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后期:川军自认杂牌队伍,是配角,抗战积极性消磨殆尽
1938年1月20日,刘湘病逝,川军失去主心骨,后逐渐被拆分,然后边缘化,无论是武器装备、后勤保障还是奖惩,更无法与中央军和地方实力派相比。抗战中后期,川军的抗战热情也被中国军队内部的这种不公消磨殆尽,消极情绪开始滋生,在后期的大型战役中川军表现平平,远不如初期出色。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
抗战初期,李家钰的47军颇具战斗力,特别是东阳关之战和固守长治城战时表现不俗。然而,据第三十六集团军参谋长张仲雷回忆,到了抗战后期,李家钰对抗战变得消极:“一九四四年春的豫中会战中,李家钰集合总部及第四十七军上校以上军官开会说:‘这个战事,要看汤恩伯的戏。锣鼓打响后,看他怎样唱。他部队大,办法多,也容易建功。我们不过是这个戏的配角而已!’李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1942年秋,陈铁曾对李说:‘要是蒋委员长的嫡系部队,如汤恩伯、胡宗南他们,要钱、要武器,不管要什么东西,都会给他们。如果是有力量的杂牌队伍,蒋委员长怕他们捣乱,也要给他们一些好处。只有我们这些人,既非摘系,又不是有力量的杂牌队伍,所以办法就很少。’过后,李就拿陈这段话随时向部下军、师长谈,认定自己是一个杂牌队伍,只好当戏中的配角。”(张仲雷《豫西撤退及李家钰的牺牲》,摘自《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P382)正是这种消极的态度,致使其不愿采纳部下多个主动阻击的策略,最后在战败西逃过程中被伪装成百姓的日军击中,当场殒命。
八年全面抗战,总共有40万川军出川抗战,为国捐躯者26.3万余人
八年全面抗战中,川军除第22、23集团军外,还有两批川军出川抗战,分别是:第29集团军王攒绪总司令辖两个军,第30集团军王陵基总司令辖两个军,第36集团军李家钰总司令辖两个军和李宗鉴旅长的独立第35旅。抗战八年,出川抗战的川军在40万人以上(不包括以后各部队自行补充数)。川军三期出兵抗战,参加了正面战场上几乎全部大的会战。川军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据不完全统计,在战斗中为国捐躯的有26.3万多人,负伤35.6万多人,失踪2.6万多人。(《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P6)在抗战中饶国华、王铭章、许国璋、李家钰等川军高级将领殉国。川军参加的重要战役有:
四川还为抗战贡献了兵员和劳役各300万,所出钱、粮亦居全国之首
40万川军只是川人抗战贡献的一小部分,此外,四川为抗战贡献的兵役劳役、粮食、税收等也是全国最多的。抗战中由于兵员损失严重,各地兵员征集任务随之加重。八年全面抗战,全国征兵总数1400多万,四川征兵320万,占1/5强。四川壮丁不仅总量大,且作战勇敢,遂有“无川不成军”之说。但川人也受尽国军抓壮丁之苦。为避免兵役,有的人忍痛割手指、挖眼睛;有的家庭青年被抓壮丁,老幼穷愁致死;有的为交免役费倾家荡产。彭县复兴乡万胜、麒麟两村的村民为了避免兵役,先后自断手指的有32人。1943年6月,四川宜宾县征集新兵考察报告称:“各乡‘愚民’,畏惧充兵。每遇征兵之际,常有以重碘或石碳酸等药擦入眼内,使其盲肿装病瞎;或有用巴豆擦拭下部,使其溃烂,伪装花柳;或有以刀斩断右手食指,以石、虫伤其筋骨致成残废……”。(《宜宾县志》,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473-474页)
此外,四川还大量征用民工进行国防工程建设和地方建设。当时以四川为基地而抢修的川陕、川滇、川黔、川湘、滇缅等交通路,前后从四川征工总计在250万人以上。全川又新建空军基地33处,前后征工攻击90万人。两项合计征工在340万人以上。(金振声《四川人民对八年全面抗战的贡献述略》)
不仅是出人,四川为抗战出钱也最多。抗战最困难时期,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大约30%。八年全面抗战国家总计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四川出粮也最多,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川军出川抗战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诚如1945年10月8日的《新华日报》所说:“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责任的……仅从这些简略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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