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县襟带淮淝,古为“江东之屏藩,中原之咽喉”,“有重险之固,得之者安”,故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时期,日本侵略军为了有效控制江淮腹地,掠夺资源,三次进犯寿县城。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日军迅速地侵占了我国大片土地。1938年6月,徐州、蚌埠、凤阳相继沦陷,日军已打通津浦、陇海两条交通命脉,这时蒋介石下令将郑州花园口黄河决堤,日军西进受阻,便改变路线,沿淮河西上,从怀远、田家庵进犯寿县古城。当时桂系一部队驻扎在东平山、谢家集、癞山集一带,靠着新河,沿岸布防,修建工事。6月3日,日机在寿县境内轮番轰炸时,桂军不支,国民党县政府向南撤退,搬迁至戈店。4日凌晨古城沦陷,日军抢夺民家财物,奸淫妇女,寿县人民死难者数以千计。人民群众目睹日本侵略军的暴行,万众愤怒,抗日情绪高涨。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武装经常活动在寿县城乡和交通沿线,昼伏夜袭,声东击西,弄得日军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在人民抗日怒潮包围下,不久便退守淮南。日军退出寿县后,驻扎在窑口集的安徽抗日自卫军一路军第三直属大队进驻寿县城,维持秩序,逮捕处决了为虎作伥的汉奸黄玉章和张涵轩。
1939年农历9月,传闻日军再次侵犯寿县城,国民党政府随即将机关迁到堰口集附近,县城由桂军某师与县自卫队防守,桂军某师师长陆延选认为“城墙有害无益,敌攻我不易守,敌据我不易攻”,强令地方派人拆除城墙。地方居民强烈反对,上书云:“城墙不仅可以御敌,要者在于防水”。陆延选被迫收回命令,但城墙上的雉堞,已被拆除殆尽。11月2日(农历9月21日),日军千余人向县城发动进攻,而此时桂军已不知去向,县自卫队兵力单薄,亦向南撤退,日军二占县城。此时城内财空粮缺,加上共产党组织的抗日武装在农村开展抗日游击和各种抗日团体掀起的抗日热潮,日军盘踞三日,又龟缩到淮南田家庵。
1940年农历三月,占据合肥的日军矶谷十四师团,妄图扩展淮、蚌外围据点,派骑兵千余人,山炮2门,沿淮南路北上,向寿县城进攻。寿县守军为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二支队第九团,团长赵达源获悉后,立即将情况报告驻在寿县之南迎河集的第一三八师四一二旅长龙炎武。龙炎武接到报告后,率步兵2连到城内视察现状后,令调驻扎在正阳关的两个步兵连,驰赴县城待命,又令赵达源据城固守,并说:“这次我们要奋斗到底,至死不屈。抱定宗旨,要与民坚持抗日,下定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决心”。战斗打响前,赵达源作了安排,他将全团非战斗人员交团部军需主任方醒初,要他做好疏散工作,又亲笔写好遗嘱交给方醒初。
赵达源,云南大理县人,黄埔军校四期学生。1937年,抗战军兴,升任国民党安徽省保安九团上校团长。斯时,芜湖、安庆相继沦陷,他率部转战江淮,频克顽敌,屡屡获胜,常获嘉奖。这次来寿县,他和九团官兵受到广大人民爱国情绪的影响,国难家仇激起了军中爱国壮士的抗日斗志,“誓死保卫城防,坚决与城共存亡”成了全体军民的共同意志和决心。他们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淮水谣》、《到敌人后方去》、《大刀进行曲》等鼓舞人心的歌曲。赵达源数次召开连长以上军官和寿县自卫大队各中队长参加的会议,积极部署城防。在城墙上抢修工事,在郊外的四顶山、翟家洼、东津渡、平山头、鸭背埠等处安排了兵力,守城军民达1700多人。
4月12日(农历三月初五)拂晓,日军从田家庵倾巢出动,兵力达六七千人之多,兵分3路,首先向鸭背埠、唐家山、桂家山、平山头、蔡家岗等阵地扑来。布防在鸭背埠一带的保安团前哨连,首先与日军接火,激战许久,日军炮火甚猛,赵部伤亡很重,日军节节逼向县城。赵达源打电话给龙炎武报告,要求出兵支援,但遭到龙的严厉训斥。负责接应的龙炎武旅长不派一兵一卒,放弃阵地,落荒而逃。九团面对强敌,孤军奋战,腹背受敌。赵达源由西门率领剩余官兵,声嘶力呼,向敌冲杀,但日军仍迭次增援,组成密集火网向县城守军反扑。于是,士兵们用枪托打、用手榴弹砸、用嘴咬、用脚踢,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日军从拐角楼突破,士兵大部分阵亡。日军陆续冲入东、南门,并在城墙上竖起太阳旗。赵达源带领团部警卫排仅剩的6名士兵,沿城墙向寿县西关转移,适遇日军机枪扫射,不幸中弹坠入护城河中,为国捐躯。城池第三次沦入敌手,日军进城后,兽性大发,大肆烧杀抢掠。据不完全统计,数百间民房被烧,烟火延续数日,有3000多人惨遭杀害,被抢劫的财物不计其数。从此,这座古城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下长达5年之久。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日本侵略军最终葬身在全民族抗战的汪洋大海中。古城人民永远怀念为抗日献身的赵达源等英雄,抗战胜利后,曾在古城西门立碑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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