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1970)
四川内江市人。1927年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参加了南昌起义。1933年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即担任北平、天津几家报社的通讯员。1935年,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赴川北、甘南等地拜访,报导红军长征行踪和西北近况。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只身经西安转赴延安,报导事变真相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参加发起并领导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开展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与胡愈之等创办、领导了国际新闻社,向海内外宣传中共的抗日战斗和民主运动。他曾三次到长沙。
三访长沙
抗战初期,范长江先后三次来过长沙。
长江第一次来长沙,是在1938年7月中旬,为的是参加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简称“青记”)长沙分会的成立大会。“青记”于1931年3月在武汉正式成立,长沙分会则是全国20多个分会中较早建立的。长江在大会上特别强调团结的重要,他指出:青年记者学会的“青年”二字,并不是年龄的分野,而是做事积极与不积极的分野,学会要争取的不是权利而是事业。这番话消除了一些新闻界前辈的误解,反应是不错的。在选出的7位理事和3位候补理事当中,田慧如、戴哲明两位就是30年代初进入报界的,那时虽不过30左右,却已是老资格了,其余都比较年轻。
长江对湖南的抗战局面是抱有希望的,他这次到长沙,经过对张治中的采访,写了《对湖南抗战之政治准备》,就可以看出他当时的观感。同样,他对长沙分会也抱有很大的期望,不仅要在长沙新闻界开展自我教育,推进长沙报纸的改进,而且要尽快与湖南各县报纸联系,要支持通俗报纸和壁报,还要预计到战争可能向湖南蔓延,要有应变的准备。可惜形势发展太快,仅3个多月就发生长沙大火,许多工作未及开展。
不久,长江第二次来长沙。这时他已脱离《大公报》,打算建立一个新型的通讯机构,即在长沙筹建的国际新闻社。
长沙大火以后,大约是1939年1月,长江第三次来长沙,停留不到一个星期。这时,张治中已被免去湖南省主席之职,尚未交卸。长沙大火的救灾工作也已结束,但长沙并不是政治上的真空,实两上国民党中的顽固派早已开始搞“摩擦”了。具体的表现之一就是翁从六的被扣。翁从六是位老共产党员,那时不过40岁,是九战区某政工大队的队长,原属第三厅领导,参与灭火救灾,做了许多工作。听说他被扣,我们不相信。大约过了半年之后才被释放。
长江就是那种情况下来的,一是了解湖南的形势,二是和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长沙分会联系。分会的负责人这时已分散四处,在长沙的一位恰好是比较保守的,那时已参加了新成立不久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正想利用“青记”。长江找他谈,便有点格格不入了。过两天开会,我们当时在《国民日报》工作的几位也去了,那边来了几位,谈着谈着,就争执起来。我的性子急躁,嗓门大,讲话没有轻重,对方也不够冷静,结果是不欢而散。长江看到这种情况,知道湖南的局势有倒退的可能,就邀我们去桂林工作,因为国际新闻社社成立,正需要人。两个多月后,我即去了桂林。
这时,还只是个师长的王耀武也在长沙,听说长江来了,立即热情款待。他的师部就驻在何键的蓉园,便在那里举行了一个游园会,邀请了百多人参加,其中有中央社长沙分社的记者胡定芬和《大公报》的驻长记者范式之。贵宾除长江之外,还有田汉和张治中的政治顾问雷嗣尚。长江在会上说了些什么,已记不起来了,不过,从这里我看到了长江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影响。
(谌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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