夫去寻找共产党，周致和则继续呆在空军航校暗地联络志同道合者。他们不知道，出了扬州城西门，到达西北郊的杨家庙（今邗江区杨庙镇）一带，就有新四军甘泉支队在活动。

　　1945年6月，周致和得知安徽宣城孙家埠一带有新四军游击队活动，便安排黄哲夫和秦传家两人去寻找。在当地游击队帮助下，黄哲夫辗转见到了当时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等人，经过粟裕汇报，中央回电：“待机而动，配合反攻。”粟裕介绍了延安的情况，并表示那边有机场可以降落。随后，粟裕还安排了南京和扬州的地下联络人员接洽，并告知了返回扬州后与新四军甘泉支队联系的方法。黄哲夫激动万分。

　　黄哲夫先是回到南京向周致和（此时周致和已由常州航空学校调到南京专机班担任中校驾驶员）通报了情况，然后回到扬州。立即化装来到城北15里地外的杨家庙，被带去见了中共甘泉县委书记兼甘泉支队政委程明，双方经过交谈，约定飞机起义后，甘泉支队负责护送起义人员及家属，从陆路去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的具体事宜。

　　敲定起义的计划细节

　　与此同时，时任汪伪航空署上校参赞的何健生，利用工作之便，争取到汪伪空军少将、教导总队总队长、扬州机场主任白景丰。7月底的一天，黄哲夫在南京珠江路的珠江旅社二楼租了一个大套间。周致和、白景丰、吉士志等人都来了。黄哲夫先将粟司令员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复电作了传达，然后大家一起讨论飞往延安的计划和航线，并议定了起义地点在扬州机场，南京机场作为备选。这主要是考虑到扬州机场管理控制松弛，不易被发觉，而白景丰又是机场的“一号”负责人，可以作为内应。

　　在整个起义计划中，周致和负责将飞机搞到手，并担任正驾驶；黄哲夫充当副驾驶、领航，并负责保持同共产党联系。

　　当时，汪伪政府有一个“国府”专机班，由3架日本赠送的立川“九九”式双发单翼运输机组成：“建国号”“淮海号”“和平号”。这种机型航程远达1000多公里，但由于飞机平时都停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且在日本人控制下，所以要想把飞机开出来，还需要懂日语的人去交涉。周致和又推荐了会日语的少尉飞行员赵乃强。

　　8月中旬左右，周致和接到送叶蓬回武汉就任第七路军总司令，所乘坐的飞机就是专机之一的“建国号”。周致和和赵乃强把叶蓬送到武汉后，没有飞回南京，而是直接飞到扬州。并让黄哲夫立即赶到杨家庙找到程明，通过电台给新四军军部发出消息并请转延安：“日内有机来延安，万勿误为敌机。”

　　要从扬州飞走，飞机必须在扬州加油、保养。而此时机场负责人白景丰正巧在南京开会，周致和就找到少尉飞行员管序东（“820起义”人员中唯一的扬州人），请他帮忙换点黄金。随后，周致和又找到伪空军副总队长彭鹏，说要到上海做黄金生意需用飞机。当时汪伪飞行员很多人都在暗地里做生意，周致和等人就以捣腾黄金为借口，许诺赚到钱也给彭鹏一份，并拿出二两黄金送给了彭鹏，彭鹏顿时笑逐颜开。飞机在扬州机场的加油、保养也就不成问题了。

　　8月19日晚，周致和、何健生、赵乃强等人在扬州绿杨旅社碰头，最后敲定起义的计划细节。

　　从扬州机场起飞

　　1945年8月20日上午，汪伪空军沿袭国民党惯例，举行“孙中山纪念周”活动。扬州机场上，汪伪政府的专机“建国号”，马达轰鸣，急切地昂首欲飞。

　　周致和、管序东、赵乃强相继来到飞机旁。周致和对机场地勤人员说：“到上海去，一两天就回来。”他担心延安机场没有地勤和飞机技师，飞机飞到延安后得不到保养，还特地从机场带上两名机械师黄文星和沈时槐。

　　按照计划，黄哲夫20日一大早便来到机场，悄悄潜伏在起飞线跑道边。当飞机滑行至起飞线减速掉头对准风向准备加速起飞时，黄哲夫一跃而出，迎着飞机跑去，机上的人迅速打开舱门，把他拉上飞机。

　　从扬州飞往延安，是一条陌生又充满危险的特殊航程。这条航线穿过好几个省区，有好几处日军和国民党的机场空域，若被发现便会遭到拦截。所幸当时天空多云，有了天然的空中保护伞，飞机飞行没有被发现。

　　虽然事先做好了航行计划，但他们不知道空中的风速、风向，只能靠磁罗盘保持航向。飞机临近黄河时，云开雾散，大地一片清晰。直到这时，他们才发现已经偏离了原航线，赶紧修正，改为按地标为主飞行。这时，飞机已经飞行4个多小时了，还没有找到延安的地标建筑——宝塔山。

　　随着油料的逐渐减少，他们的心情开始变得沉重起来。突然间，机翼下闪现出鳞光般的河水。查看航图，那便是洛河，顿时大家激动起来，调整航线让飞机沿着洛河直飞，很快就到了洛川。再往北飞，终于远远地看见了矗立在山上的延安宝塔。大家顿时笑逐颜开，大声喊起来：“到延安了！”当飞机在延安土黄色的机场跑道降落时，已经整整飞行了6个小时，油料快用完了。飞机平稳着陆后，大家终于松了口气。这时已是8月20日下午2时许。

　　飞抵延安受到热烈欢迎

　　延安方面，当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将有飞机飞来延安的电文发到八路军总部，毛主席看到这封电文时，已经是1945年8月20日凌晨，得知汪伪飞机即将起义，毛主席非常高兴，立即手书电文给中共中央华中局，安排着陆机场。电文写道：“华中局：（一）飞机一架从扬州起飞今午飞抵延安；（二）延安机场可容二十架飞机。此外，太行之辽县城西及五台之灵邱城东二十公里各有一可用之机场。”电文明确指出了三个可供选择的降落机场。毛主席的电文刚发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也亲笔拟了一封电文给晋察冀分局太行军区，安排起义飞机的降落事宜。这两封电报将机场与天上飞机联络的细节都考虑到了，充分反映了党中央对“建国号”飞机起义的高度重视。

　　周致和、黄哲夫、赵乃强等人飞抵延安后，受到热烈欢迎。毛主席闻讯非常高兴，说：“这架飞机是在8月20日飞到延安的，就叫‘820起义’吧！”朱德总司令在八路军总部请大家吃饭，在座的还有叶剑英参谋长等。朱德代表党中央和延安人民，热烈欢迎他们起义到来。叶剑英说：“总部经过研究，这架飞机的编号就叫‘820号’。” 朱德还说：“我们也要搞空军，但是人才太少了，你们来得正好。”这些话让大伙特别受鼓舞。

　　当时，考虑到参与这次起义还有几十人携带家小，要从陆路奔赴解放区，消息公开后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不利，所以这件事就没有公开报道。为了保证在汪统区家人的安全，起义的6名机组人员都改了名字：周致和改名蔡云翔、黄哲夫改名于飞、赵乃强改名张华、管序东改名顾青、黄文星改名田杰、沈时槐改名陈鸣球。

　　汪伪空军其他起义人员白景丰、何健生、吉翔和机械士陈静山等，也都于八九月间起义成功，携带眷属平安抵达新四军军部，受到热烈欢迎。秦传家10月从南京起义，到达江苏淮阴新四军军部。当白景丰知道驾机飞往延安的6个人已经分别改名后，便也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白起，吉士志则改叫吉翔。

　　接下来的日子里，起义人员又随着新四军军部先后迁到淮阴和山东临沂。

　　为人民空军建设作出贡献

　　抗战胜利后，为贯彻“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党中央从各根据地先后派出2万名干部和11万人的部队开往东北，建立根据地。

　　从1945年9月起，“820号”6名机组成员分为两批，在中央军委航空组领导的带领下，从延安赶赴东北，参与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的筹建，搜集日军遗留下来的飞机和航空器材。几乎同时，从陆路起义的白起、何健生一行人，从山东临沂出发，从烟台乘船渡海，也进入东北参加航校建设。

　　1946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吉林通化成立。至1949年12月，在3年多的时间里，东北老航校共培养出126名飞行员、24名领航员和410名航空工程、通信、气象等各类航空技术人才，造就了一大批懂得航空技术业务的军事、政治、后勤、技术管理干部。

　　“820起义”人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军队这所革命大熔炉里，不断成长进步，绝大多数同志光荣加入了共产党，有的还成为了人民空军的高级干部，为新中国空军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档案一

毛主席给华中局电文

　　1945年8月20日，得知汪伪飞机即将起义，毛主席立即手书电文给中共中央华中局，电文写道：“华中局：（一）飞机一架从扬州起飞今午飞抵延安；（二）延安机场可容二十架飞机。此外，太行之辽县城西及五台之灵邱城东二十公里各有一可用之机场。到时，有白十字符号联络。”

　　档案二

部分起义人员留影

　　这是一张极难分辨的老照片，极其珍贵。照片中有三人，由左至右分别是于飞（黄哲夫）、张华（赵乃强）、秦传家，他们都是“820起义”中的重要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