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
来源：综合湖北日报、三峡新闻网等   2025-05-29 16:28:21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1938年，日军逼近武汉，国民政府被迫西迁，众多工厂、学校、科研机构及军政要员、负伤将士、难民孤童等聚集宜昌，西迁重庆。

　　彼时，尚无陆路由鄂入川，长江是进入四川的黄金水道。地处“川鄂咽喉”的宜昌由此走上了历史前台，成为一个巨大的中转站。一时间，云集宜昌的物资堆积如山、人潮如涌。

　　若从1937年8月算起，直至1940年6月宜昌沦陷，经由宜昌的西迁持续了近3年时间。无数船工纤夫和宜昌市民因此献身。有史家称之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也有史家称之为一场攸关中国命运的“大转移”。但以历史的眼光审视之，无论哪种叫法，都不影响其涵盖的历史内容。

　　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

大批难童离开武汉，转往宜昌入川。(资料图)

搬运物资的情景。(资料图)

　　近年，黄万里(已故著名水利专家)夫人丁玉隽，曾多次讲述当年的“逃难”经历：1937年11月底，她与黄万里在庐山成婚后，随即向大后方撤退，二人在宜昌下船会了一位同学，可继续西行时，根本买不到船票了，只好找一艘靠人力撑划的小木船，逆流而上。

　　“我们将全部家当搬上小木船。小船颠簸着向三峡进发了，船上乘客只有我们两人。望着滔滔江面，我开始害怕起来……正在此时，江面开过来一艘大客轮，我望过去，猛听到船上有人呼唤我们的名字。”丁玉隽回忆说，没想到，竟看到母亲、姐姐等亲人。经过交涉，黄万里、丁玉隽夫妇攀上拥挤的大客轮，好不容易才挤进去。

　　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1937年也随父母，乘坐民生公司“民贵轮”由宜昌入川，他当年10岁，母亲还怀有身孕。章开沅撰文回忆：船到万县时，他们随众上岸观光，母亲竟然失散，他与五个姐弟呼妈叫娘，嗓子都喊哑了。回船一看，母亲已经上船。当晚，母亲生下一名男婴，船长前来祝贺，给孩子取名“章民贵”。但到重庆后，婴儿患上急性肺炎，因缺医少药，不满8个月就匆匆离开人世。

　　1938年6月，陈独秀与潘兰珍及包惠僧、夏松云夫妇乘坐“民权轮”，并与复旦大学几位教授同坐一船，到达四川。同年7月，老舍经宜昌入川。《老舍自传》写道：“宜昌城内天天有空袭，在这里等船的人很多。等了一个星期，民生公司一位黄老翁帮我们买到了票……不要说甲板上，连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

　　据介绍，1938年到过宜昌的有蒋介石、李宗仁、陈诚、汪精卫、冯玉祥、陶行知、老舍、李四光、黄松龄、王芸生、于毅夫、程希孟等众多军政要员、社会贤达。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陶铸、钱瑛、曾志、何功伟、雍文涛、韦君宜、马识途等也在宜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三姐妹也飞抵宜昌，慰问难童和抗战伤兵。

　　三段法，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卢作孚肖像。(资料图)

　　时间有限，运力有限，空中还有日军轰炸。

　　谁能完成这项西迁任务?历史记住了关键时刻民族航运业的佼佼者——卢作孚。

　　卢作孚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自20世纪20年代起，抱着“实业救国”的目的，以一条70吨的小火轮起家，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

　　1938年下半年，武汉会战后，从长江中下游撤出的工厂设备、机关、学校等，陆续集中到宜昌。

　　据《卢作孚文选》，到汉口陷落后，还有3万以上待运的人员、9万吨以上待运的器材，在宜昌拥塞着，人心恐慌。当时，川江水位尚能维持船舶航行的时间仅40天左右(进入枯水期后，大部分船舶只得停航)，而参与抢运的轮船只有20余艘、征用的小木船800余只，轮船从宜昌至重庆往返一趟需要6天。

　　按常规，要到次年冬天才能将物资、人员运完。然而，日军正节节逼近。

　　时间紧急!卢作孚决定，40天内将人员、物资运出宜昌。除最重要的物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机器设备直接运往重庆外，其他物资全部按“三段法”办理：有的运到万县，船舶返回;有的运到奉节、巫山、巴东返回;有的运到三峡峡口就卸下，轮船当天返回;然后再分段运到重庆。

　　同时，倡导人们徒步西迁。客轮改卧铺为座票，增加了1倍以上的客运量。又降低收费，对公教人员实行半费，对难童免费，对货物运费只收平时的1/10。

　　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夜晚装卸，白天航行，24小时不停歇。

　　“尽量利用所有的力量和所有的时间，没有停顿一个日子，或枉费一个钟点。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着装货物的灯光，彻夜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呼号，配合成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后来，卢作孚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民生公司的轮船“民生轮”。(资料图)

抗战期间，民生公司轮船在峡江抢运。(资料图)

　　毛泽东：不能忘了卢作孚据考证，经由宜昌的西迁，直至1940年6月宜昌沦陷。从1937年8月算起，共持续了近3年。

　　这段时间，完成的搬迁量到底有多大?

　　宜昌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秦兴友曾参加过两轮宜昌市地方志的编修。经他初步统计，经宜昌港完成的军事运输任务有：(1)兵工器材、迁建器材16.28万吨，占全部由沪西迁工厂器材一半以上;(2)航空油料、弹药、军工器材约3万吨;(3)公物2.7万吨;(4)经宜昌转运的人员总数达361万人，包括出川部队110万人次;(5)军粮马匹及其它辎重10万吨。

　　不过，也有资料称，自抗战爆发至宜昌沦陷，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

　　无论按哪个结果，当年的民生公司，都抵得上一支海军舰队。为此，民生公司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6艘船舶被炸沉、炸毁，117名船员牺牲，76人伤残。

　　这样的代价令人景仰，也应该铭记：正是在宜昌大迁徙之后，中国落后的西部才新建了一系列工业区，尤其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厂、炼钢等综合工业，保住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为前线输送了大批枪支弹药等急需品。

　　历史学家章开沅等人主编的《湖北通史(民国卷)》称：“抗战初期，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活动莫过于沿海沿江工业的内迁。工业内迁，不仅保存了菁萃的中国工业地带的一部分工业设备，而且强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大后方工业的发展，这在中外经济活动史上当属绝无仅有的记录。”

　　解放后，毛泽东曾评价卢作孚为中国近代史上“四个不能忘记的企业家”之一，即“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轻纺工业不能忘了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了范旭东，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

　　“大撤退”，还是“大转移”?

　　宜昌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秦兴友，坚决反对“宜昌大撤退”这一说法。

　　秦兴友认为，从抗战爆发到宜昌沦陷，国民政府是主动进行战略西迁，“以空间换时间”。当时中国军力赶不上日本，必须迁移设备、人员到山区后面，去生产制造抗战物资，以便持久抗争。因为，中国从南至北的云贵高原、武陵山、秦巴山脉及吕梁山、太行山形成一道天然地理屏障，日军的军事优势不易发挥。

　　秦兴友说，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故宫文物就陆续打包南迁，还有国子监、承德等处的文物。又如，战火尚未烧到武汉时，汉阳兵工厂已着手搬迁。可见西迁是战略布局，并非撤退。

　　但宜昌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朱复胜认为：“撤退”不等于失败。比如当年的红军长征，也是一种战略撤退。

　　朱复胜曾主编《宜昌大撤退》一书。他说，“大撤退”的说法，不是本书最先提出来的。历史上，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曾将卢作孚的大抢运，称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因此，“大撤退”仅仅是一种叫法，并不影响其涵盖的历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