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湖北抗战的历史进程、战略地位与历史经验
来源：湖北党史网   2025-05-29 14:56:05

　　内容提要：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作为全面抗战阶段中日双方的必战之地、难战之地和久战之地，湖北具有特殊的地理和战略方位，湖北抗战时间长、地域广，经历了局部抗战、全面抗战初期及抗战的相持直至反攻胜利三个阶段。第二，湖北抗战在全国抗战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武汉作为全面抗战初期的抗战中心，开创了极其重要的武汉抗战时期，引领了全国抗战由片面抗战走向全面和持久抗战的历史进程;以武汉为决策和指挥中心，中国共产党全面部署华中敌后抗战，开创了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的新阶段;以湖北地区为中心的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的重要战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敌后独立战略区;湖北地区是战略相持阶段屏障西南大后方的前哨阵地，为保卫西南大后方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湖北地区抗战以极为广阔、深入和丰富的抗战实践，不仅创造了彪炳千秋的辉煌战绩，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泽被永远的历史经验和精神财富。

　　一、特殊的地理、战略方位与历史进程

　　湖北“当四战之地，居天下之中”，制控八方，绾毂中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水陆大动脉交汇、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特殊地理位置，日军侵华由华北转进华中华南、由东部进犯中西部的战略态势及其在武汉外围的战略布局，中国共产党对战略防御阶段全国敌后抗战的战略部署，决定了湖北为全面抗战时期中日双方的必战之地、难战之地和久战之地。

　　湖北边界东北西三面环山，只有中、南部稍见开阔，地势险阻，为四塞、四战之地，运动及补给困难，易于短期凭险而守，长期战守则皆为不易，是为难战之地。日军在湖北占据、扼守武汉及其周边大小城镇和京汉粤汉铁路、长江汉水等主要铁路、公路及水道点线，以武汉为中心，一方面南进长沙、衡阳、南宁等地，打通大陆交通线，并以此为主要补给线;一方面以小池口、鄂城、武汉、沙市、宜昌等为要点，横贯东西，连接上海与武汉并西进威胁、攻袭重庆、四川。整个湖北抗战过程中，中日双方为此战略要点及交通线的得失进行反复、长期争夺。无论是国民党军队主导的正面战场，还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都围绕此战略要点对日军形成或远或近的战略包围圈，进攻袭扰，力图最大限度的打击、消灭敌人。据此，湖北成为抗战的久战之地。

　　湖北重要的战略方位与中国持久抗战的总方略密切相关，还表现在鄂西中日基本作战线是中国持久战略成败的关键。对西，此高山地带为日军从三峡进窥重庆、四川之屏障，对东，我军长期占领即可守住宜昌及其南部之长阳、宜都，并凭借湘西北武陵山、雪峰山之险，阻滞日军从鄂湘边西进四川，并经常德及洞庭湖盆地西部，威胁、南攻长沙、衡阳之日军侧背。武汉沦陷后的七年间，中日军队虽在此基本作战线拉锯作战，但日军始终未能由鄂西进攻三峡和鄂豫边，进入四川，也始终未能由鄂湘边进入贵州。

　　湖北抗战时间长、地域广，整个抗战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为湖北抗战的局部抗战阶段。

　　这一阶段，内战尚未停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形成，湖北地区农村根据地党组织以开展土地革命战争、发展和巩固农村根据地为主要任务，但始终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湖北地区党组织响应中共中央号召，中共鄂豫皖分局、湘鄂西分局和湘鄂赣省委相继召开群众示威大会，发布宣言、通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同时通过爱国知识界出版各种进步刊物，组织读书会、时事座谈会，唤起民众抗日救国。在湖北地区诞生并以湖北为主要战场的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之命，在北上创建豫鄂陕根据地途中，率先打出抗日旗帜。1935年12月北京学生发动一二九爱国运动，湖北武汉、应城、安陆、宜昌、襄阳、樊城等地学生、工人和工商业者纷纷举行罢课、集会游行和请愿活动，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湖北地区以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为主要形式的抗日斗争拉开序幕，湖北人民的爱国热情开始全面觉醒。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至武汉沦陷前期，为湖北抗战的全面抗战初期，即战略防御阶段。

　　这一阶段，一方面由于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由局部抗战转变为全面抗战，湖北地区由国民党政府主导的片面抗战，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和党领导的以武汉为中心不断高涨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逐步转化全面抗战;另一方面，日军以速战速决为目的，企图以武汉一战而屈人之兵，结束在中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湖北抗战仍处于战略防御阶段。

　　这一阶段，在整个中华民族抗战史上，湖北抗战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由于南京沦陷，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抗战中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武汉抗战时期。以国共合作的空前加强为背景，以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掀起高潮为起点，以国民党军队进行空前规模的武汉保卫战(武汉会战)及各界群众广泛支援为中心，在近一年的武汉抗战时期，湖北地区人民群众的救亡怒吼与前线战士刀光血影的英勇搏杀，一起汇成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壮阔洪流。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为了部署武汉保卫战，国民党政府军政机构西迁重庆途中驻留武汉，华北、上海、南京及东南沿海地区内迁企业亦暂停于武汉，各地文化界人士及机构团体也迁移武汉。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设立派出机构——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同国民党政府进行一系列协商和谈判，推动了华中、华南地区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改编为新四军并走上敌后战场，同时积极组织、领导东南、华中、华南、西南地区13省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开创了武汉抗战时期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秉持团结、全面和持久抗战的方针，早在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就根据与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开始进行红军改编和人民军队走上抗日战场、开展敌后抗战的部署。湖北及其周边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军政当局达成停战、改编协议，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队，1938年3月东进至皖南，正式编入以陈毅为司令员的第一支队。鄂豫皖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以高敬亭为司令员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于同年3月在黄安(今红安)七里坪誓师，踏上东进抗日征程。

　　在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湖北地区党组织获得迅速发展，至1938年4月全省党员人数由1937年8月的数十人发展至1120余人，基本形成了遍布湖北城乡的党组织体系;经过协商和谈判，湖北地区国共两党军事对峙结束，并在红军改编、与国民党地方政府合作等方面达成协议，湖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正式形成，为湖北地区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动奠定了组织和政治基础。

　　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和湖北党组织的领导下，湖北抗日救亡运动声势越来越大，武汉迅速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中心。从1938年2月初开始，武汉群众连续开展各种形式的反侵略运动宣传周活动，数万乃至数十万群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武汉三镇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从1938年7月开始的献金运动狂潮，将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推向巅峰，推动了湖北全省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为尔后进行的全面、持久抗战奠定了思想、社会和群众基础。

　　这一阶段，日军发动大规模的武汉会战，国民党军队全力组织、中国共产党极力支持和配合进行的武汉保卫战，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抗战中阶段性的标志事件。日军投入立体作战兵种30万人及飞机300架、各型舰艇120艘，于1938年6月开始发动攻占武汉的战役。国民党军队以持久作战方针，投入包括第九战区、第五战区参战部队共计100万人的庞大兵力。6月12日，日军占领安庆，8月2日侵占黄梅后，即向武汉东面门户、位于广济境内的田家镇要塞发起强攻，9月29日攻破田家镇要塞，从东面迅速逼近武汉。与此同时，日军一路从淮河流域向位于大别山区的光州(今河南光山县)、商城一线进击，经安徽六安、霍山和河南商城于10月24日进入麻城，直抵武汉东北面。一部于10月12日占领河南信阳，沿平汉铁路南下，直逼武汉。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于10月14日发表要求武汉守军转移阵地的训令。 10月26日日军进入武汉，武汉会战结束。

　　从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至1945年8月日军投降，是湖北抗战的战略相持和反攻、胜利阶段。

　　作为八年全面抗战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武汉会战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军事图谋，迟滞了日军的战略进攻，日军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被迫转入战略保守，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湖北地区抗战也由此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崛起并逐步占据抗日战场主体地位的时期。新四军五师在鄂豫边区进行的敌后游击战争，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与国民党军队在湖北地区的正面抗战交相辉映，构成了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直至抗战胜利湖北人民团结御敌的战略格局。

　　二、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历史作用

　　湖北特殊的地理、经济和军事战略方位，使湖北地区无论是国民党军队主导的正面战场，还是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敌后战场，都在全面抗战时期、在事关全局的抗日战争战场上，发挥了极其重大的战略作用。湖北地区的军队和人民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湖北抗战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抗战中心，开创了极其重要的武汉抗战时期，开启和引领了抗日战争由片面抗战走向全面和持久抗战的历史进程。

　　武汉抗战时期，武汉作为临时首都和全国战时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对全国抗战发挥了中枢神经作用。军事上，武汉指挥着全国的正面战场作战，同时与延安的中共指挥系统进行较好合作。政治上，中共中央代表团与国民党军政机构合作良好，在许多方面协商进行必要的改革，其政治影响和示范作用辐射于全国。

　　武汉抗战时期是整个抗战时期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最好的时期，是举国团结、一致抗日的最好的时期。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领导人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就制定两党合作组织形式、改革政府机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武汉同国民党中央领导人蒋介石举行谈判，并取得进展。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吸收《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某些精神的《抗战建国纲领》。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武汉举行，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经过中共代表团卓有成效的工作，国民党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精神通令全国作为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使之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就战略战役问题向国民党提出一系列建议，并在战略上对正面战场进行积极、密切配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一时期得到深入发展，内容不断丰富，为全国抗战走向全面和持久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

　　武汉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经济战略在此也做了重大调整，由和平经济转向战时经济，沿海内迁工厂与武汉工厂经由武汉而内迁，有效地保护了国家的工业经济，有助于我国西南和西北新工业区的形成，为全国抗战走向全面和持久抗战奠定了经济基础。

　　武汉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和领导下，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群众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群众动员参与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史无前例，且向八方辐射，把全国抗日救亡群众运动高潮推向顶点。其深度和广度，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也极为少见，由此构成这一时期中国人民抗战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特征之一。

　　武汉抗战时期，以武汉为攻守中心，由国民党军队主导、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和支持的武汉保卫战(武汉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转折的枢纽。武汉会战是整个抗日战争乃至东方反法西斯战场投入兵力最多、战线最长、历时最久的战役，是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相持的转折点。在4个半月时间里，中日军队在皖、豫、鄂、赣4四省纵横数百里的辽阔大地上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大会战。中国共产党对武汉会战给予了多方支持和积极配合。中国军民血战到底的顽强精神，以沉重代价造成日军重大伤亡，使日军“速战速决”占领中国的计划破产，日军因此元气大伤，不得不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抗日战争从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为推动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不仅仅表现在消耗了日军的大量人力、物力，迟滞了其战略行动，还表现在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敌后抗战、创建敌后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至武汉会战结束时，八路军由原来的的1万人发展到2.5万，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已遍布华北、华中。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全面抗战路线的指导和勇敢、坚定的抗战行动推动下，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持久抗战的历史时期。

　　在抗战相持阶段到来之际，中国共产党以武汉为决策和指挥中心，全面部署华中敌后抗战，全面完成新四军的组建和走向抗日战场的工作，开创了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的新阶段。

　　湖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大抗战主力之一的新四军的诞生地。全面抗战爆发后，特别是1937年11月日军占领太原后，华北地区正面战场大规模的战役作战基本结束，日军进攻的重点渐次由华北转向东南和华中地区。中共中央在加紧部署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战的同时，开始思考和部署华中地区的敌后抗战。为此，中共中央在当年8月成立中共中央长江沿岸委员会，同时成立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直接指导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1937年9月，国民政府军委会通报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宣布原活动于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0月底，中共中央确定项英为新四军副军长，并指示他从延安回武汉组建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1937年12月工作会议精神，同月23日召开的长江局第一次会议第一个议程，即就新四军改编问题作出决议，决定南方各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应迅速集中，不必留三分之一的部队在后方，应即拿出一切力量到抗日前线去，将集中南方各地红军和游击队作为组建新四军的首要任务。其后中共中央长江局又电请中共中央书记处，调八路军第一二0师参谋长周士第到新四军任职。为加速新四军的组建，在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的领导、指导下，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在武汉分别多次与国民政府军委会直接协商、谈判，双方于年底至1938年1月上旬达成原则协议，决定新四军不归八路军节制，编为四个支队，江南部队由第三战区统辖，江北部队暂归第五战区指挥，国民党不派人到新四军任职。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同意，并提出以张云逸、周子昆为新四军参谋长和副参谋长。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正式在汉口成立。国民政府军委会兼参谋总长何应钦随即于1月8日核准新四军编为4个支队，照委陈毅、张鼎臣、张云逸、高敬亭分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游击支队司令。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委会根据叶挺呈报，正式发表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的委任令。1月4日项英和张云逸、曾山、周子昆一起，率新四军军部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离汉开赴南昌，21日，在武汉即开始筹备的新四军直属战地服务团在南昌成立。叶挺和李一氓仍留武汉，继续就新四军编制、防区、军费和装备等事项与国民政府军委会协商，至2月9日结束军部在武汉的工作，离汉赶赴南昌，12日与项英会合后即部署部队的集中行动和补充整训工作。4月4日，新四军军部撤离南昌，随后即向安徽歙县、太平县、南陵县和泾县等地进发、停驻。

　　在此前后，新四军各支队亦完成组编与集中，迅速挺进长江南北敌后，展开广泛的敌后游击战争，发展人民军队，在大江南北开辟广阔的敌后战场，开创了以新四军为战斗主体的南方敌后根据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规抗日武装以新的集团编制形式迅速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扩展到南方抗战的核心区域，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友军作战。中共中央长江局为部署、实施华中地区敌后抗战作出突出贡献，武汉也因此成为实施华中敌后抗战的前期指挥阵地。

　　以湖北地区为中心的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场，是党领导的具有特殊和重要意义的敌后独立战略区。

　　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一个特殊的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着特殊意义的敌后独立战略区，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并夺取最后胜利的主要战略区之一。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为了部署武汉失守后的周边敌后工作，中共中央提出在华中着手开辟鄂豫皖边、鄂豫边、苏皖边区工作，建立三大战略区，其中鄂豫皖边、鄂豫边两大战略区的主要地带皆位于鄂豫边区。次年三月，毛泽东设想中共中央将来准备陕甘宁边区转移时“最好是鄂豫边”。由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发动反共高潮，为应付万一出现的突然事变，毛泽东又设想以精兵一部“出鄂豫陕边”、“出陕甘川边”，刘少奇也由此设想新四军五师地区是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东出大别山、北出河南，在华中作“大文章”的战略区。1941年初，鉴于日军屡犯鄂西、鄂北和豫南，中共中央确定华中目前指导中心应着重鄂豫陕边、江南根据地(包括苏南、皖南、浙东、闽浙赣边)和苏鲁战区，同华北、南方(闽粤)组成全国三大战略根据地，新四军五师的发展方向是鄂西、豫西、鄂东，并配合新四军二、三、四师的战略行动向西推进，在鄂西、豫西、陕南建立游击根据地，造成鄂豫陕基本战略区，鄂豫边区又成为这一新的战略布局的主体。1944年12月，为扩大解放区和经略中原，完成华中西面争取平汉线、武汉和大别山区的任务，中共中央决定以五师为主力、八路军南下河南的部队协同，将鄂豫边区从华中划出为一个新的独立战略区。这些构想和部署说明，在中共中央关于敌后抗战的战略布局中，鄂豫边区始终处于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作为华中最大的一个独立战略区，作为中共领导的整个敌后几个较大的战略区之一，她不仅屏障中原，经略武汉，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捍卫国民党后方的前哨，而且还是向北接应陕甘宁边区、向南跃进湘粤赣桂边、向东进取大别山、向西发展鄂豫陕的战略轴心基地，是具有应变条件的主要战略区之一。

　　鄂豫边区还是在中原正面战场之近后方对日军实施战略钳制的主战场、实施战略跟进的前进基地。鄂豫边区处于华中日军西线的中央，在敌我中原战场的敌之近后方，一直拖住并打击大量日伪军，有效地起到了钳制作用。从1939年夏至同年12月的短短几个月内，鄂豫边区人民军队对敌战斗百余次，毙伤俘日伪军5000人以上。1940年至1941年内，对敌作战347次，毙日军少将以下官兵786人，毙伤伪军团长以下官兵2850人。日军为巩固以武汉和主要交通干线为中心的据点，1942年至1944年间在鄂豫边始终保有8个半师团共15万人左右的兵力，是华中抗日根据地日军布兵密度最大的地区。在反击国民党顽军不断摩擦的同时，鄂豫边区抗击着65%的日军和全部伪军，对日伪作战473次，摧毁伪组织300余处，一度攻克黄陂、安陆、云梦、孝感、蕲春等敌占县城和麻城宋埠等日伪据点几十处，毙伤日伪军4万人以上，俘日官兵100余人，收复国土50余县。在中原正面战场敌之近后方，鄂豫边区已经成为抗战的主要战场，将敌之后方变成人民军队打击日军的广阔战场，成为中原抗战的中流砥柱。

　　处于敌我中原正面战场敌之近后方的鄂豫边区，具有向四面发展的独特优势，对国民党中原正面战场进行了高度有效的战略配合。除了向东发展敌后纵深地带外，还可在日军对我正面战场发动战役或战略性进攻时，依据现有阵地，尾敌跟进，向西、北、南发展，从背后予敌以打击。1940年至1941年间，日军先后对鄂北枣阳和襄阳、鄂西宜昌、豫南平汉线两侧和湘北长沙发动战役进攻，鄂豫边区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以鄂中抗日根据地白兆山为指挥中心，派主力北上豫南、一部向襄河以西挺进，同时相机进取鄂南。1941年12月，日军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再犯长沙，次年4月又发动浙赣战役。为了钳制日军，策应同盟军和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经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批准，新四军五师一面坚持江北阵地，同正向津浦、淮南沿线之敌进击的新四军兄弟部队配合，积极开展沿平汉线、长江沿岸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一面挥师南下，向武(昌)瑞(昌)公路两侧和粤汉线北段展开，建立了鄂南抗日根据地。1943年2月和10月，日军两度发动对湘鄂西地区的进攻，五师立即跟进，从同年3月起，以主力部队继续发展潜沔江监湖区，并向东开辟洪湖的抗战局面，建立了襄南抗日根据地，随后又建立洞庭湖畔以桃花山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1944年4月起，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连续发动豫中战役、湘中战役、桂北战役、粤湘赣战役。根据中原局指示，五师立即向河南发展，以完成使华中、华北、陕北连成一起的战略构想。次年2月，又根据中共中央部署，派出有力部队配合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挺进江南，创建了湘鄂赣边根据地。

　　鄂豫边区还是对华中战略中枢武汉之敌实施战略包围的近敌战略区。对盘踞武汉之敌实施战略包围，是中国共产党在华中敌后战略布局的关键。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实际采用中共的建议，重新划分战区，占领武汉外围的大别山、桐柏山、大洪山、幕阜山、庐山，对武汉之敌构成远距离战略包围。随着鄂豫边区的发展和五师的战略展开，五师在国民党军队占据的山头以内，在武汉外围，不断实施向内进逼和外向挺进，相继建立豫中、豫南、鄂中、襄西、鄂皖边、鄂湘边、赣北沿江等外层抗日根据地，并连接为鄂豫皖湘赣解放区，形成对武汉之敌实施战略包围的近敌战略区，其战略作用，是国民党军队在鄂豫边区周围山地构成远敌战略包围所无法匹敌的。

　　湖北是战略相持阶段屏障西南大后方的前哨阵地，湖北抗战为保卫西南大后方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和防御作战虽然在全国范围告一段落，湖北境内的战役性进攻和防御作战却一直没有停息。在日军不断向战区前沿发动攻势作战的态势下，驻防湖北境内第五、第六战区中国军队仍先后投入随枣战役、枣宜战役、反攻宜昌战役、鄂西会战和老河口战役。尽管这时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甚至掀起反攻高潮，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共组织在对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的同时，仍顾全大局、忍辱负重，领导新四军第五师和根据地人民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予西进日军以重创。在湖北境内长达七年的全面抗战中，仅就正面战场6次规模较大的会战、战役及新四军五师各次战斗而言，共约伤亡日军15万人，其中有9名高级将领毙命于湖北。湖北抗战不仅时间长，而且规模大、地域广、歼敌人数多，这在全国并不多见。鄂豫边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的敌后抗战，与国民党在湖北的正面战场一起，构成了一道保卫西南大后方的坚固屏障。

　　鄂豫皖和湘鄂赣边区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并走上抗日战场后，根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将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及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在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直接领导下，中共湖北省委派出大批优秀干部，以武装留守和统一战线的合法形式，在鄂东、鄂中和鄂南相继建立党领导的战略支点，发展党的组织，训练党员骨干，发展民众武装，掌握抗日政权，先后建立大小不一的三十余支共数千人的抗日武装，在正面战场的前沿阵地和日军近后方的夹缝中，寻求战机，勇敢出击，点燃了湖北地区党领导的人民抗日烽火，开始建立几个小块、分散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随着湖北沦为敌后和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全面、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被提到更加重要的战略高度，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湖北抗战的主战场。从1939年1月李先念率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160余人南下湖北开展游击战争，至1940年1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成立，党领导的湖北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和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1941年初新四军豫鄂挺进大队奉命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后，这支英雄部队与湖北人民一道，以前赴后继、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抗击着15万日军和8万伪军，对日伪军作战1260余次，毙伤俘敌伪军43770余名，粉碎了日军的反复“扫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频繁进攻，在长期孤悬敌后的困难情况下，坚持中原前哨阵地，主力部队迅速发展到5万余人，地方部队和民兵发展到30万人，被分割孤立的小块根据地逐步联接成片并不断扩大，并与1945年1月抵达湖北的八路军南下支队协同，最终创建了以湖北为主体(基本区38个县中湖北就有32个县)而跨越五省、面积达9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300万的鄂豫皖湘赣解放区，造成对盘踞武汉之敌的战略包围态势，直至1945年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成为中原抗战的中流砥柱。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南方敌后人民军队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的楷模，中共中央誉其为“一个伟大的成绩”，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也给予了“发展第一”、“独立工作第一”的高度评价。

　　三 、深刻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作为中国抗战重要组成部分并占据重要地位的湖北抗战，以极为广阔、深入和丰富的抗战实践，不仅创造了彪炳千秋的辉煌战绩，而且也向世人昭示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真谛，给后人留下了泽被永远的精神财富。

　　湖北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精神支柱和决定因素。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推动下，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和感召下，湖北地区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再次携手，虽屡有摩擦，却始终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谱写了一部壮丽的团结抗战交响曲;以国共两党合作为政治基础，以湖北地区广大工农群众为主体，各党派和进步社会团体、各民族、各阶级、各宗教团体都投入抗战洪流，将湖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全国高潮的顶峰，其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浩大气势和爱国激情，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发展并不断丰富的推动力量，也是全国抗日战争逐步走向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全民抗战的催化剂;在爱国主义旗帜激励下，以湖北地区为主体的鄂豫边区广大军民，在孤悬敌后和日伪顽夹击的险恶环境中，艰苦奋战，不断打击敌人，巩固、扩大根据地，构筑起湖北地区敌后抗战的钢铁长城，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以工农为主体的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节衣缩食，慷慨捐献，勇敢走上抗日战场，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儿女以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决战到底的顽强意志和万死不辞的牺牲精神，用血渊骨岳铸就了湖北抗日战争的胜利丰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篇章

　　湖北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引导抗战走向胜利的关键。局部抗战时期，由湖北党组织领导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是湖北地区抗日斗争的主体。全面抗战初期，湖北地区党组织积极促成并坚决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湖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组织包括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在内的湖北所有爱国群众，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抗日救亡运动才能形成全国救亡运动高潮的顶峰，湖北地区国共合作的局面才能深入发展，成为推动全面抗战的政治基础。湖北地区党组织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开辟和发展广阔的鄂豫边区敌后战场，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多么险恶、战争多么残酷，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各爱国党派团体、国民党各抗日军队，共同维护团结抗战大局，支援配合正面战场抗战。湖北地区的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成为坚持湖北地区抗战的中坚力量，成为湖北地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

　　湖北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湖北抗战坚不可摧的力量源泉。抗日战争是一场壮阔的伟大民族战争，只有动员群众，依靠群众，开展和发展人民战争，才能战胜强大的民族敌人。孤悬敌后的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又因日伪顽分割而分散成几十个互不联接的小块，敌顽我三方斗争十分激烈，只有取得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人民军队才能生存和壮大，抗日根据地才能建立和发展，敌后抗战才能发挥打击敌人的巨大威力。新四军五师和鄂豫边区各级党组织，深入开展群众工作，普遍动员群众，广泛建立抗日十人团和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群众组织，广泛实行减租减息和农业低税制，减轻农民负担，组织兴修水利，改善生产条件，发展手工业，增加人民群众经济收入，实行抗日民主政治，极大地调动了边区工农群众和其他各阶层群众的生产和抗战积极性，边区抗战获得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李先念曾深情地说：“在如此艰苦的敌后环境里，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部队要生存和发展，要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那是不可想象的。”

　　湖北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实行全民族团结抗战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和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决定性因素。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时候，全国最有力量、最有影响的两大政党，顺应历史潮流，实现第二次合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团结的核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在湖北的形成，是湖北地区全面抗战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鄂豫皖和湘鄂赣边区的红军就无法改编并走上抗日战场;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凝聚和召唤，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就无法形成。湖北敌后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和发动，无不是湖北地区党组织与国民党地方政府、爱国民主人士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加强团结合作的结果。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五师，在依据“有理、有利、有节”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进行坚决反击的同时，以大局为重，努力维护国共合作，始终坚持开展与国民党各派抗日军队的统战工作，使湖北抗战得以在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相互配合下进行。正是这两个战场的相互配合，共同构成对日作战的湖北战场，最终取得了湖北地区抗战的伟大胜利。

　　(作者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