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抗战的中流砥柱——纪念港九大队成立八十周年
来源：   2022-02-04 16:56:53

　　编者按：今年2月3日是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成立八十周年纪念日，本刊特邀请《港九大队志》主编刘智鹏、刘蜀永两位教授撰文介绍港九大队历史，以缅怀抗战先辈，启迪后人。

　　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略中国东北三省，揭开了侵华序幕。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中国全面抗战爆发。1940年6月，日军已控制华南地区。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悲观地认为：“香港并非英国的切身利益所在，当地驻军无法长期抵挡日军的攻势……从军事角度看，舍弃对香港承担的糟糕义务，英国在远东的处境会更好”。1941年12月8日，日军越过深圳河进攻香港。经过18天的战争，英军宣告投降。在香港抵抗日本侵略的重任便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身上。

　　港九大队的成立

　　早在日军进攻香港前，中共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已决定，当日军开始进攻，便立即派出部队进入香港，开辟一个新的敌后战场。在日军进攻香港初期，该部队第三大队、第五大队共派出八支武工队冒险逆行而上，进入新界。他们肃清当地土匪，检拾英军遗留的武器装备，开展抗日宣传，号召村民保卫家乡，建立多个抗日游击基地。

　　1942年1月下旬，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并将派进香港开展游击战争的几支武工队统一组成港九大队。2月3日，港九大队在新界西贡黄毛应村成立;蔡国樑任大队长，陈达明任政委，黄高阳任政训室主任。大队下面先后设有短枪队、长枪队、大屿山中队、沙头角中队、西贡中队、海上中队、市区中队、元朗中队等等。港九大队是香港沦陷期间唯一一支成建制、由始至终坚持抗战的武装力量。

　　秘密大营救

　　1941年12月底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交通要道，实行宵禁，大肆搜捕抗日人士。抗战初期转移到香港的抗日文化人面临重大危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多次发出指示，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将他们营救出来。

　　这场秘密大营救主要有东西两条路线。东线是从九龙市区，经牛池湾过九龙坳，到西贡企岭下或深涌湾乘船渡大鹏湾，在沙鱼涌等地登陆，最后转入惠阳游击根据地。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为秘密大营救开路的领导，便是从东线撤离香港的。西线是从九龙市区至荃湾大帽山、元朗、落马洲，然后渡过深圳河，穿过梅林坳，到白石龙游击根据地。新界元朗十八乡杨家村“适庐”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中转站。茅盾、邹韬奋等文化人曾在此停留。

　　秘密大营救从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起，到1942年11月22日邹韬奋到达苏北抗日根据地为止，历时11个月。中共地下组织和作为港九大队前身的几支武工队先后救出民主人士、文化人、知识青年及家属约800人。其中知名人士有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沉志远、张友渔、胡绳、范长江、梁漱溟、黎澍等。营救队伍亦营救了少数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家属。

　　营救行动中，中共地下组织和作为港九大队前身的几支武工队均发挥重要作用。虽然过程困难重重，如经费不足、敌情突然出现变化及与外省文化人语言不通，但他们仍尽一切办法解决。历经千难万险，他们终排除土匪的干扰，成功闯过日军的岗哨和搜查，将大批抗日文化人及民主人士无一伤亡地平安护送到大后方。1942年2月3日港九大队成立后，营救继续进行，但大规模的营救工作已经过去。作家茅盾称这场营救是“抗战以来(原注：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惊心动魄的敌后游击战

　　香港战略地位重要，它是日军在太平洋的转运枢纽和海军中继站。港九大队在这战略要地开展游击战，有效地干扰了日军的战略部署。据不完全统计，港九大队毙伤日军100余名，毙伤汉奸、伪警及间谍等70余名，俘虏、受降日伪军600余名，击沉日军船只4条，炸毁日军飞机1架;缴获长短枪支550余支，机枪60余挺(包括收集英军溃逃遗下的)，炮6门，缴获车船40余条(部)，以及大批弹药。港九大队大大小小的战斗有五十多次，其中不少战斗惊心动魄。

　　港九大队主要转战在新界农村地区。黄冠芳、刘黑仔麾下的沙田短枪队多次在狮子山下、茶果岭、牛池湾、大滩海、窝塘等地袭击日军，先后杀死日本特务东正芝及多名汉奸密探。1944年初，刘黑仔带领手枪队偷袭启德机场告捷，炸毁油库和飞机一架，迫使扫荡西贡、沙田的日军退回市区，缓解了新界村庄的危机。

　　1944年4月，为牵制日军，粉碎其扫荡行动，除全线出击散发传单进行“纸弹战”外，市区中队决定爆破九龙窝打老道四号火车桥。队员梁福在中队部学习爆破技术后，便与几名战友筹备爆破行动。当时日军戒严甚密，水陆通道均遭到层层封锁，要输送爆破物资到市区有一定的困难。中队长方兰急中生智，想到可将子弹粉和雷管藏于竹竿，让小鬼何庆通过赶牛送出物资。4月21日，梁福等人将十四斤炸药配制的定时炸弹安放在火车桥上，深夜12时整火车桥爆破成功，一声巨响震动全港，桥墩粉碎，桥身向上倾斜。爆破行动令原本开往新界和宝安扫荡的日军马上撤回市区，大大打击了其气焰。

　　大澳伪警察局约有30多名伪警察。伪警察常恃势凌人，欺压群众，群众恨之入骨。大屿山中队响应群众呼声，暗中派遣队员打入警察局做情报工作。1944年10月一个夜晚，中队30多名武装人员进入大澳，先扫清周边零散的敌人，然后在内线的配合下，打开警察局大门，冲上二楼宿舍。熟睡中的警察听到“缴枪不杀”的喊话，纷纷举手投降，令游击队在没有响枪的情况下，成功俘虏30多名伪警察，并缴获39支枪和一批弹药。

　　窝塘位于观音山山脚下，驻有一个工兵班日军，在那里修筑工事。1944年冬，沙田短枪队经过仔细侦察，于一天夜晚，派遣13名战士潜入兵营，朝熟睡中的日军开枪，将12名日军全部击毙，并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十支、手枪一支、弹药及粮食等。

　　1945年5月间，盟军已在太平洋地区反攻。为防止盟军进攻，日军加紧在大屿山建立滩头堡垒。牛牯塱村村民向大屿山中队报告，驻梅窝的日军强征乡民到牛牯塱高山上挖地洞，乡民苦不堪言。乡民黄昏完工后归家，只剩日军在山上过夜看守。进行调查后，大屿山中队领导陈满、王鸣于5月6日晚上带领十多名队员出发，进行突袭。他们冲入敌军营房，果敢地开枪射击。此役共击毙六名日军(包括一名中尉军官)，并缴获五支步枪、一支短枪、一把剑和一批弹药。

　　海上中队和大屿山中队、元朗中队的海上武装把大海变成机动灵活的战场，多次击沉或俘获敌船，破坏日军的海上交通运输线。例如，1945年8月一天夜晚，龙船湾东西村渔民来报信，指大浪口有艘木船形迹可疑，船身用油布盖着，海上中队中队长王锦判断为日军船只。翌日，他带领三艘战船由火头坟湾启航，刚过观门口海面就遇上怪船。怪船上的日军开火，妄图阻止游击队船只接近，王锦发出还击信号，队员用机关枪、鱼炮等向怪船开火。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击沉敌船，歼灭日军40多名，俘虏两名，缴获6支三八式步枪、九二式日本山炮一门，及无线电收发报机等军用物资。战士邱求、朱来壮烈牺牲。

　　刘黑仔是港九大队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1944年2月，他带人潜入机场，刺死值班的日军后，用定时炸弹炸毁油库和飞机一架(陈挺通画作)

　　营救国际友人

　　作为港九大队前身的几支武工队就曾参与营救英军战俘。港九大队成立后，贯彻中共中央有关国际统一战线的宗旨，继续营救盟军。东江纵队共营救国际友人89人，其中大部分是港九大队营救的。

　　1942年1月8日，英军赖濂士中校(L. T. Ride)、两名海军军官及华人秘书李耀标从深水埗近海边的集中营逃走。日军闻讯展开追捕。逃亡途中，赖濂士一行遇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武工队，游击队协助他们先后转移到山寮村、昂窝村，然后到西贡一所学校隐蔽。1月14日，赖濂士等人经海上小队队长陈志贤护送，从企岭下经大鹏湾到大后方，顺利脱离险境。

　　赖濂士脱险后，英国军事当局接受他的建议，成立一个专门营救战俘和从事情报工作的机构英军服务团。他还促成英军服务团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1943年12月改称东江纵队)在援救盟军人员和军事情报工作方面的合作。

　　1944年2月11日，中美空军混合团空军飞行员指挥兼教官克尔中尉(Lt. Donald W. Kerr)在为轰炸香港启德机场的轰炸机护航时，战机被日军击中，他跳伞逃生，降落在机场北面的观音山一带。港九大队战士发现受伤的克尔。协助将其隐藏在观音山村与芙蓉别村之间的一所炭窑，并通过村民送去食品、衣物。

　　日军派出千余人搜捕克尔。港九大队以“围魏救赵”之计，通过枪杀汉奸、偷袭启德机场、在市中心散发抗日传单等行动，分散日军的注意力。1944年2月18日，刘黑仔等护送克尔转移，安排陈勋等六名游击队员陪同克尔在石垄仔村的山洞藏匿了两个星期。等日军的搜捕行动没那么频繁，大队再次协助克尔转移到大浪村大队部。3月初，海上中队派两艘船，护送克尔渡海到坪山东江纵队司令部。克尔中尉获救后，在桂林向中美联合航空队领导人陈纳德将军(Claire Lee Chennault)提出建议，促成美军和东江纵队合作。

港九大队海上中队作战使用的木船(罗欧锋 摄)

　　情报工作

　　与港九大队率先建立情报合作关系的是英军。1942年11月23日，英军服务团派遣翻译李耀标出发到西贡，30日他在赤径与大队领导蔡国樑、陈达明讨论合作收集情报问题。蔡国樑建议在沙鱼涌、赤径及九龙设立三个交通站，方便共同工作。英军服务团同意建议，把沙鱼涌交通站称为X站，西贡赤径交通站称为Y站，而深水埗砵兰街的一家杂货店称为Z站。该杂货店名为“广恒”，由港九大队国际合作组组长黄作梅化名登记注册，他的父亲、妹妹也参加工作。Z站运作了半年多时间，后因英方联络员被捕招供，才停止运作。

　　此行李耀标等还请求港九大队协助拍摄日军在港重要军事设施。一天凌晨，沙田短枪队队长黄冠芳掩护他们登山，藏匿在一座炮楼。待日出以后，他们连忙拍下启德机场、军火仓库、炮台、兵营等重要军事目标。半个月后，盟军飞机来港。铜锣湾军火库、启德机场、鲤鱼门炮台、太古船厂等均遭猛烈轰炸。

　　东江纵队向美军提供的情报大多由港九大队的队员负责收集。大队情报干事蔡仲敏到西贡、沙头角、沙田、大埔测绘地图，每天整理各中队上报的资料，向东纵司令部汇报，转给盟军参考。大队长黄冠芳派出两名队员混入机场，测定飞机停放点和军火库的位置;市区中队通过渗入敌人各要害部门的队员，收集情报。某些重要情报指定专人负责，系统整理，将敌人的军事机关、油库、船坞、军舰进出港口的情况等，绘制成图，上报司令部转交盟军。

西贡深涌湾仔村港九大队交通总站旧址李家大屋，至今保存完好(黄文庄 摄)

　　军民鱼水情

　　港九大队打土匪，抗日寇，保护群众利益，他们的实际行动和宣传工作深入人心。军民之间鱼水情深的许多故事流传至今。

　　在共产党的影响之下，许多市民争先恐后投入抗日军事斗争，不少更是举家参加游击队。有“香港抗日一家人”之称的沙头角南涌罗氏家族就是其中之一。罗氏家族曾有11人参加港九大队，其中罗许月、罗雨中、罗汝澄、罗欧锋四姊弟曾担任重要职务，表现突出。

　　1942年9月25日(农历八月十六日)日军扫荡乌蛟腾村，将村民赶到晒谷场上，逼迫他们供出驻村游击队员下落。村长李世藩、李源培挺身而出维护村民，惨遭日军施以“吊飞机”、“老虎凳”、灌水等酷刑，但他们始终不为所动。最终，李世藩被活活打死，壮烈牺牲，李源培则被拷问至休克。

　　在西贡，昂窝村村民凌娘则常像母亲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游击队员，因而有“游击队的母亲”之称。1943年初，民运员梁雪英患上大热症，病情严重得连医师也不敢贸然开药。凌娘得悉后马上到屋后把芭蕉树砍掉，搾汁救治她，使其得以康复，继续进行抗日工作。

　　1944年日军扫荡大屿山时期，港九大队副大队长鲁风正在宝莲寺养病。面对日军架在脖子上的屠刀，寺庙住持筏可大师和其弟经纬和尚临危不惧，被打得遍体鳞伤也不暴露游击队长的行踪，鲁风得以脱险。

　　1943年5月，大屿山中队中队长刘春祥带领6名班排骨干，乘坐帆船准备到大屿山对岸的龙鼓滩一带开展工作。在沙洲、龙鼓洲一带海域突然遭遇两艘日军炮艇伏击。经过激烈的战斗，木船被击沉，刘春祥等指战员和船家梁克一家五口壮烈牺牲。梁克一家动用全家赖以维生的木船冒险支持部队抗战的行动，是军民鱼水情深的生动体现。2020年，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将刘春祥等12名龙鼓洲牺牲英烈，列入抗日英雄群体名录。

　　香港沦陷期间，港九大队坚持抗日的英雄事迹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反抗外来侵略和民族复兴方面的历史担当，体现出港人的爱国传统，是香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最近几年，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与香港广州社团总会、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和新界乡议局等爱国团体合作，筹备香港沙头角抗战纪念馆，提出三条抗战文物径计划，就是为了充分利用这份遗产开展国民教育，弘扬前辈的爱国精神，为国家和香港的发展多做一些贡献。

　　(作者刘智鹏系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立法会议员， 作者刘蜀永系岭南大学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