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合肥维护社会治安
来源：合肥晚报   2022-12-15 16:12:19

新四军第七师部分指挥员，左三为曾希圣(资料图片)

上世纪50年代，剧作家沈默君创作的《荣军锄奸记》(资料图片)

1943年的新四军部队(资料图片)

　　1941年6月，新四军创立了以藕塘为中心的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并先后在合肥周边地区建立了定合县、寿合县、巢合县抗日民主政权。合肥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各级公安机关，开展各项公安保卫工作，维护根据地社会治安。

　　侦察和锄奸是首要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合肥抗日根据地的各级公安机关首先的工作是侦察敌情和消灭汉奸。随着合肥抗日根据地的日益巩固，锄奸反特斗争逐步公开化、群众化。定合县委、县公安局把动员民众广泛进行锄奸运动和教育指导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除正面宣传外，还经常利用乡、镇逢集机会召开群众大会，宣判汉奸、特务，揭露他们的阴谋破坏活动，教育群众提高警惕性。

　　据档案记载，1943年7月，定合县公安局保安科的张道回家探亲，杜集日本汉奸联络站的霍世九等人企图拉拢利用他，保安科长江屏根据张的报告，布置张道按约到霍世九家接头，一举破获这个联络站，公审枪决了汉奸特务霍世九、霍宴亭等人。

　　1944年，下塘乡伪乡长朱伯犀指派特务李仲学将家安到陈田埠，由其老婆四处活动搜集情报。有一天，李仲学带着匪兵窜入徐岗村，以和老婆见面为幌子传递情报，锄奸小组的陈方平得知消息后，报告了区委书记孙祝华，孙当即带领民兵将这伙人捕获，经公安局审讯后将李镇压。

　　另据档案记载，国民党定远邮政局长涂惠卿伪装成进步人士，多方接近地方绅士、知名人士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干部，当上了参议。当时，定合县公安局发现涂的邮政局与敌人情报机关有来往，遂派侦察员几次化装土匪潜伏在敌占区，发现涂向古河国民党特务机关送的情报。于是，我根据地公安机关趁邮政局招员的机会，派一名地下党员当了邮差，暗中控制涂的情报活动。1945年，淮南专署公安局局长郑从政到定合县指挥破案，在一堆“铁证”面前，涂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军统情报组长，但他一再表示愿意立功赎罪。于是新四军让他继续当邮政局长，为定合县公安局搜集敌人情报和做统一战线工作。

　　承担交通、情报工作

　　我们知道，抗战期间，情报的搜集及传递工作也很重要。合肥抗日根据地的各级公安机关责无旁贷地承担这一工作，而且取得了多个胜利。

　　1941年6月，淮南行署保安处在布置交通工作指示中，明确要求情报要敏捷、确定，在任何变动和紧张的情况下能做到知己知彼。合肥地区根据地民主政府和社会科、保安科，以及以后的公安局，根据各地的斗争环境和条件，分别建立了情报站、交通网。1942年6月，淮西抗日根据地设立社会科，建立了敌工站和情报总站。敌工站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党委做好统一战线和伪军工作;社会科为了及时搜集和掌握敌人情报，先后建立了枣林铺、曹庵、史院、庄墓、下塘等十几个情报站。到了1943年，淮西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一个情报网。

　　据档案记载，当时从三和一直到现在的肥西县长岗集，每数十里路有一个情报站，共30多个;社会科还向水家湖、下塘等地的日军据点派去了“炊事员”、“翻译”等，还有经过长期的宣传、教育后，愿意为我们传递情报的伪保长和驻军的头目，基本达到了凡是日、伪、顽军的调防、装备、物资运送时间、地点，以及日军出动等都能敌动我知。这年夏天，庄墓桥附近经常发生土匪假冒新四军抢老百姓的耕牛、物资等，区治安员杜益群根据群众提供的情报，抓获了姓吴的头目和其他匪徒。为了保障游击根据地内的治安，县委批准就地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处决了为首的匪徒。

　　抗战时期，新四军二师驻扎津浦路东和路西，七师驻在巢南的无为县，为加强二、七师的联系，1941年七师开辟了从藕塘经王子城、石塘桥、马集、王铁地到周家町的巢合交通线。但在这条线上，国民党陆军一七一师、一三八师把守较严。同年9月15日，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等人准备去二师，到了马集受到阻击没有通过。于是，巢北支队根据二、七师和军部首长的指示，于1943年春又开辟了从青龙厂经磨店、店埠、西山驿、山王集到周家町，长约150里的交通线。

　　据档案记载，这条交通线主要是转运文件、信件，武装护送干部、军需物资，搜集情报，并定期编印《敌情动态》等。巢合办事处为了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在沿线的西山驿、青龙厂、元疃集、磨店等地成立5个区的人民政权。区委除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外，还具体领导交通情报工作，由撮镇火车站售票员李昌炳、孙宏金收集淮南线敌人情报，撮镇油行孙宏建、杜玉山及其爱人靳克芳，主要分发和传递文件、信件;周家町的周兴抚、杨蔼亭主要负责接送过往巢湖的干部和军需物资等。他们都以各种职业为掩护，从事交通情报工作。

　　为了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根据地的公安机关还安插了一些地下党在敌人营垒，比如伪军团长李道传的清乡大队等均有我方打进去的情报人员，他们采用各种巧妙的方法，搜集敌伪顽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和动向，并对伪军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据档案记载，我方情报人员夏浩帆利用伪军司令刘子清的内讧争取一个营的部队起义，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徐子祥勾结日军占据马家集，横行乡里，威胁交通线的安全，巢合支队于民国三十四年冬拔掉了这个据点，俘获了一个中队的人枪。还在交通情报人员配合下，先后消灭了梁园的特工行动队、高塘集的特务情报站、朱巷等的特务武装，斩断了他们伸向游击根据地的黑手，消除了隐患。

　　维护群众日常治安

　　除此之外，合肥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各级公安机关还积极进行当地群众的日常治安保卫工作。

　　据档案记载，当时合肥各抗日根据地的乡村群众性治安组织较多。比如有锄奸委员会，这是按照各个群众团体、各种不同的抗敌协会的组织系统建立的，是清除内奸，以保障广大群众抗敌言论、集会等自由的群众性组织。锄奸委员会分若干锄奸小组，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利用同情抗日的伪顽中上层人物、绅士、商人等搜集情报，掌握敌人动向。如寿县二区尹家户地主尹干臣、尹培璜，向群众反攻倒算，破坏减租减息。公安机关就是利用同情抗日的伪顽人士配合调查、搜集证据，后报经县委批准，将两尹押至徐庙(现长丰县)召开群众大会，公判枪决，在当时震动很大。

　　还有就是治安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锄奸反特，协助查办抢劫、绑票、拉牛等危害根据地治安的案件，监视不法分子。同时，配合民兵在主要交通要道交叉路口，设立盘查哨，及时盘查和发现敌特奸细和可疑人员，建立递步哨，负责传递战地情报和联络工作;在敌人据点附近的制高点上设立瞭望哨，监视敌人的行动。

　　据档案记载，沛桥乡距汉奸杜学玉的绥靖大队部拓塘30华里。由于日军和伪军经常三五成群下乡派捐抢粮，扰乱治安，区公安特派员领导该乡设立30多人(枪)的民兵武装，设立岗哨，下地劳动带着枪支，一有情况就投入战斗。日伪军对这支在眼皮底下设立的抗日游击武装视为眼中钉，多次来到沛桥乡“扫荡”、偷袭。为了抵御敌人的袭扰，大部分村庄都修建了更楼和围墙，轮流站岗，监视敌人的动静。同时在流经沛桥乡南部的沛河下游筑起堤坝，增高沛河的水位，又在河坝上布满地雷。如果发觉敌人就鸣锣集中，打击敌人;并能以河为屏障阻击敌人，以赢得时间，争取部队增援击退敌人骚扰。1943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杜学玉带着50多名日军和伪军，到汪家圩南边的大树黄抢东西。汪家圩民兵中队长汪瑞良立即带领民兵，分两路声东击西阻击敌人，当场击毙鬼子一人、伤多人。因敌人搞不清情况，只好撤退。后来杜学玉多次带领日伪军“扫荡”，都受到重创，迫使其不敢轻举妄动。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维护治安的组织，如青抗、妇抗、农抗、商抗、民兵、儿童团等群众团体，他们以宣传抗日为主，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组织巡逻队，看更放哨，保卫区、乡人民政权机关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