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人必读：抗战时国军是怎么防守郑州的？
来源：总编刀   2017-10-17 10:20:20

　　核心：徐州会战也就是台儿庄战役后，抗战军队开始战略性地向西撤退。郑州成为当时华北平原地区所能控制的最后一座军事重镇。一则因郑州地处平汉陇海两大交通线要冲，同时扼守黄河天堑，既是重要的军事物资部队运输必经地，又在军事上易守难攻。因从郑州往西，便进入山地，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后方。郑州若不保，洛阳、西安皆有失，襄樊、南阳难保，武汉也因此受累。

　　怎么防守郑州?

　　正文

　　《剑桥中国华民国史》言：日本人1938年6月初在开封遇到另一次显著的挫折。当他们沿陇海铁路西进时，中国人突然炸开了黄河的堤坝…侵略者暂时被遏止住了，武汉战役被延长了大约三个月。但是，改变黄河河道的决定曾遭到严厉的批评。

　　此即抗战史上著名的花园口事件，它对豫东平原及安徽、江苏造成的影响至深且远。研究表明，这是一项深思熟虑的以黄制敌的军事决策，但在蒋介石逝世以前，国民党政权的官方话述中，或称其为日方所为，或有意回避历史真相。

　　不承认花园口决堤是自己干的

　　郑州市区沿中州大道往北不到15公里处的黄河南岸，有一处村落即为花园口。1947年黄河合龙时，这里建有广场，立有纪念碑，上有蒋介石题字：济国安澜。

　　西边不远处是邙山，向东约1公里处为黄河铁路大桥，京广铁路(即抗战时的平汉线)似乎有意将河南划为两个特征鲜明的区域，西部山脉纵横，东部则为肥美旷荡的平原(白眉初语)。据方志记载，早在宋代，官方曾在花园口处建闸治水，并修建营房供河工居住，遂渐成村落。明代有天官(吏部尚书)许某在此修葺花园一座，方圆五顷四十余亩，种植四季花木，经年盛开不谢，远近男女争往游览，此后船渡频繁。花园口之名遂闻于世。

　　1947年，民国政府水利部长薛笃弼在所撰碑文说：

　　“民国二十七夏六月，河决于南岸郑县之花园口，维时日寇进窥中原，骎骎西趋宛洛，赖洪水泛滥，铁蹄乃为之一阻。然河南、安徽江苏受其害者，怀山襄陵，闾殚为鱼，盖四十余县。每当夏秋之间，百川激灌，四渎并流，浩荡滔天之祸，不忍睹，也不忍述也。”

　　关于花园口决堤事件，就这么含糊地略去了。要知道决堤事件已经过去了将近九年的时间，官方仍不愿承认和交待真相，只一再重申洪水阻敌有功。1955年台湾出版何应钦著《八年全面抗战经过》，称：

　　“7日敌机轰炸黄河堤，赵口附近河堤崩溃，水流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汛，敌我遂沿黄泛区成对峙形势。”

　　貌似也没说谁炸了黄河花园口。

　　赵口，东距花园口26公里，是中国军方最先选择决堤的一处，在中牟老县城北边大约25公里处，正好位于郑州和开封之间，京广铁路以东。当时，日军已占领黄河以北的河南。据称，赵口大堤是西通洛阳、陕州的公路，视野开阔，在望远镜里可以看到日军动态。日军也在白天用望远镜、夜晚用探照灯，自北岸侦察南岸中国军队的动向，有时还打冷枪试探中国军队。

　　长期以来，官方话述中都不承认赵口和花园口的决堤是自己人干的，直到1967年，移居美国的董显光(抗战期间曾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在《蒋总统传》一书中有所改口：

　　日军进攻郑州…中国方面对于日军之前进，早有惊人之准备，我方将郑州的黄河堤炸毁，以滔滔之水对抗侵略之敌，数千日军为水所截，致遭淹死。

　　1981年，当年负责决堤的第20集团军参谋长魏汝霖在《生平自述》中，披露了蒋介石决策决堤的机密：

　　徐州会战后，先总统蒋公决定掘开黄河堤防，造成泛滥阻止日军西进，自策划至完成，悉由汝霖主持之，时值季春，正当枯水时期，先在赵口掘堤，失败三次，最后始在花园口成功。失败为成功之母，信不虚也。抗战八年，黄泛阻敌西进，保障西北，功不可没。

　　按照通常的说法，花园口事件导致了89万人淹死，200多万人无家可归。事实上，这一事件也是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最近美国史家陶涵在其著作《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中表示，“蒋毫无疑问认为在中国文明存亡绝续脉络下，此一牺牲虽不得已，却有其必要。他私底下并无愧疚，在日记中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他没有时间对人命牺牲表达同情，但在大战中又有哪些领导人会呢?”

　　南下与西进，日本两路大军企图合围郑州

　　花园口事件的背景可以追溯到1937年11月日军占领豫北重镇安阳。土肥原率领的第14师团准备就此迅速占领整个豫北，但遭到了中国军人的抵抗，直到1938年的2月，豫北大部才成为沦陷区。为阻止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蒋在珍率领的新编第8师炸毁了花园口东面不远处的黄河铁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关注一下蒋在珍这个炸桥炸河又守河的人)。

　　此时，日军与中国军队开始了徐州会战。在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后，为避免与处于优势的日军消耗战，60万中国军队于5月初开始有计划地向西撤退。当时国民政府方面已经预料到日军在占领徐州之后的目标是郑州与武汉。大体如下：

　　其中，一路沿陇海线西进图郑州，与安阳方面之敌沿平汉铁路线南下，夹击黄河北岸之我军。一路由合肥经六安、潢川趋信阳以图截断平汉线，再转而南下进逼武汉，或待陇海一路占领郑州后，再沿平汉线南下取信阳、武胜关，会攻武汉。还有一路，沿长江北岸，由安庆、太湖、黄梅，与海军协同会攻武汉。

　　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中国方面的部署。抗战全面爆发后，河南被划为第一战区。程潜为第一战区的最高长官，商震为河南省主席。1938年5月，第一战区主力自兰封地区向平汉线以西作战略性撤退时，商震的第20集团军担任郑州、开封之间黄河河防和掩护大军西撤任务。

　　第20集团军下辖32、39和53三个军。其中，第32军军长由商震兼任，司令部设在郑州，主要负责西撤部队的后卫，其141师宋肯堂部接替开封城防。第39军，军长刘和鼎，司令部驻郑州东北杨桥(后移郑州)，负责郑州西起荥泽东至中牟间的河防，其34师公秉藩部两个步兵团担任中牟一带包括赵口的游击任务。

　　第53军，军长万福麟，负责杨桥至黄河铁桥间的河防。其中，新编第8师，师长蒋在轸，副师长朱振民，司令部驻郑州东北黄河南岸京水镇(花园口)。

　　1938年5月中旬，土肥原部在荷泽地区渡过黄河，向豫东兰封地区发动突击进攻。中方投入十倍于敌军的兵力，在此围攻土肥原，但终因执行不力而导致溃败。

　　5月21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收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电：

　　皖北鲁南作战推移，判断敌必乘我皖北鲁南撤退，一面行猛烈超越，一面沿陇海线向西追击突进，企图攻略郑州，转窥武汉。

　　后任伪《新河南日报》社长的邢汉三回忆说，日军于5月29日攻陷豫东重镇归德后，分两路西犯：一路沿陇海路经民权、兰封直扑开封，并于6月6日攻陷开封，另一路，则由陇海路南侧西犯。两路企图最终合攻郑州。

　　日本人对郑州的了解是不庸质疑的，笔者在《日人染指“东方芝加哥”》一文中已有详述。从中方角度来看，郑州可为抗战的关键部位，一则因豫北与豫东已为日军占领，郑州成为当时华北平原地区所能控制的最后一座军事重镇。一则因郑州地处平汉陇海两大交通线要冲，同时扼守黄河天堑，既是重要的军事物资部队运输必经地，又在军事上易守难攻。因从郑州往西，便进入山地，是中抗日战争的大后方。郑州若不保，洛阳、西安皆有失，襄樊、南阳难保，武汉也因此受累。

　　以水代兵前，曾担心敌人以决堤制我

　　之所以说花园口决堤是一项深思熟虑的军事决策，盖因以黄制敌在蒋的抗战规划中由来已久。早在1938年4月，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陈果夫就向蒋介石提出过决堤的建议。

　　委员长钧鉴：台儿庄大捷，举国欢腾，抗战前途或可以以转入佳境，惟黄河岸千里，颇不易守，大汛时，且恐敌以决堤制我，我如能取得武陟等县死守，则随时皆可以水反攻制敌。盖沁河口附近，黄河北岸地势低下，敌在下游南岸任何地点，只需将沁河口附近北堤决开，全部黄沙即可北趋漳卫，则我之大危可解，而敌反居危地，敌人残酷不仁，似宜预防其出此也。

　　一名受聘于中国政府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法肯豪森，在更早以前曾向蒋介石提出过抗战的总体规划，其中就包括黄河决堤以求自卫的建议。直到徐州会战，蒋介石也未曾表态，而是积极准备在豫东平原的商丘与开封之间组织兰封会战，以图聚歼孤军深入的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

(土肥原贤二，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经抽签第一个被处以绞刑。)

　　当开封即将沦陷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又向蒋介石紧急提出决堤阻敌的建议时，不曾想，蒋介石的答复是“立即执行”。

　　《血战与洪祸—1938年黄河花园口掘堤纪实》的作者批露了不少军政要人都曾向蒋献“以黄制敌”之策 。而《功罪千秋—花园口事件研究》的作者则批露，1938年6月1日，蒋在武汉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上，做出了决策：

　　策定豫东大军向豫西山地作战略上之转进，同时决定黄河决口，企图作成大规模之泛滥，阻敌西进。

　　这项任务交由程潜负责，决堤地段选在中牟与郑州之间，4日以前必须决开大堤放水。一战区受命后，委派胡宗南担任决堤的监督指挥工作，因后胡调陕西，改由商震负责。具体行动由53军万福麟部执行，限6月5日夜12点放水，地点赵口。主要是考虑到，预计到决堤后黄水将沿1843年决堤的旧路流动，顺贾鲁

　　河道，经中牟、尉氏、扶沟等地，十天左右到周家口，会合沙河东流入淮，而且，日军大部盘据于这一带，黄水一旦放出，会把日军滞留在这一带。

　　决堤工作直到4日才开始进行，但到7日仍然失败。这时日军已经推进到中牟，决堤的地方已经能听到前线的炮火。新8师师长蒋在珍认为决堤失败乃因地点选择错误，建议在中牟以西郑县自己防区内选择一处决堤。20集团军参谋长魏汝霖在民国二十八年三月日记中追忆了这一过程：

　　六月六日 时担任杨桥黄河铁桥间河之新八师蒋师长在珍，每日均到决口地带参观，伊深虑决口不成功，迭与余商议，拟在该师防区内郑县属花园口另作第三道之决口，余转报启公后，当蒙采纳，并悬赏二千元奖励之。

　　七日 委座及商总司令闻赵口第一、二道之决口与坑道作业均造失败，且开封已不守，敌军即将趋平汉而西，异常焦灼，日必三四次询问决口情形，余见赵口决口之计划已属于望，遂于当晚移驻花园口，与蒋师长在珍同往堤下霍屯监督花园口之决口工程。

　　7日，蒋在珍部的上尉作战参谋熊先煜与工兵营营长黄映清、马应援及黄河水利委员会专司河堤侦防的张国宏段长，选定了决堤的精确地点，即关帝庙西核桃园附近，因这里是黄河的弯曲部位，易于放水。

　　熊先煜后来在《我是炸黄河铁桥、扒花园口的执行者》中回忆：

　　我问张国宏：张希长，你是我们请的专家，你要表态，定在这里，行，还是不行?

　　张国宏答非所问，目光呆涩，像个热昏病人似的连连嚷道：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呐!

　　…工兵营营长黄映清不待我问他，已经咚地一声跪在了地上，举眼向天，热泪长淌。

　　我们全都随跪了下去，四个人跪成整齐的一排，面对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放声大哭，直到工兵连和2团9连的官兵来到堤上，我们才住声。

　　由于资料繁杂，当事人后来的追述多有出入，有关花园口决堤的细节存在不少疑点。但能够确认的是，执行花园口决堤任务的只有新8师一支部队。第1团担任护卫，第2、3团分别挖掘大堤。

　　蒋在珍的部队一面掘堤，一面开展宣传搬迁和赈济工作。9日上午决口工程完工，开始放水。10日，恰逢大雨不停。大堤不断自行崩溃拓宽，赵口决口也因大雨，自行溃决，与花园口决口之水合流。6月14日，商震电蒋介石，黄河夺堤而出，沿贾鲁河扑向千里平川：

　　(二)中牟之敌，除昨有骑兵数百名向东南退走外，所余五六百人尚在城南，四城门均用麻袋屯塞，给养困难非常。(三)本早七时至十时，敌机在首口、花园口附近，连续侦察五次，并曾用机枪向我监视部队扫射，我无伤亡。

　　决堤后，中日在河南对峙到1944年

　　黄河夺堤而出后，在豫东平原上展示了狂放的野性，淹及皖北和苏北。由此形成了狭义和广义的黄泛区。《剑桥中华民国史》评估，大约四五千个村庄和11个大城镇尽成泽国。毫无疑问，豫东成为黄泛区的中心。

　　说到底，花园口事件和黄泛区，都是抗战的直接产物。因此，在决堤之前，蒋在珍按商震的指示，就拟定了放水时向武汉的电报：

　　武昌委员长蒋(密)本(佳)日上午8时，敌机3架炸开花园口河堤，职师正在抢堵中。

　　决堤后，中方导演了一次世界范围内的虚假新闻报道，而定调的正是蒋介石。先是11日中央社从郑州连续发两条电讯：

　　黄河南岸大堤被暴敌决口后，滔滔黄水由中牟白沙间向东南泛滥，水势所至，庐舍荡然，罹难民众，不知凡几。敌此种惨无人道之暴举，既不能消灭我抗战力量，且更增我杀敌之决心。

　　外界媒体大多从国民政府那里得消息，开始报道，并遣责日本的暴行，虽然日方报纸进行反驳，但信者无几，原因是中方制造了一个日军炸堤的假现场，并组织抢修，邀请中外媒体实地采访，从而赢得了主动。

　　决堤后，中方的另一个行动是迅速对豫东地区的日军发动反攻。刘和鼎39军，孙桐萱第12军，张自忠59军，对中牟、尉氏等地日军进行了围攻。邢汉三在《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中说：

　　据当时国民党报纸报道，攻郑两个师团日军全部被歼。日伪报纸则说大部分用汽船接回。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攻郑日军被击毙及没于洪水者，为数逾万，坦克及重武器全部丢失，使用汽船的大部分也沉入浊流，退回开封一部日军，状极狼狈。十四师团长曾对人透露，攻郑日军后人员的损失，不少于台儿庄战役，武器装备之损失则过之 。

　　东史郎，一位日本第16师团的士兵，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在遭遇洪水袭击时的厄运。决堤事件不仅使日军合攻郑州之谋失败，更使其损失惨重，士兵意志消沉，“黄河决堤果真迫使日军司令官烟俊六将军改变策略，只好沿长江向武汉推进”，使得南、北战场隔离，往后六年日军无法跨入黄河泛滥区以西地带---

　　郑州直到1944年4月才沦陷，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些学者认为这对中国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后来，第一战区制定了河防国防兼顾的以黄制敌策略：不使溃口断流，亦不使溃口集流;东坝头以下之缺口听其自然，俾泛水分散成滩，使敌军重兵器不易运输，阻敌西进;加强花园口溃口西坝头，并设法相机挑溜分入故道，破坏敌方之新汴铁路联络运输之企图。

　　新黄河成为天然中日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在隔河对峙时期，双方都修筑新堤，但又经常决堤水淹对方，由此形成了远比改道直接淹及的泛区更广的区域。1938年-1940年间，黄泛区内的中日双方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役，但小股中国军队经常越过黄河袭击沦陷区的敌人。

　　胡石青，一位当时在政学各界颇有影响的河南人多次提到决堤的危害，“五十年内不长青草”，而且，“河南为抗战所出之兵，在全国为最多，为抗战所罹之灾，在全国为最惨”。

　　(总编刀，网易河南副总编辑汪先腾的自建专栏，以大视角、粗线条剖析中原。本文选自其2013年出版的著作《主政中原的方略1840-1948年》之第八章“日本进犯中原”之《花园口事件的历史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