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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浙江抗日军民冒死救护遇险盟军飞行员
来源:文史纵览   2020-07-24 08:54:48

1992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切尼在办公室接见救助过美国飞行员的朱学三(右一)等5位老人。

美国空军杜利特尔中校(前排左四)及机组人员与救助他们的中国朋友在浙江临安的合影。

1990年,美国考察团赠给中国营救人员的“多谢牌”,上面有44名被救飞行员的签名。

  浙江省档案馆和浙江省内各地档案馆,藏有许多浙江人民营救杜利特尔东京轰炸队美军飞行员的档案文献,细节及经过颇详。这些档案于2010年2月入选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1、16架轰炸机奇袭东京

  1942年4月18日,美国传奇中校詹姆斯·杜利特尔,率16架轰炸机,轰炸日本东京。

  这是一次闪电般震撼的奇袭。

  这是一场威力巨大的心理战。是通过报复日军偷袭珍珠港,提振美国人的信心,打击日本人的士气。

  美国战争部一年后发布的公报说,轰炸东京,迫使日本“在战争的关键时期,限制了部分军力的运用”。轰炸还大大影响了日本的军事战略。

  公报发布后,日本用杜利特尔(Doolittle)的名字,讽刺这次空袭“成就甚微(do little)”。不过日本海军航空兵渊田美津雄在《中途岛战役》一书中说,物质上的确成就甚微,“但对日本海军首脑思想上的打击以及对尔后的海上战争的影响,就不能等闲视之,相反地应该说是一次‘成就很大’的空袭”。

  当时,轰炸机没有按预订计划降落浙江机场,因为油不够了。油不够是因为需要保密。

  7号机机长泰德·罗森在《东京上空30秒》中写道,行动十分秘密,三个月训练中,这些飞行精英都不知将执行什么任务。当杜利特尔向他们讲话时,窗外走过几个陆军军官,他便立马闭口。

  轰炸机是用吊车吊上“大黄蜂”号航空母舰的,航母编队悄悄向日本靠近。但终于遇上了日本巡逻船,虽然三分钟内将它击沉了,还是担心它发出了警报,原定摸到离日本400英里再起飞的计划,不得不立即提前,多飞了400英里。

  这艘日本船的确发出了警报,日本海军数支部队也作出了反应,但没找到美国舰队,也没想到美国续航能力很强的B25轰炸机,敢于超低空杀向日本本土。

  完成任务后,他们不得不提前迫降或跳伞。16架轰炸机的下落如下:

  江西(包括闽赣交界)5架:4号机、9号机、13号机、14号机和16号机,其中16号机5个飞行员被日军抓去,两人被处死。

  海参崴1架:8号机,5个飞行员被苏联人关押了一段时间。

  另外10架落在浙江:

  临安1架:1号机;

  丽水1架:3号机;

  宁波4架:2号机、6号机、7号机、15号机;

  衢州4架:5号机、10号机、11号机、12号机。

  到达浙赣两省的75个飞行员,3人降落时遇难,8人被俘,64人得到当地军民的救援,安全转移。

  2、三张收条

  在浙江省档案馆,可以查阅几张1942年的收条,是江山县护送美国杜利特尔轰炸机队奇袭东京飞行员的车轿费。

  一张是人力车夫朱招根的,落款时间是“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一张是轿夫陈明高和周柏日的,时间是“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四月和五月,是阳历。

  两张收条笔迹相同,有指印。字可能是镇公所工作人员所写,车轿夫按指印确认。

  还有一张收条,写在“江山县立初级中学便用笺”上,是周仁贵出具给长台镇公所的,时间是“卅一年五月廿七日”,这张收条字迹与另外两张不同,可能是周仁贵手书。

  周仁贵的这笔钱是32元,车轿夫的钱共45元。这只是当时支付与报账的一小部分。

  据江山一家政府网站介绍,周仁贵是中山大学理学士,1939年为避日军飞机空袭,江山县立初级中学迁到长台的两朱祠,周仁贵被推为校长。当时,可能是他出资垫付了部分人力车费,后来由政府报销。

  档案显示,1945年5月,政府颁布了“救护我国及同盟国空军迫降人员奖惩办法”,救一人,奖十万(护送费用还可报销);救护中受伤,另发抚恤;送到后回不去的,给工作。

  这是抗战胜利前夕的事了,救护杜利特尔轰炸机队时,还没有这一奖励办法。

  3、一条护送线路

  前两张收条,有一条明确的行走线路:从田青蓬抬轿到长台镇,再从长台镇拉车到江山县城。从田青蓬而来的美国飞行员,是查尔斯·奥祖克中尉。他是杜利特尔轰炸机队3号机的领航员。

  7号机机长泰德·罗森在《东京上空30秒》一书中说,奥祖克跳伞时,蹭着峭壁滑落,降落伞挂在崖顶,他被绳子荡过去,重重撞上崖石,小腿撞伤。他就挂在那里,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积蓄起一些力气,爬上崖顶,又晕过去,到下午才醒。他手脚并用朝前爬,“被中国人发现时,他的小腿已经感染”。

  中国媒体追寻这段历史,引用了当时营救人员后人的回忆,与罗森的记述略有出入。

  奥祖克降落的地方,是大见坑村的山上,4月19日清早(不是下午),巡山人廖金和下山时看到了一个全身红毛的高大怪人坐在石头上,吓得逃下山,叫了大见坑村民,上山找到奥祖克,搀扶他下山,并报告保长廖诗原。廖诗原堂侄廖万富当时15岁,他回忆说,奥祖克小腿上的伤口,有一尺长。

  保长带了弟弟廖诗清等,用竹躺椅把他抬到家里,换上干净衣服,清洗伤口,又采药敷伤,保长妻子用豆、鸡蛋、红米稀饭给他吃。他在保长家住了四天,白天躺在躺椅上,晚上睡廖诗清让出的床。

  4月23日早上,廖诗原和田青蓬(篷)村的保长廖荣根一起,雇了陈明高、周柏日,抬着奥祖克,一路往北,翻山越岭,中午到达下许村,在保长张怀森家吃了饭,接着赶路,抬到长台镇公所。镇公所雇了长台下宅的人力车夫朱招根,当天出发,送到江山县城。

  这样看来,两张车轿费收条的日期有笔误:轿抬在前,而落款时间在后,车送在后,而落款时间在前。我推测均是4月23日当天。另外,朱招根住址写着“上台下宅”,也应是长台下宅之误。

  4、3号机的战友们

  3号机另外4人中,还有副机长雅各布·曼奇中尉也降落在江山县境内,双溪口乡东积尾村,比奥祖克更靠南。

  罗森在《东京上空30秒》中说,曼奇“也许是史上携带武器最多的伞兵”,两把点45口径手枪,一把点44口径步枪,一把点22口径自动枪,一把鲁格尔手枪,还有弹药,还有一把猎刀,一把双刃长匕首,一把斧头。

  这些武器,他跳伞前全带上了,还在衬衫里塞了不少巧克力棒。

  媒体曾报道当事人及其后人的回忆,说一个叫陈裕的村民发现了这个带枪的怪人,逃回村里,大批村民就带上鸟铳、砍刀,将曼奇围住。东积尾保长曾高阳带上甲长毛继富赶来,让他们别鲁莽。

  罗森说,曼奇在日本国旗前,捏着鼻子做了个鬼脸,人们才相信他是好人。

  毛继富背着他,后面需要人托着他的脚。曼奇是个巨人,身高2米,他的战友给他起的绰号叫“矮子”。

  巧克力半空中甩出,步枪和三把手枪摔坏了枪托。不过他的巧克力可能没有全丢,在媒体报道的回忆中说,他喝炖蛋要在别人喝给他看之后才喝,也不吃米饭,只吃自己带的巧克力,还分给村民吃(有药味,村民说)。

  村民没有送他去江山,而是去了邻县遂昌的北洋村,带他去看坠毁的飞机,以及他的战友,机械师兼机枪手利兰·法科特下士。据回忆,当地人夜间守着法科特遗体,以免被野兽吃掉。

  法科特的伞包已经打开,“但降落伞并没有张开多少。”罗森在书中说,“曼奇通过尸体皮夹克上残存的踢腿驴徽章认出了他。”

  3号机的机长罗伯特·格雷,降落伞才打开就落到山上,直接撞晕,不过没什么大事。投弹手阿登·琼斯也没受伤。他们很快被当地人护送去了衢州。

  一年半后,1943年10月8日,格雷阵亡于驼峰航线。在日军封锁海岸线之时,这条极其危险的航线,为中国抗战打通了物资运输路线。

  5、第一眼

  奥祖克在大见坑村、曼奇在东积尾村,当地村民是初见害怕,了解身份后全力营救。这样的过程,也发生在别的飞行员身上。

  在众多回忆性报道中,有一个细节经常出现:

  语言不通,无法说明身份,美国飞行员便对着日本国旗怒目而视、做鬼脸或握拳砸它,对着中国国旗则咧嘴而笑或竖起大拇指,于是村民和他相认。这细节也许真的发生过多次,因为这是双方那时候最通行的国际语言了。

  这情形见诸馆藏档案的,是象山县爵溪镇。1943年12月6日第六区专员公署发给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呈文说,海涂上看到三个很狼狈的外籍男子:“咨询情由,则因语言不通,款曲难知,不得已遂各已(以)指画沙,明示国旗,始知系美籍驾驶员。”

  遂昌县磜岱乡乡长张志伦的呈文《紧急报告》说,发现飞行员、降落伞和飞机,是在那天早上7时、9时、10时陆续送达。7时,三保保长黄贵德报告说,“昨晚由飞机降落一人”,“身穿皮衣并带有枪枝及其他特品”,他们就搞不清这人的身份:

  “职据报,随赴柘岱口,询其来历,言语既不懂,中国文字又不识,职未敢擅自处置,立即亲率警备士将其护送柘德乡公所。”

  这个飞行员,就是3号机的,不知是机长格雷还是投弹手琼斯。他没有用国旗表明身份。

  轰炸东京之前,杜利特尔中校就是大名鼎鼎的传奇飞行员,创造过无数飞行奇迹。他这次运气也挺好,落在临安的稻田里没受伤,据说走到当地一户人家,吓着了人。不过他的困难只是吃了闭门羹,露宿了一夜,第二天遇上了几个青年学员。他的队员运气也不错,虽然有人被疑日本间谍,但懂英语的小学老师朱学三很快赶到。他们被送到浙西行署。

  后来杜利特尔写回忆录,题目是《我决不可能再那么幸运》。

  1号机领航员亨利·波特中尉1946年3月26日曾写信给朱学三感谢,这封信直到1990年重聚时,他亲手交给了朱学三。

  6、忐忑的飞行员

  那时候,村民猛一见外国“怪人”,很害怕,但这些外国“怪人”也同样害怕。

  罗森在他的书中说,在象山南田岛,发现他们的中国人架着他们去村子时,他突然想起听过的讲座,说日本人在中国许多地区扶植了傀儡政府,语言不通,他担心被交给日本人。他们知道,就算到达处州丽水机场,距日占区也非常近,有不在机场降落的心理准备。

  15号机飞行员被发现时也很狼狈。他们降落在南田岛以东的檀头山。

  后来媒体报道说,当地人麻良水赵小宝夫妇,听到飞机声,怕日军空袭上山躲避,想起屋内灯还亮着,下山听到声音,从猪圈那儿的草堆里将他们拉了出来。罗森则说是羊圈(也许美国人分不清,或猪圈中也有羊?),主人出来领他们到家住,自己睡羊圈。

  麻良水找了船,将5个飞行员悄悄送走。经过南田岛时,差点遇上85个日军,他们藏入寺庙地窖才躲过(据罗森《东京上空30秒》)。

  7、他们做事很认真

  遂昌磜岱乡7时得报找到美国飞行员后,9时又有第二保的报告,找到了降落伞。二保保长叫黄贵华,他关于此事给遂昌县县长郑惠卿的呈文,也没有遗失,在档案馆留存。

  黄贵华显然念过不少古书,颇有些明清公文的文绉绉古怪客套,比如:“仰祈鉴核,电夺办理,并乞指示祗遵?不胜屏营,待命之至,实为公便”。

  他做事情一板一眼。说到那个美军飞行员,用括号标注:“有一洋人自山岗而下……(据考查系美人样子是飞行员)。”

  报告村民捡得降落伞这样写道:“是日下午,职保住民黄林洲等三人,上山做工,在山岗上,拾得绸做器物一幅,(谅是航空保险伞)暂由职保存办公处内,负责保护。”

  这些基层官员和当地老百姓,做事都这样认真负责,呈文一封接着一封报上去,很详细周到。档案中,周将超(有报道说他是下乡征兵的)和王村口区指导员毛钟彪的呈文,4月20日下午3时两人联署一封,21日下午5时周将超有两封(详略侧重有所不同)。

  4月25日,毛钟彪开列了飞机上物品的清单,从降落伞、枪弹、衣帽、地图到皮夹、布袋、戒指、手镯,3页27种共计80件,雇工送到王村口暂存,等命令转送。

  5月12日,王村口镇又开列了一份更详细的清单,7页67种781件。

  比上次汇报多出了这么多物件,其中子弹从7发增至596发,书从13本增至24本。

  从这些数字,可以想见那十多天的情形,当地人怎样在山上沟壑树丛岩石间,仔细搜寻散落的物品,仔细清点归类,交到毛钟彪那里。

  档案中还有一份“遂昌县办理友机降落营救出力人员名册”,其中有基层官员、住民、警察、地方武装人员,以及他们做的工作,毛钟彪自己居末。其中王村口镇住民程君甫名下注曰:“不辞跋涉,陪同王村口区区长步行前往上定,担任翻译。”

  8、罗森的左腿没了

  罗森在书中说,他们预定降落“处州丽水机场”。译者认为处州便是丽水(旧称)。也有人认为,处州(ChooChow)应是衢州或株洲,比如当时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在《五十回忆》中,说的是“衢县机场”和“衢州机场”。

  燃油用尽,心知无法到达机场,罗森准备迫降海滩,结果落入海水中。这是宁波象山南田岛鹤浦镇大沙村靴蜐头。

  5个飞行员为当地渔民所救,游击队护送他们到临海。路上停了下来,好像什么委决不下,这让罗森很担心。后来他知道,他们可能与85个日军遭遇(即后来15号机飞行员遇上的那一支日军),所以要改道。

  当时还发生一个小插曲,一个中国游击队员,去拿撒切尔的枪,撒切尔大叫“住手”,他不知道游击队员其实是想和他交换一颗子弹,并不要他的枪。

  后来他们还遇到过日军机枪艇盘问,幸亏日军没有上船检查。

  在临海恩泽医院,追上他们的15号机机枪手兼军医托马斯·怀特中尉,以及医院的陈慎言医生,给罗森的左腿做了截肢手术。当时,医院已给他准备好了棺材。

  到5月18日,他们才出发。此时,日军发动浙赣会战已经3天,一路上轿夫抬着他们,始终领先日军,终于脱险。

  他们要找飞机去重庆,但南昌机场已毁,吉安机场已毁,衡阳机场也不能起降了,终于在桂林等到了飞机,飞往印度,然后一路向西,到巴格达、开罗,经尼日利亚、黄金海岸(今加纳),越大西洋飞南美,返回美国。回家的路很远。

  这是罗森书中所载的转移线路。和他的书同时上映的同名电影,略去了这部分内容。

  在华盛顿,罗森看见妻子推开房门进来,跳起来迎上去,脸朝下狠摔一跤:他忘记自己的左腿已经没了。罗森终于没来得及给母亲送终,他一直瞒着妈妈他左腿没了,但葬礼后整理遗物发现,妈妈早就从临海传教士的来信中知道了一切,只是装作不知道。

  9、十壮士

  1942年4月19日上午,象山县爵溪镇10位壮丁,护送3位轰炸东京的美军飞行员离开险地,遭日军拦截,美军飞行员被捕,10位壮丁遭枪杀。

  在浙江省档案馆,可以查到一份档案,详细记述了这个悲壮故事。

  这是一份公函,1943年12月6日发出,是第六区专员公署发给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呈文。

  这份档案说,1942年4月18日下午6时许,一架飞机落在牛门礁附近海面,乡长杨世淼听说后,跑去探视,看到海滩上有三个外国人,“伛偻涂上,满身淋漓,状极狼狈”,知道他们是泅水而来。

  在沙上画国旗,得知他们是美国飞行员,从东京飞来失事,同行5人,两个不会水,已经淹死了。这两个飞行员的遗体,后来在海中寻获,杨世淼设法捞上来后,具棺葬于爵溪沙头,立有碑志。

  据相关报道,遇到杨乡长之前,飞行员先遇上了渔民叶阿桂,是他藏起了他们。

  档案说,杨世淼将飞行员带回家,殷勤款待。第二天上午9时,密派10名壮丁,绕道护送出去。但当地被日军占领后,派驻了一个连的伪军,伪军已知道此事,密报驻扎在茅洋的日军。他们走到白沙湾附近,四五十个日军蜂拥而至,“狭路相逢,无可避匿,悉数被获”。

  这3个飞行员,是美军轰炸东京的16架B25轰炸机中的6号机,它按预定计划轰炸了钢铁厂。溺亡的两人,是投弹手威廉·迪特尔中士、机枪手唐纳德·菲茨莫里斯下士。

  被日军掳去的3人是,机长迪恩·霍马克中尉,副机长罗伯特·米德尔中尉,领航员蔡斯·尼尔森中尉。机长当年10月15日被日军处决,副机长次年12月1日死于狱中。

  日军分兵,一面将3个美军飞行员押到茅洋,一边强迫十个壮丁排列成行,用机枪扫射。档案中描述道:

  “密弹之下,无一幸免,断头折臂,横尸向道,伤心惨目,不忍卒睹。”

  另一份附件《日军枪杀护送美籍驾驶员壮丁名册》,是爵溪乡十个遇害同胞的姓名、年龄(25至34岁)、住址和职业(农民、渔民、手工业者和小贩)。他们的姓名是:刘成本、李志高、王必昌、周方根、姚万年、李维良、郁阿寿、龚月庭、叶天生、赵福根。

  附件还注明了每个人的家庭成员,父母妻子和儿女,还有他们的家境——九个“贫”字,一个是“无恒产”。这几个字,很重。

  10、死生可托

  资料及事后的回忆均显示,当年4月18日中国民众营救美军飞行员,是自发行为。真是陌路相逢,生死可托。

  当时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参谋处长的岳星明,在《浙赣战役回忆》说,他是1942年4月18日深夜,才接到司令长官顾祝同的电话,要他通知当地政府和部队全面出动,协力营救。

  当时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在巡视途中,这个通知在他的《五十回忆》中没有提及,也许没有接到。他一开始还以为是日本飞机迫降,打算活捉几个敌人。

  迟至轰炸东京的深夜才安排营救,估计原因便是这项行动极其秘密,不能提前透露丝毫消息。那么,如果命令传达得足够快,也要到19日凌晨才可能出现有组织的营救行动。

  但在偏僻的山区、海隅,人们19日也不知道上面的营救令,所以有“第一眼”看见时的惊诧、猜测和确认。

  《东京上空30秒》中,后半夜出现了游击队首领“查理”,是他组织了转移——有报道说,他可能是三门县自卫队的一个分队长郑财富。他的生平已难考查,在历史烟云中,他那不苟言笑的坚硬身影,就这样一晃而过。许多救援者都这样,很多人连名字也没留下。

  飞虎将军陈纳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日本人在1942年初杜利特尔轰炸东京之后的报复性大扫荡中明确提出,凡协助美国飞行员的人,不但本人将被处死,还要株连家人和保甲。然后在战争期间,没有一个敌后的中国人拒绝帮助美国人的确凿例子。”

  11、杀戮

  日军杀了护送的10个百姓,夺走3个美国飞行员之后,便窜入爵溪,“大肆搜索,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档案说,杨世淼已闻风躲避,但“被吓后暴亡”(有报道据他孙女回忆,他是被日军抓去毒打,回家后暴病身亡)。他家里甚富,衣饰遭洗劫一空,“损失之巨,为数惊人”。其他“被害之家,指不胜屈”。

  5月1日,日军又派一艘兵舰和一架飞机,到牛门礁将美军飞机探捞而去。

  营救美国飞行员而遭日军报复,是意料中事。

  比如在衢州江山县长台镇和清湖镇,有几份档案,是1943年10月25日填报的,列出了被杀害人员遭焚毁房屋,列表中注有瓦屋八间、五间、三间及茅屋两间之类字样,还折算了价格(比如:瓦屋每间六百元,茅屋每间两百元),计财产损失40万元。遭焚毁的日期,有的是1942年6月13日,有的是1942年8月23日。

  档案中清湖镇被日军残杀百姓,1942年6月、7月、8月都有,有男有女,有二三十岁的青年,也有六七十岁的老人。81岁的吴福杏,被日军用火烧死。许多人被日军用机枪射死、刺刀杀死、步枪打死,一个67岁的老婆婆,被日军用木棍打死。

  杜利特尔轰炸东京一事,是日军发动浙赣会战的导火索。

  日军除了要报复,也有战略上的考虑,防止浙江沿海的机场被盟军飞机作为跳板,轰炸侵华日军和日本本土;打通浙赣铁路,更严密地封锁海岸线,防止战略物资输入内地;掠夺当地的资源。这次会战中,日军甚至发动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

  12、多谢牌

  美军知道日军会残杀无辜以报复。

  罗森在《东京上空30秒》中说,他在临海时,就已听说了营救他们的村民遭到日军残酷报复。他在这本书中,也用了假的地名和人名,因为此书出版时,二战还没有结束,不能透露。

  美国战争部也是直到1943年4月20日晚上,才正式发布轰炸东京的公报。公报说,空袭后没有立即发布详细内情,有两个原因,一是保护美国飞行员的安全,以防遭日军追捕,二是保护日占区帮助美军飞行员的中国友人,免遭日军报复。

  公报发布时,美国应该已较为详细地了解了日军的残酷报复。

  一份1943年6月档案,援引4月29日发自华盛顿的专电,说蒋介石此前已致电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告诉他美军飞行员降落区男子妇女儿童遭日军屠杀的情形,“美民获息震讶,各报均显著刊载”。

  美军飞行员多次表达感激之情。杜利特尔将航空衣服和降落伞送给浙西行署纪念,回国后还来信致谢(据《五十回忆》)。

  罗森在到达临海前,对一个救援人员说,他在美国,看到街角和电影院有人为中国救援会募捐,他好多次只是经过,偶尔捐上一两角,“还觉得自己已经非常慷慨”。此时此地得到中国人救援,“我觉得真是过意不去,心里只想哭。也许我确实哭了。”救援人员微笑着告诉他:“别这么说。你的钱派了大用场。”

  后来美国飞行员多次到中国感谢,还邀请救援相关人员赴美国参加纪念活动。

  1990年,美国杜利特尔航空考察团到中国,寻找当年的飞机残骸以及营救过飞行员的中国百姓。他们赠送了“多谢”牌,上面有44个获救飞行员的签名。

  1992年,东京空袭50周年纪念,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致信祝贺,五个段落中,用了一个段落感谢了中国人民的救助行动:幸亏这样的人道主义努力,空袭飞行员才安全回来。

  13、飞行员们九十多岁了

  轰炸东京的杜利特尔轰炸机队,有8个美军飞行员被日军抓去,除了6号机的3个,还有16号机的5个:机长威廉·法罗中尉,副机长罗伯特·海特中尉,领航员乔治·巴尔中尉,投弹手雅各布·萨泽下士,机枪手兼机械师哈罗德·斯帕兹中士。

  他们飞到名古屋,轰炸了一个大油库和三菱飞机制造厂,之后飞到江西南昌上空跳伞,落入日军手中,机长和机枪手1942年10月15日被日军处决。

  7号机机长泰德·罗森在他的书中说,美国记者温德尔·福纳斯曾在日本遭拘禁,在监狱见到了这8个小伙子。8人中3人被处决,一人病死,4人战后得以生还。

  80勇士,有的返回美国,有的在欧洲和北非战场上战死,有的留在中国,加入了陈纳德的飞虎队。

  至今健在的4人,有3人于2013年11月9日在美国俄亥俄州相聚,他们是1号机副驾驶理查德·科尔,15号机机枪手爱德华·塞勒,7号机机枪手戴维·撒切尔。16号机副机长罗伯特·海特无法从田纳西赶来。9号机领航员托马斯·格列芬,这年3月去世。

  他们都九十多岁了。

  14、勇气

  多年前读到过美国女作家多萝西·狄斯尼的小说《勇气》,说诺曼底登陆前夜,美军伞兵跳伞后脱离大部队,向一户法国人家求助躲藏,但被德军搜出,法国男人被杀。伞兵从德军手中逃脱,返回这户人家,伤心的法国女人又将他藏了起来,躲过了德军搜捕。

  这样的勇气,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身上,也同样沛然莫御。杜利特尔轰炸机队降落浙江、江西等省的深山、田野和海隅,所到之处出现了一群群再普通不过的陌生人,在侵华日军的眼皮底下,偶然相遇,便甘愿“担着血海也似干系”,主动援手相救,送到安全后方。

  这些再普通不过的人,无论是农民、渔民、工人、小贩,还是教师、医生、乡绅、军人,一个个都是富于担当、浑身充盈着血性、勇气和信念的二战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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