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地下作的片断回忆
来源：《抗日战争时期党在邵阳的活动》   2014-08-15 15:40:24

　　文/李春芳

　　一九三八年春，邵阳进步人士敖振民（解放后，曾任邵市四中副校长）等人，私人集资创办的《真报》以筹备处的名义在街头巷尾经常贴出“壁报”，传播前方抗日战争消息，很吸引群众，我也喜欢看。

　　《真报》—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创刊，是我党支持在邵阳出版的四开日报，是一份宣传抗日的进步报纸。报楣“真报”二字是徐特立同志亲手题写的，报社工作入员之一的杨逢源（即杨卓然），是我党省工委成员聂洪钧同志指派来的。杨逢源到邵阳后，根据省工委指示，一面协助办报，一面开展党的秘密工作，报社编辑唐旭之（即唐麟）是经杨逢源介绍入党的a并在报社内成立了党的特别支部，直属省工委领导，杨逢源任书记。塘田战时讲学院成立时，杨调去“塘院”，坍旭之接任书记。为适应组织发展的形势，以后又改为中心县委、宝属工委。活动地点主要是在长兴街孤儿院（现邵市皮件厂后面）及青云街“铁肩吾庐”院内（现地区公安处）。

　　当时，我在长兴街（皇恩寺）裕商油坊巧学徒。油坊的对门就是“真报”社。这对我接受进步思想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当我听到上海“八?一三”事变，前方军民浴血抗战的消息——八百战士死守四行仓库，某司机乘开车之便，把一车日本鬼子开进黄浦江里，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事迹时，深为感动。可是在大后方的邵阳，国民党反动派却在大行其“故事”一种迷信活动，即所谓七月中元“盂兰胜会。”我对反动派这种粉饰太平、麻痹人民思想的搞法很气愤，就以“一个青年人的话”为题，向“真报”写信，揭露反动派的阴谋。信寄出后，报社编辑李化之及时找我谈心，热情鼓励我说你的信写得很好象个年轻人。鬼子快打到湖南来了，同难当头，人人要关心……。”使我这个被人瞧不起的学徒，兴奋不已。从此，我经常去报社听收音广播，借“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等革命报刊阅读。每次送书的时候，化之同志总要问问我的读后感，并细心地教我观察、分析一些社会现象、本质的方法，还陆续介绍过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高尔甚写的《我的大学》及《西行漫记》、《炸后》、《送别》等三五百字的短文在“真报”副刊上发表，揭露社会的黑暗面。

　　在唐旭之、李化之等同志帮助教育下，我逐步提高了思想觉悟，积极投入了邵阳的抗日救亡活动，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经过一段时期的考验，三八年十月，我由唐、李两同志介绍，在“铁肩吾庐”院内举手宣誓，加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时刻。

　　入党后，我和谢佑民、喻静纯（女）及一个东北伤员（姓蒋）组成一个街道党小组，我担任宣传工作，主要任务是秘密串连，发动街道居民、工人，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这年十一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所谓焦土抗战的幌子下，一把大火烧毁长沙城。省工委、八路军驻湘办事处、《观察日报》社、战时书报供应社湖南分社、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都迁到了邵阳。党的重要领导同志如徐特立、高文华、帅孟奇等也相继来到邵阳，组织领导全省人民开展抗日斗争，这一来，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就在邵阳轰轰烈烈地开展了。

　　―九三九年的元旦和春节，我们过得格外高兴，最有意义。元旦，我们聚集在驿传街一战时书报供应社，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联欢文艺晚会，会上演出了各种短小精悍的节目。其中有张天翼同志写的《金鸭帝国里的大粪王》，化妆出来的大粪王是个大肚皮的胖子，柱着根自由棍，胸前挂个大闹钟当怀表，显示其怀表之大和豪富。还有《大洋琴独奏》，以七个人组成七个音符：“1234567”，演奏 者每按一个人的头，即发出一个音响。演唱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和“长城谣”等革命歌曲。台上领唱，台下合唱，饶有风趣，满堂热气腾腾，充满了愉快而战斗的气氛。

　　春节期间，我们没有出去拜年，在爆竹声中，我们唱起了“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的歌曲，义卖报纸和春联，宣传抗日救亡，为前方将士募捐。

　　这年二月，省工委在邵阳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近三十人。长江局负责人博古同志到会讲了话。会议开了一个星期，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对省委成员进行了改选，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一致选举了高文华、聂洪钧、徐特立、袁学之、帅孟奇等九人为省委委员，高文华同志担任书记。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的办法》，湖南甄换了反动头目薛岳当省主席。薛岳主湘以后，顽固地执行反动政策，制造白色恐怖。六月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杀害了新四军留守处涂正坤、罗梓铭等同志；在邵阳，敌人就逼迫我“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撤离，勒令“观察日报”停刊，强令解散“塘田战时讲学院”。—时间，乌云滚滚，笼罩全省。为了应付这种逆流的袭击，湖南省委及时转入地下，分别隐蔽于湘潭、湘乡等地，继续领导全省的抗日工作。按照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邵阳中心县委负责人唐旭之调离了邵阳，谢竹峰（文革前任省民政厅厅长，现离休）同志来接替了唐的工作。以后，又将李文定调走，调来了彭柏林、刘建安、王来苏、易淸元等同志组成“宝属工委”，即宝庆所属各县工作委员会，实际还包括安化等县在内，谢竹峰同志任书记。

　　唐旭之同志在离开邵阳之前，找我谈了一次话，交待了我工作的领导关系。记得有一天，他很机警地把我喊出店外，绕入小巷，边走边严肃地对我说：“现在邵阳逆流很大，来得很急，要特别警觉、你的工作，以后由老夏领导（当时谢竹峰同志化名为夏先生）。他三十多岁，衡阳口音，撑一把青布伞，提一个防空袋（黄布提袋），明日上午九点半钟在六亭岭（中山公园）石凳子上等你，必须准时赶到；以后，别的同志一律不许往来了，就是在街上碰到，也不要打招呼，装作不认得一样，懂吗？”乍听之下，我确有些紧张，但很快就抑制下来了，并意识到暴风雨即将来临。

　　次日，我如时见到了谢竹峰同志，他先问了我家里和油坊里的情况，记上了我的姓名“楔”（李春芳三字的缩写）。我把我们小组和通衡街织染手工业工人支部情况，向他一一作了汇报，他不断点点头，说：以后你不要去那里了，只管你小组（小组成员彭楚材、刘恭二），有事，我会来告诉你的，停了一下子他又说组织要从你庙里转些信件，凡是“李英”的邮件，都由我亲自来取，不能丢失、不准拆看。停了一会，他又以商量的口气对我说：有个老易同志想暂时在你家住一段，他四十多岁，湘潭方面人，是个矿工，现还没有找到工作，请给他到你家找一住处，搭个铺就可以了，不要当客人相待。谈了约两个小时，太阳当顶了，我约他到馆子里去吃面。他说：不要客气，我还有事，买点烤红薯就可以饱肚子了。我们一点也不客套，也不扬手“再见”，就各朝各的方向走了。

　　解放后，我才从谢竹峰同志那里了解到，老易名淸元，醴陵人，当时任邵阳地下党城关区委书记，曾任过红军彭总部队的连指导员，长征干部，（八〇年任攸县民政局长时病故）易淸元同志在我家里（田家湾韩家院子）共住了一个多月，和我们一样吃豆腐渣、酸菜、白菜叶，毫无怨言。有时，易老还说：“豆腐渣很香呀！酸菜很送饭嘛！”逗得我们全家好笑。他很健谈，说古道今，天南海北，象是懂得很多，我们都喜欢听他讲“故事”，我们住在一起就象一家人一样。他对我的帮助和影响是很大的，他经常给我讲一些共产党人在监狱里同敌人顽强斗争的事迹，来教育我树立崇高的革命人生观，通衡街织染工人支部的十多个党员，就是他和彭柏林同志培育组成的。

　　从那以后，我就先后在深坑边乾太油坊、益太油坊进行党的地下秘密联络工作，及时转递邮件等，来件地点，除旧宝庆府所属各县外，还有溆浦及安化兰田、桥头河等地。后来因邮件太多，为避免引起敌人注意，四〇年又经东直街久美益衣庄（现邵市中心银行处）转递一部分。此外，党还指派我去过汽车站和平旅社、府后街新安客找（这个名称记不太准了）、中山公园、青龙挢头等处接待外地来邵的同志，如袁学之同志从安源调来省委工作，就是经过我接上关系的。又如绥宁的李子华同志四〇年来邵找李锐同志，在我处住了两晚。其他从我那里接转过关系的同志还有很多，因时间过去几十年了，记不起来了。

　　—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〇年春，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邵阳，伪县党部造谣胡说，以我们存三部电台，二百余条枪，准备搞暴动等为理由，从重庆调来了特工匪徒孙长植等，象鹰犬一样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和积极分子，破坏我 地下党组织。不久，他们秘密逮捕了我们党组织领导成员之一的彭柏林同志，并对其施行各种法西斯暴行。彭柏林同志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最后惨遭秘密绞杀，被沉尸于邵市高庙潭。李化之同志也于四〇年端午节前后在新化被敌人暗杀， 沉于资江。他们不愧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人民的好儿子。

　　这以后大约过了三个来月，我也遭到了敌伪六区保安司令部密缉队队长车匪的搜捕。经请示直接联系人刘建安同志 （现湘潭煤炭学院副院长、已离休）同意，我只好暂时离邵去桃花坪；存放在我处的书刊邮件由刘及时安全转移。不料，抵桃花坪数日后，又遭到当地三青团武装匪徒的围捕，适逢我外出才未被抓着。党原约定以“李福生”的名义来该处联系的，却没有接上头。后来，我只好流亡双峰，潜回邵阳。这时邵阳地下党组织的一些同志，根据上级的指示，完全隐蔽起来了，从此，我便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韶华易逝，往事过去已经四十五年了，我们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了，神州大地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每当我回顾以往的革命历程，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为党牺牲的先烈们，永垂丹青。

　　一九八五年十月于邵阳造纸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