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抗战
来源：新浪江西   2022-10-28 16:32:07

       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经77年了。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这场战争，是中华民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场规模巨大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份和东方主战场。江西作为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战场之一，广大赣鄱军民汇聚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下，坚持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战，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日本帝国主义给江西造成的损失巨大

　　1938年6月26日，日军波田支队用沾满血迹的双手敲打开了江西的大门——九江马当要塞。至此，10万人左右的侵略者常年在江西盘踞。其主要作战部队有：日本陆军第3、第6、第27、第33、第34、第40、第101、第106等8个师团和独立第7、第20旅团，空军第3飞行团，海军航空兵及舰船10余艘。日军“烧杀以扬军威，掳掠以助军需，奸淫以供军乐”的“三光”政策，给江西人民留下了世世代代刻骨铭心的记忆和血海深仇，日本侵略者给江西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必须清算。

　　1、大轰炸

　　1937年8月至1939年3月，日机共在南昌地区进行了49次轰炸，投弹1559枚，中弹地点431处。仅1938年3月18日至9月4日，日军就出动飞机142架次轰炸南昌，炸死市民1225人。在九江，1938后6月20日至1940年，日军飞机先后大规模轰炸九江地区的马当、黄岭、老湾汪村、太平关等处共16次，毁坏房屋2000余栋，炸死老百姓800余人。1938年6月23日至29日，日军飞机2批11架次，轰炸德安县城，全城851栋房屋有821栋被炸毁，挤在德安火车站防空洞的平民全部被炸死。九江(县市合计)在日军的飞机的轰炸下死亡23537人，伤4795人。

　　在景德镇，1939年底至1942年7月，日军飞机先后有16次21批轰炸，其中轰炸城区7次12批，轰炸乐平县城和鸣山煤矿5次，轰炸浮梁旧城等地4次。

　　在抚州，从1939年3月28日日军占领南昌后，就开始对抚州进行疯狂的轰炸，至1941年，临川、南城、东乡、崇仁、宜黄、南丰、广昌等县就先后被轰炸37次，仅东乡、南城、临川、崇仁县炸死炸伤平民达1700余人，房屋1242栋。

　　在上饶，自1938年1月至1945年8月，日军出动飞机2140余架次对上饶12个县市进行了大轰炸，炸死平民数千人，伤近万人，民屋9000余栋。上饶县城和皂头镇在1940年3月的一次轰炸中就死伤680余人，县城中街(今信州区信江中路)一多长的大街的两旁店铺全被炸毁。

　　在鹰潭，从1937年8月15日，日军第一次轰炸开始，至1943年7月最后一次空袭止。前后共计72批次，出动飞机447架次，共投弹1243枚，炸死炸伤平民589人，房屋748栋。

　　赣南地区是华南抗日战场的大后方，据抗战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江西各地受敌机轰炸及损失总报告》记载，日军在赣南共投弹500余枚，炸死350余人，炸伤620余人，房屋1500余栋。江西的吉安、新余、宜春、萍乡地区在整个战争期间同南昌、九江等地一样，受尽了日军飞机的杀戮。

　　2、大屠杀

　　1938年6月26日，日军攻破马当后，在彭泽境内进行了两次集体大屠杀，马当附近以柯、毕、高、詹四姓为主的村子近千人死亡。1939年9月18日，日军将高安县芦桐村群众100余人关在屋内，纵火全部烧死。据1942年11月25日《新民报》记载：“浙赣之役后的赣东，一片凄凉，崇仁、宜黄、贵溪、上饶、玉山等各县，其中以上饶、玉山烧杀最惨，贵溪尤烈，景况凄凉，亟待善后。敌此次进扰时，口号有曰：烧杀以助军威，奸淫以助军乐，抢劫以助军食。其杀人方法有二十六种。临川文昌桥下，被害者数千人。崇仁、宜黄一带，数十里无为烟。”1942年6月，日军进入临川县城。他们将抓到的50多名老百姓一个个反绑成串，押至行易桥上，首先推一人下河，后面的人也随之坠入河中淹死。1939年8月18日，日军在高安市的团山寺将躲在庙内的老百姓财物全部劫走，随后又把7名妇女拖出庙外，强行轮奸。最后，日军放火烧庙，寺内的630多名老百姓当场有200多人葬身火海。其余400多人冲出庙门，在鬼子机枪扫射下，当场又有300多人倒在血泊中，剩下的100余人，全被日军围困在一块稻田里，绝大多数死于机枪口下，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团山寺大惨案”。抗战期间，1944年7、8月间，萍乡新塘黎少林的10岁儿子在放学途中被日军撞见，日军毫无理由的对他当头一刀，劈死在水塘边。他的同学，9岁女孩黎小莉，被日军拦腰斩断。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由日军造成的江西省成年男性重伤48361人，轻伤65770人，死亡193739人;成年女性重伤24748人，;轻伤28354人，死亡84379人;儿童重伤10420，轻伤13548人，死亡33900人;总计重伤83529人，轻伤107672人，死亡313249人，其计伤亡人数高达504450人，

　　3、大歼淫

　　日军在发动战争期间，还犯下了令人发指的强暴妇女、伤害女性的滔天罪行。凡是被日军抓住的江西妇女，绝大多数都被奸淫，然后杀死。1941年3月，上高会战期间，日军在当地一见到妇女，不论老人，儿童都强行奸污，再全部杀掉。高安在沦陷期间，全县遭到日军奸淫的妇女高达15300余人。1942年7月，日军将在临川抓获的一大批妇女，剥光衣服集体押到当地的坤贞观，集体轮奸后将她们全部杀死。1942年6月，日军在崇仁烧杀之后，又疯狂地四处抢掳妇女。从十一二岁的幼女到七八十岁的老妇，凡落入日军之手的多被奸淫致死，不死也受重伤。仅县城受害妇女就多达50余人。1942年7月7日，20多名日军在余干县城搜寻妇女，当街强暴奸淫。同月15日，又有20多名日军在县城搜寻妇女。禽兽们丧尽天良，寡廉鲜耻，他们在余干“县城搜寻妇女，肆行奸淫，露天旷野也好，大庭广众也好，他们在哪里抓获就在哪里奸淫;强奸之后，还不准她们穿衣服，逼迫她们赤身供日军玩弄，对这些妇女百般羞辱，其无耻之状难以尽述。

　　4、大放毒

　　在江西被侵占时期，日军多次违反国际法在赣鄱大地使用化学武器，他们在水井、水田、水源中投放毒药，在与中国军人战斗中使用介子气、毒瓦斯等生化武器，使当地军民受到了重创。日军第27师团的波田支队在进攻彭泽马当要塞时首次在江西使用了化学毒弹和毒剂，造成中国守军伤亡高达70%。同年9月下旬，波田支队在和第9师团的丸山支队联合进攻瑞昌时，日军飞机在南义乡张家铺东面的羊虎尖山和梅山投下了大量的毒气弹和细菌弹，使瑞昌到武宁的公路东侧一带村庄发生了严重瘟疫。当地的老百姓大多数死于手脚溃烂的“怪病”。在1938年的德安战役中，日军第106师团每个步兵队都配发了100多发毒气弹，在与中国军队交手时使用。据1987年8月7日北京中国新闻社的《我首次披露日军侵华时使用毒剂情况》揭露：“日军在江西省德安县就使用红筒(系窒息性毒剂)12000个，并发射毒剂炮弹3000余发，造成染毒面积30万平方米”。1939年3月20日，日军在攻打南昌时，一共向中国军队发射了20000多只烟雾喷射器毒气弹。1939年8月27日，6架日机在高安县吴珠岭一带投下了大量细菌弹，当地民众及难民7000余人受到了严重感染，2100多人很快死亡。有叫吴珠长的一家人，全部18口全部被毒气害死。

　　5、大损失

　　日本帝国主义在江西实行的“三光”政策，给江西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全省抗战时期财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为10，072.023亿元(法币)，合战前11.5亿元。其中：直接财产损失(以1945年9月物价为准)6719.886亿元(法币)，合战前7.7亿元;间接财科损失3352.137亿元(法币)，合战前3.8亿元;平均每户损失357160元(法币)，合战前410元。全省较大城镇的房屋被毁在50%以上，其中有18个城镇房屋被毁超过80%。高安、奉新等县城几乎被夷为平地。以致“战后复归之难民唯有以树叶搭棚，暂时容身”。据1946年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统计资料，抗战期间被日军放火烧毁房屋多达391874栋，占战前的18.1%，其中南昌损失35205栋，占原有房屋45214栋的77.9%。战争期间，江西损失器具52474417元(单位：千元 法币 下同)，农具5540340元，运输工具6541808元，修理机械及工具4480935元，仪器1551229元，稻米17456449元，小麦2958948元，植物油5001409元，原料3203023元，材料285686元，制成品1728516元，存货147461437元，保管品85567元，医药用品535644元，公路线设备4522965元，现款14012146元，减少生产额196119432元，减少纯利额113947651元。

　　二、在党的领导下，江西敌后战场浴血奋战，江西民众广泛发起并参于救国运动

　　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江西抗日军事组织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谴队：1934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方志敏率领红十军团北上抗日，后在皖南被国民党重兵包围堵截，在撤回赣东北途中被7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围困在江西的怀玉山地区，方志敏在作战中被捕，于1935年8月6日就义在南昌。

　　新四军：江西是新四军的故乡，新四军的组建工作，主要是在江西进行的。在抗战中，新四军对日伪作战2.46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人，俘12.42万人，另有5.4万余日、伪军官兵投诚反正。新四军先后光复国土25.3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20余万，牺牲8万余名，其中有大量的赣鄱儿女。卢沟桥事变后，陈毅作为赣粤边游击区全权代表，先后与国民党大余县政府、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及赣州专员谈判成功，9月24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派专车将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接到南昌进行谈判，达成了将各地游击区部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的协议，这标志南方国共合作的实现，并为红军游击队改编剧为新四军奠定了基础。

　　赣北抗日游击队：其前身是赣北红军游击队，是九江被日军占领后赣北地区一支坚强的人民武装，经常活动于九江、德安、星子、永修、武宁交界的山林地区。先后同日军作战10多次，击毙日军300多人。1938年10月3日，在万家岭战役中，该游击队设伏在蔡山垄毙敌30余名，伤10余名，缴获大批军用品。《江西民国日报》报道：“赣北我游击队活跃，株岭鏖战颇有斩获。”隔日又报道：“敌人再犯岷山株岭，经我游击队英勇击退。”

　　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九江彭泽、湖口沦陷后，有一支20余人组成的沿江游击队，1943年春，新四军第5师一个连来到彭泽，与沿江游击队汇合后，扩编为“新四军江西挺进支队”，后发展到1000余人，并在彭泽、湖口与皖赣边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县级民主政权。

　　赣北武工队：在九江一带活动，主要是搜集日军情报，购买武器弹药和传递党的文件，干扰日军后勤补给线，成立于1938年9月。

　　湘鄂赣游击武装：成立于1939年，人数最多时达3000余人，并有2000余人的民众武装，进行了多次游击战。

　　瑞昌武宁游击队：1938年6月，中共东南分局指示九江工委转移到瑞昌县一带开始工作和进行游击战，并要求开办游击干部培训班。后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又专门派出人员到游击队直接领导工作。该队伍进行了多次打击日军的战斗，一度曾攻下瑞昌县城。

　　庐山抗日游击队：星子沦陷后，原九江项家墙党支部负责人胡茂赏仍留在本地进行革命活动。他团结爱国志士和当地乡民30多人，在战后山地收集枪支弹药，筹备资金、粮食，于1939年1月在庐山甘露寺举行第一次会议，正式成立庐山游击队，胡茂赏任队长。这支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英勇，军风军纪较好，深受乡民好评。主要配合庐山国民党孤军保安8团在庐山周边开展游击战，屡创佳绩，令日军闻风丧胆。后多人被日军围剿牺牲，姚英就是唯一知道姓名被杀害的女游击队员。

　　武山游击队：这是一支由皖浙赣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的队伍，以都昌县境内的武山为战斗区域，在都昌、湖口之间打游击。

　　赣闽边区抗日游击队：在闽北和江西的广丰、德兴、上饶、弋阳地区开展活动。1942年浙赣会战期间，曾配合国民党军队在横峰地区作战，收复失地。

　　赣南抗日除歼工作队：这是一支在赣南特委领导的抗日队伍，由不脱产的壮丁组成。广州沧陷后，该组织派出一批共产党员去帮助南雄县县长建立了一支脱产的常备队，有150余人，班长以上多数是共产党员，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民众武装。1940年由于国民党的进攻，特委组织了一支七八十人的抗日除歼工作队重上油山，实行自卫，后转入粤北，再编入东江纵队。

　　2、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江西抗日救亡组织与活动

　　在项英、陈毅以公开合法身份在江西各界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后，江西的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动员了万余名党员深入到各个社会阶层，组织了大量的救亡团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

　　江西的抗日救亡团体主要有：江西省乡村抗战巡回宣传团(“乡抗团”)、江西省抗敌后援会、江西省宣传慰问团、江西省青年救国服务团、江西妇女生活改进会、赣江木船业工人救国会、江西省煤业救护队、南昌农民工作团、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东南队部、江西文化界救亡协会等。

　　由北平、上海各大学回赣的青年学生(其中一部份是共产党员)，加上浙江、江苏逃难来南昌的青年和江西本地的进步青年组成的“乡抗团”是江西第一个成立的救亡团体，下设8个队和一个演剧队，经常在外巡回宣传抗日救国和演出。“我们利用省教育厅的名义，取得一个合法地位，用他们的钱做我们的事。”

　　1938年初，由黄道提议成立的“江西青年服务团”是一支得到党外进步人士支持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承认的一个较大的群众团体，共有1000多人，江西籍的青年占2/3，成立了中共总支，并在其10个大队中有5个大队建立了党支部。团长为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进步人士王枕心任总干事，中共党员夏征农任宣传组长。陈毅、黄道还在服务团集训中分别作了有关报告，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蒋经国还去作了《抗日战争形势和团结》的讲话。青年服务团在江西各地，深入工厂、农村和学校，采用演话剧、街头剧、出墙报、歌咏比赛、画漫画、贴标语等多种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极大促进了江西的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

　　1938年冬，熊式辉宣布撤销“江西青年服务团”，解散“乡抗团”。中共江西省委便将被解散的一部份同志充实到江西抗敌后援会下属的宣慰团中。“后援会”是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许德珩负责的进步组织，下设各县分会和青年界分会、妇女界分会等。在江西妇女生活改进会中，有50多名女共产党员在省、县一级的妇女指导处工作，在全省40多个县组织起50余万妇女参加抗日救国活动，进步人士雷洁琼就是其中一员。

　　在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中，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办的《青年团结报》、各救亡团体办的《抗战日报》、《江西青年》、《江西妇女》、《农村妇女》等都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导和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在南昌的生活书店支店，还发行了马列经典著作和毛泽东《论持久战》、《新华日报》、《解放》、《群众》、《抗敌报》等，编印了《战时读本》、《大众读物》等通俗读物，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丰硕战果，吸引了大量读者。中共领导人黄道、曾山等人除了经常同江西社会各界交朋友、谈心之外，还多次采取举行招待会、恳谈会、演讲会等方式，表明中共立场，论述主张，广泛团结各界爱国人士一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共秘密党员、时任上高县长的黄贤度和党组织，在上高会战期间，密切配合中国军队，组织了3万群众，担负破坏交通、运输、侦察、向导、搭桥、架线、慰问伤员等任务，保证了军粮事副食品供应，为上高会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会战总指挥罗卓英在总结上高会战胜利原因时说：“民众均能努力服行责务，尤以交通破坏，特见彻底。”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经过中共党员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江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的颇有成效。从1938年至1942年，江西妇女就捐赠赤金7两多、纹银660两、现洋125630元，制作军用急救包17000多个、军衣15500多套、军鞋4万多双、慰问抗战伤员200多次57600多人，收容养育难童500多人。

　　三、江西正面战场舍身忘死、同仇敌忾

　　江西的正面抗战从1938年6月侵略者攻入九江马当要塞开始，至1945年9月14日，日军第11军司令笠原幸雄中将在南昌受降，18日，在九江的日本海军代表龙图长久大佐投降为止，共计7年零2个月时间。江西正面战场主要分为：赣北：马当要塞保卫战、德安战役(武汉会战万家岭大捷)、南昌会战、赣北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之江西战场);赣西：上高会战、高奉战役;赣东：淅赣会战;赣南：湘粤赣边区会战。其中万家岭大捷和上高会战是江西战场的代表性战役。

　　1、万家岭大捷

　　日军为完成对武汉的战略包围，在占领九江后，派出第106师团从九江向南昌方向攻击前进，9月21日，日军在进攻德安未遂的情况下，由第106师团所属136旅团向南进攻万家岭，意在包围中国军队第1兵团德安阵地左翼。第1兵团司令薛岳及时组织所属第66军、第74军、第4军各2个师，对来敌实行合围并断其补给。9月底开始对敌发起进攻，第66军克石头岭，第74军攻长岭、张古山，双方展开惨烈的拉剧战，阵地一天之内几易其手。在第136旅伤亡惨重的情况下，日军派出第27师团增援。10月9日，中国军队将敌压缩在3、4平方公里的3个村子中，从四面层层包围，然后由各师挑选出敢死队、突击队，不顾敌机的狂轰乱炸，奋勇杀敌。66军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围歼万家岭之敌。第4军官兵晚上打赤膊仰攻扁担山，五上五下，终以血染大地之英雄气概夺回扁担山。74军两支突击队，与敌血战5小时，攻占敌主阵地张古山。是役歼敌万余人，日军第106师团基本全军覆没。

　　万家岭大捷是抗日战争初期的一次重要胜利，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在贺电中称：“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永垂不朽。”

　　2、上高会战

　　1941年3月至4月，日军中国派遣军为加强华北治安战，决定将驻江西安义地区的第33师团调往华北，并利用调动之前对驻上高地区的第9战区第19集团军发动一次进攻，以巩固华中战略要地南昌外围。3月14日，日军调集第33、第34师团及第20混成旅团，分北、中、南三路秘密集结。在第11军司令官圆部和一郎指挥下，企图对上高实行分进合击，打击和削弱中国军队。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第49、第70、第73、第74军约11个师的兵力参加作战。整个会战中国军队采取诱敌、围敌、追敌的战术，历时25天，经过中国军人艰苦卓越的战斗，一举击溃敌2个师团，毙伤日军少将步兵旅团长岩永、大佐联队长浜田以下1.5万余人，缴获军马2800余匹，各种火炮10门，步枪千余支，粉碎日军吹嘘的“攻必克”狂言。日军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1975年编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有参战的第33师团师团长大贺茂的回忆：“28日凌晨2时，负责野战医院警卫的炮兵第八中队，终于在土地庙村西端遭到优势的重庆军攻击，致使该中队在处理了火炮后，全体壮烈阵亡。”第34师团掩护第33师团退却，并遭到中国军队的痛击：“28日渡过泗溪进入东岸，翌29日虽开始向后撤，但出发不久遭到据守尽，处于不能射击的状态。以后接到了空投弹药，经过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重重苦难，于4月2日，返回了原驻地。”

　　上高会战被誉为是“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开胜利之年胜利之先河”，李宗仁、蒋经国、何应钦等其他大批当局政要纷纷撰文予以表彰。上高会战是在指挥官的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士兵忠勇奋发，浴血苦斗下取得的胜利;是民众用命，彻底破坏交通，使敌解除优势装备，达成“以破坏战保障歼灭战的成功”下取得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全力以赴支援前线下取得的胜利。上高会战不仅是指挥官运用战术的巧妙和抗日将士血肉之躯换来的战果，还是军民通力合作取得的伟大成就，更是国共双方共同抗日的楷模。上高会战的胜利，不是孤立的、单一的，是国共合作的成果，是抗日将士浴血奋战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果。

　　四、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江西

　　1、粮食

　　抗战时期江西有78个县(市)遭日军严重烧杀淫掠，42个县(市)遭日军严重骚扰破坏，24个县市城区几成焦土，14个县(市)被日军长期占领。由于日军不断入侵，全省可供耕地日益缩小，但因农民辛勤劳动，精心耕作，提高了粮棉等农作物的产量，使江西成为当时全国后方三大产粮省之一，有力地支持了东南战场的抗战，江西成为东南战场抗战的坚强支柱。为稳定和增加粮食的产量，支持东南战场抗战，江西人民淘汰混杂劣种，选育优良品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此项措施，每年增产稻谷15亿斤。与此同时，面对耕地日益缩小的不利局面，当局鼓励各地民众从事开垦荒地事业。从1939年12月至1940年底，江西省先后颁布实施了“非常时期垦殖事业推进办法”和“各县办理垦殖事业奖励办法”，并收选难民1.32万余人参加垦殖工作，累计开垦荒地5.17余万亩。据1942年统计，共收稻谷800万斤、杂粮100余万斤及其他作物16万斤。由于全省人民的辛勤耕作，江西历年征得的粮食数目均很可观，保证了战时粮食的供输。除第三、第九战区驻赣20余万部队外，第三战区驻浙东、浙西及皖南部队，第七战区广东东江、北江驻军及第九战区湘东、湘北驻军，均曾靠江西大量供粮。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总结上高会战胜利原因时指出，粮食等补给“复极圆满，使部队得专心作战，此于会战胜利，亦有功也”。战时赣粮除保证战区军粮供应外，还大量接济邻省。据统计，从1938年10月至1941年上半年，江西就供应第三、第九战区军粮6900万斤，运济邻省浙江、广东、福建、湖南和安徽民粮、军粮4700多万斤。从1941年起，在国民政府征实征粮的19个省中，江西历年征收的粮食平均占全国的12%。因此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曾把江西比喻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要塞凡尔登：“就粮食一项说，实负有支持东南整个抗战局面的最大责任”和“使命”。

　　2、工业

　　战时包括上海在内的东南沿海各工业城市的大中型企业因内迁而停产，东南战场抗战所需的工矿物资就转而由江西承担，这就迫使江西大力发展本省的工矿企业。在很短的时间内，江西完成了工业的初步建设，有规模的工厂最高曾达到100余家。例如：江西炼铁厂(吉安天河)，日产翻砂铁10余吨，年产7200余吨，成为西南各省的重要基本工业。江西机器厂和江西车船厂(吉安泰和)，设备完善，各类机器40余部，经营着各类机器的制造与修理、复原工作，保证了东南战场我军的武器供应及修缮。战时，虽然四川、云南等省均有水泥制造厂，但由于运输困难，供给非常不便，故江西的水泥供应成为战时大户。经济部工商调整处和中华水泥厂合资在江西设立水泥厂，因原料丰富，可以自己生产，战时东南战场的国防工事建设所需的基本原料主要由江西供给。赣南大余的硫酸厂，所有设备均自行设计制造，年产硫酸40吨，后因东南各省急需，进行超额生产，所生产的各项物资均能满足军民所需，极大地支持了东南战场乃至全国的持久抗战。江西省的炼铁、采矿、制造酸碱等近代化重工业，也完成了初步建设。1938年至1940年，新建工厂34家。到1940年底，就有工厂111家，总资本8711420元，在工厂数量、工厂类型等方面都超过战前水平。在战时环境下，江西工矿企业积极发展，在国内已占相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