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西迁”——贵州的抗战文化记忆
来源：贵州日报   2020-01-07 15:01:36

　　国立贵阳医学院。

　　现年94岁的青岩古镇老人李兴明。

　　▲苏步青教授曾经在这个溶洞上课，溶洞面积大约只有20多平方米，现在仍保持原貌。

　　青岩迎祥寺寺门。

　　周恩来总理曾经接见过罗登义教授(左二)。

　　上世纪50年代的贵州大学教学楼。

　　开栏语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大批学校纷纷内迁，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文化西迁”。

　　当时偏远的贵州在战乱中还可安放书桌，私立大夏大学、浙江大学、湘雅医学院等八所大学纷纷迁入，师生们在贵州度过了抗战的艰苦岁月，延续了中国大学教育的主要文脉，保存并培育了大批文化精英。

　　作为抗战大后方，贵州不仅为中国文化教育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更在“文化西迁”的浪潮中，使贵州的高等教育从地平线上升起，提升了本地社会整体文化教育水准，为推动贵州社会文明的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本报从今日起推出《文化西迁到贵州》系列专版报道，分别推出贵州著名史学家史继忠先生的历史著述以及本报记者寻访“文化西迁”见证者的实地踏访稿件，为广大读者呈现贵州独有的“因文化西迁而推动西南文化教育事业大发展”的抗战文化记忆。

　　“文化西迁”：

　　贵州高等教育在地平线升起

　　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北平、天津陷落，南京、上海失守，我国的文化教育中心，遭到灭顶之灾。为了保卫文化尊严，保存文脉，不让学校遭受敌人的破坏、践踏，大批学校纷纷内迁，出现了一次波澜壮阔的“文化西迁”。成千上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含着眼泪，扛着行李，带着家眷，搬运大量图书、仪器，风尘仆仆地向西南、西北转移，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悲壮而又充满奋发、不屈精神的文化大搬迁。

　　贵州是战乱中还可安放书桌的一片乐土，许多大学、中学、军事院校迁到贵州。私立大夏大学由上海迁到贵阳，浙江大学由杭州迁到遵义、湄潭，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由河北迁到平越(今福泉)，国立湘雅医学院由长沙迁到贵阳，国立中正医学院迁镇宁，之江大学工学院迁贵阳，国立广西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迁榕江，国立贵阳医学院、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国立贵州大学也在“文化西迁”大潮中建立起来。

　　浙大西迁历尽千辛万苦，一迁浙江建德，二迁江西泰和，三迁广西宜山，1940年2月才在遵义、湄潭落脚，行程2500公里，人们把它称为“文军长征”。浙大离开杭州时只有文理、工、农3个学院16个系，随迁学生460人，在贵州7年，发展为有文、理、工、农、师范、法学、医学7个学院的综合大学，1946年迁回杭州时有学生2243人。师资阵容庞大，校长竺可桢是著名科学家，先后在浙大任教的教授70多人，内有部聘教授18人，著名的如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化学家卢嘉锡，生物学家贝时璋、谈家桢、罗宗洛，物理学家王淦昌，农学家卢守耕，电机工程学家王国松，文学家梅光迪，史地学家张其昀、画家丰子恺等。浙大以“求是”为校训，强调教学与科研并重，在艰苦的条件下取得许多科学成果，创办了《机械工程》、《电工通讯》、《土木通讯》、《航空通讯》、《农经通讯》等20多种刊物，在微分几何、三角级数、中微子研究、量子力学、细胞重建、遗传学、有机药物、工业自动化等方面有突破性进展，被英国李约瑟博士称为“东方的剑桥”。浙大在贵州期间共毕业1857人，师生后来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及工程院士的有51人，其中，教师中有竺可桢、陈建功、苏步青、王淦昌、卢鹤绂、贝时璋、谈家桢等27人，学生中有程开甲、谷超豪等24人。

　　大夏大学是贵州人王伯群创办的，它由厦门大学脱胎而来，1937年由上海迁来，在贵州9年，是迁来最早、在贵州时间最长的一所大学。大夏以“光大华夏文明”得名，设有文学院、理工学院、教育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共22个系，还设有师范、教育两个专修科，社会、文史、政治3个研究所及大夏附中，拥有一批知名教授，如文学教授谢六逸、李青崖、曹未夙、张梦麟、钟泰，史学教授剪伯赞、周谷城、姚薇元，外国语教授黄奎元、关彩琪、刘行骅夫人(美籍)，社会学教授吴泽霖、陈国钧、梁瓯第、张少微，政治法律学教授谌志远、邓世隆、高承元、毛家琪，经济学教授金企渊、刘行骅、赵兰坪，社会教育家马宗荣、物理学家夏元慄、陈景琪、谢仲武等。大夏在贵州期间共毕业1576人，贵州的教育科长、中学校长、民众教育馆长、县长、法院院长及工商界、金融界人才，多出自大夏大学。1946年迁回上海，1951年与光华大学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

　　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的西迁尤为艰难曲折，唐山沦陷时正值学校放假、院长在京治病，学校无人负责，师生们只好互相通知，分别在上海、南昌、武汉、湘潭集中，公推桥梁专家茅以升为民选院长。上海失守、南昌告急，只好在湘潭复课，经费向各地校友募集。1938年1月才正式任命茅以升为院长，与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合并，迁湘乡、桂林、柳州，步行2000余里，1939年2月到达平越。交大设有土木工程、矿冶工程、铁道管理三系，有学生500多人。聘请了一批专家、学者为教授，如数学教授黄寿恒、力学教授罗忠忱、化学教授林炳光、建筑学教授林炳贤，冶金教授王钧豪、金桐学教授王绍源、土木工程学教授罗河、铁道管理学教授胡立猷、许炳汉等。交大保持“严谨、刻苦、求实、奋进”的校风和团结奋进的优良传统，培养出不少科学精英，在贵州毕业的874人中，后来有20多人成为中科院士、工程院士、博士导师，有许多冶金专家、桥梁专家、建筑专家在美国、台湾，原贵州省副省长、中科院士、冶金专家徐采栋就是当年交大的学生。抗战胜利后，唐山工学院与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分开，唐山工学院后来演变为西南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演变为铁道学院。

　　湘雅医学院原为中美合办，是我国最早的医学院之一，与北平协和医学院、山东齐鲁医学院、上海圣约翰医学院、成都华西医学院齐名。1939年迁到贵阳，1940年改为国立，院长张孝骞是著名内科专家。随校迁来的教授14名、副教授5名，又聘贵阳医学院院长、热病学家李宗恩、中央医院院长、外科专家沈克非等10人为兼职教授。湘雅医学院在窄口滩附近的“长沙义园”修建校舍，“湘雅村”以此得名。它是一所6年制医科大学，以“训练学生成好医生、好公民”为宗旨，宣扬公医制度的优越性和为公众服务的精神，重视医德和医术培养，强调“求实求确”。教学上与国际接轨，采用外文教科书，用英文讲课、作笔记、写病历，重视实习。与中央医院密切合作，湘雅医学院教授在中央医院兼任医师，中央医院医师在湘雅授课。1945年迁回长沙，院长张孝骞后来担任协和医学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科院生物学部委员。

　　私立之江大学原设杭州，有工学院、商学院、文学院，1943年工学院迁贵筑县花溪，改称之江大学贵州分校，设有土木、建筑、机械、化工4系，有学生100余人，1944年迁重庆。国立中正医学院1937年在南昌建立，委原湘雅医学院王子玕为院长，后因战事关系迁江西永新、云南昆明，1940年迁贵州镇宁，有医学本科一至四年级4班，聘来一批教授，1941年蒋介石认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应留在战区，于是迁回江西永新，以后几经演变，最后并入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国立广西大学原设桂林，1944年日军进犯广西，迁到贵州榕江，设有法商、理工、农学三个学院，有教职员200余人，学生480人，抗战胜利后迁回广西。国立桂林师范学院1944年迁榕江，次年迁平越，1946年迁回广西。

　　八所大学在贵州度过了抗战的艰苦岁月，延续了中国文脉，保存并培育大批文化精英，贵州对中国教育作出了宝贵贡献。抗战前贵州没有大学，骤然来了这许多学校，贵州人从此可以不到外地求学，在贵州就可考入名牌大学。这些大学设有文、理、工、农、医、法商、师范40多个系科，全面提升了贵州高等教育水平，并推动教学、科研发展，浙大的理工科，大夏的人文学科、交大的工程技术在国内均为上乘。值得注意的是，湘雅医学院、中正医学院和新设的贵阳医学院，加上军事系统的军医学校、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贵州成为我国后方培养高级医院人员的重要基地。

　　浙大西迁贵州第一站青岩古镇：

　　溶洞里诞生数学研讨班

　　古刹中师生读书声琅琅

　　位于贵阳市花溪区的青岩古镇，是贵州高原上的一颗璀璨文化明珠。这座有六百多年历史的明清古镇，有讲不完的精彩故事。其中，青岩古镇在抗战时期与浙江大学结下的一段特殊情缘，是最精彩的篇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1939年底，浙江大学西迁贵州，除了大部分师生转至遵义湄潭，大一新生被安排留在青岩古镇，分散到迎祥寺和龙泉寺两处上课。这里是日本飞机轰炸时的盲点地区，能够保护师生及教学设施的安全。

　　1940年2月9日，浙大一年级新生在青岩迎祥寺正式开课。两个星期后，其他三个年级也正式开学，浙大师生们开始从颠沛流离的状态中进入相对安静的课堂。

　　70多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本报记者来到抗战时期国立浙江大学从广西宜山西迁贵州的第一站——青岩古镇，实地踏访了浙大西迁办学旧址——迎祥寺及龙泉寺，重温抗战时期“文化西迁”的珍贵片段。

　　我国首个“微分几何专题研讨班”，在迎祥寺内小溶洞里诞生

　　青岩南门西侧400米处的小山脚下，坐落一处有“黔山祖庙”之称的古刹，这就是建于明朝天启年间的迎祥寺。作为本地有名的古刹之一，迎祥寺至今仍然香火鼎盛。

　　寺庙后院的二楼平台有座玉佛殿，抗战期间，随校西迁的浙大数学系主任苏步青教授及家人曾居住于此。

　　迎祥寺大悲殿一侧，有一道铁栅栏，从此通过，可抵达一处布满青苔、高约六米、宽约十余米的溶岩洞穴。

　　记者借着洞口微弱的光线，依稀可看到黑黢黢的洞内有下行的台阶。

　　“这个溶洞的面积大约20多平方米，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进去。”陪同记者一同踏访的花溪旅游公司青岩分公司副经理陆海力介绍说，抗战期间，我国第一个由苏步青教授创立与领导的“微分几何专题研讨班”，就诞生在这个小溶洞里。

　　据相关资料记载，从1939年“微分几何专题研讨班”在青岩成立，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苏步青教授先后发表了150余篇论文，在国际数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使我国在“微分几何”这一领域一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苏步青的“微分几何”与“射影曲线”概论，如今在核物理学、建筑学中被广泛运用，奠定了他在全球数学界的地位。他所著的《一般空间微分几何》还荣获了1956年国家科学奖。苏步青教授的这些论文与专著，都是在“微分几何专题研讨班”报告和讨论过的。他不仅为我国数学科学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还为我国培养了几代数学人才。

　　意义重大的“微分几何专题研讨班”，之所以诞生在青岩古镇溶洞里，是因为当时日本人的飞机常在贵阳上空盘旋，浙大在古镇的正常教学受影响。

　　抗战时期，浙大数学系主任苏步青将溶洞当作“讲堂”的故事，在青岩广为人知。

　　一天，苏步青召集几位助教和学生，搬来几条木板凳，一同来到迎祥寺内的溶洞里。山洞的石壁上长着青苔，石缝里冒着水珠，顶上石笋倒悬，地上乱石成堆。阳光照射进来时，洞内幽静而有光亮。苏步青对大家说：“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数学研究室。山洞虽小，但数学的天地广阔。大家要按照已确定的研究方向读书，定期来这里报告，我们互相讨论……”接着，苏步青将他在微分几何方面的研究心得做了第一次报告，

　　之后，苏步青每天下课回到迎祥寺，都会在晚饭过后，带着他的助教和学生前往溶洞，点着油灯开始进行大量繁复的演算。

　　1940年10月，苏步青带着家人随浙江大学一年级师生，由青岩迁到湄潭。1946年抗战胜利，浙大师生迁回浙江杭州，结束了西迁经历。

　　浙江大学西迁办学旧址——青岩古镇龙泉寺

　　浙江大学抗战时期西迁青岩古镇的办学旧址位于龙泉寺。

　　沿着明清古驿道，从青岩古镇北城门进入，记者来到古色古香的龙泉寺。

　　龙泉寺大殿门口悬挂着“浙江大学西迁办学旧址”的牌匾。走进去，寺院里花木飘香。修复重建的寺内建筑，木雕技艺精湛，如今，该寺已成为贵州出土古生物化石的展馆。

　　时光倒回60多年前。在时任校长的竺可桢先生的率领下，西迁的浙大将一年级和先修班设于青岩古镇。教室、图书馆、办公室设在龙泉寺，学生住在慈云寺，另有实习场和教职员住宿地分别设在圆通寺和黑神庙。

　　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占地3500余平方米的龙泉寺，是青岩古镇中最大的寺庙。这座三进四合的寺院，有大殿、配殿、戏楼、厢房数十间，均为穿斗式悬山顶砖木结构。如今，其配殿、戏楼、侧山门厢房仍保存有完整的木雕艺术珍品。以手敲击大殿内木柱，一如黄钟，可听到“咚咚”的鼓声。

　　2002年，政府有关部门在保留龙泉寺原貌的基础上进行了修缮，并作为文物参观点供游客观赏。去年11月25日，“浙江大学西迁办学旧址”在龙泉寺挂牌，为浙江大学西迁历史文化参观、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场所。

　　教授和大学生的到来，给古镇带来了新鲜的空气

　　现年94岁的古镇老人李兴明，第一次见到浙大师生时，还是19岁的小伙子。

　　他告诉记者，当时他的家住青岩南大街99号(现南明青街39号)，就在龙泉寺附近。浙大西迁青岩古镇后，每次见到这些穿着长衫、旗袍的浙大男女师生拿着书从街上走过，他很是羡慕。这些大学生和教授的到来，好似给古镇带来了新鲜的空气。

　　“浙江大学搬到青岩的时候，我只有12岁。”87岁的青岩古镇老人袁正华回忆道：“那时候有四川人来租我们家房子住，白天他们就在龙泉寺门口炸油条卖，镇上也有居民在学校周边卖包子、清明粑等小吃，我经常看到学生来光顾。”

　　“我们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么多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当时我经常到龙泉寺附近去看那些大学生，在街上都能听到他们的读书声。”李兴明老人说。他记得，当时浙大学生一切外出活动必须经过老师同意。有位姓李的女老师非常严厉，外号叫“小脚老师”，学生既怕她又喜欢她。

　　老人们还记得，浙大师生当年的生活很清苦，主粮是包谷和红薯。当他们离开古镇的时候，已和当地老百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镇上的居民还用箩筐装上土特产送给即将离别的浙大师生。

　　浙大师生在青岩古镇学习生活虽然不到一年时间，但却给古镇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西迁”记忆。

　　本报记者 孙鲁荣 文/图
 

　　“刺梨王”罗登义：

　　亲历“文化西迁” 反哺家乡育人才

　　近日，本报记者来到位于贵阳市花溪区桐木岭的贵州大学农学院农场分场。在分场的田地和鱼塘背后，是贵大农学院的职工公墓。

　　89岁的农学院老教授秦京告诉记者，曾任国立贵州大学农学院院长的罗登义教授，就葬在此处。

　　罗登义被世人所知晓，是因他发现了野生刺梨中维生素C、维生素P特别丰富，比所有水果、蔬菜中的含量高出数倍、数十倍，甚至上百倍。

　　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轰动。英国驻华考察团团长、生物学家及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在他撰写的《中国的科学》一书中，就特别推崇罗登义的研究成果，甚至直接将刺梨称为“登义果”。

　　对学界而言，罗登义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性人才，在生物化学和营养化学方面颇有成就，是国内权威。另一方面，他对贵州、贵阳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罗登义抗战期间任教于浙江大学农业化学系，在贵州湄潭发布了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解放前又转到贵州大学农学院担任院长一职，此后一直在花溪教书、生活。罗登义先生是“文化西迁”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西迁后，他选择扎根贵阳

　　罗登义1906年出生在贵阳，长大后就读于南明中学。1923年，他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农业化学系，主攻生物化学和营养化学。

　　1928年，大学毕业的罗登义经友人举荐，到贵州大学任教，校长周恭寿以教授相聘，委以学监之职。1930年，罗登义重返母校北京大学农业化学系学习。1935年，他被派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所深造，两年后获农业生物化学硕士学位，载誉而归。北大以农业化学系副教授聘之。

　　诚如秦京教授所说，罗登义是科班出身的教授，又有留洋的学术背景，学术水平很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多所高校纷纷内迁。罗登义随之南下，辗转任教于江西南昌农学院、西安临时大学，最后在西迁至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安顿下来。

　　在湄潭，除了担任三门课的讲授外，他还进行生物营养的科学研究，而湄潭丰富的野生资源成为他最直接、最重要的研究对象。

　　六年间，他在生化营养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例如，他在对170多种水果蔬菜的营养成分的分析中，发现了刺梨含丙种维生素特别丰富，进而对刺梨进行了深入研究，前后发表论文近十篇。

　　1947年，在贵阳休假的罗登义接到了当时接管贵大的军代表的聘书，最终决定留在国立贵州大学任教。同年，联合国在中国选中了既懂农业又懂生物化学的罗登义，想聘请他到联合国粮农组织担任顾问，被他婉言拒绝。此后数十载，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家乡，还曾作诗《家乡恋》以言心志：“生我育我好贵州，气候温和，山水清幽。地下蕴藏丰富有，金碗叫化，愚者蠢忧。勤劳人民应振奋，智力开发，兴工兴农。雄心壮志岂能休，暂时穷困，何惧何愁。”

　　“罗院长是贵州人，留在家乡，为这里的教育事业尽一份力，他认为义不容辞。”秦京老先生如是说。

　　治学严谨，为贵州农业教育做出贡献

　　回忆起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贵州大学，秦京最有感触的是，大多数授课老师都留过学，脑子里装的是真材实料。“罗院长三十年代留美，在他之前的系主任王子方留法13年，教土壤肥料的刘海蓬留学德国，教农产制造的方乘留学英国。抗战时期，他们来到贵州，撑起了当时贵大的教研水准。”这些人中，又数罗登义与贵大、与秦京的缘分最深。

　　1947年，罗登义到贵大后，担任过秦京的老师。1949年，秦京毕业留校，当起了罗登义的助教。两人既是同事，又是师生关系。在秦京眼中，罗院长的威望很高，他始终视罗院长为老师，在教书育人方面，也是自己学习的榜样。

　　“罗院长讲课，从来不用讲稿，口才非常好，还很生动。”秦京的学生、贵大教授吴平理有幸上过罗登义的课。“他讲生物化学，讲到德国化学家凯库勒发现苯环的有趣故事，引人入胜。据说凯库勒在晚上做梦时，梦见蛇咬住自己的尾巴，才因此发现了苯环的结构。”吴平理至今仍记得上课的情形。

　　1963年，罗登义受国家科委、农业部委托在贵州农学院建立生化营养研究室，并兼任室主任，后更名为生化营养研究所，既出研究成果，又培养了人才。秦京回忆说，“罗院长经常到研究室去，指导年轻老师做实验，并鼓励他们去发现、去创造。但他特别强调，搞科研绝不能弄虚作假，数据更加不可以造假，要秉持最严谨的科学态度。”

　　1981年在他的指导下，创办了《贵州农学院学报》和《贵州农学院丛刊》两种学术刊物，《学报》专门登载新的科研成果，《丛刊》登载科研课题下的系统文章。两刊双管齐下，反映了农学院的科研全貌。罗登义担任《丛刊》主编，在十年中，共编辑出版了《农业生化》、《马尾松》、《小麦育种》、《刺梨》等专刊18集。

　　从1953年担任贵州农学院院长，直到1984年退居二线，数十年间，罗登义一直耕耘在贵州农业教育战线上，完成了省内外农副产品、生物资源等15万余个项目的分析测试工作，建立和改进分析测试方法100余种，同时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农业人才。在他的指导下，农学院先后建立了刺梨研究所、麦作研究所、森林生态研究室等，在教学与科研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人品卓越，惠及后人

　　据秦京讲述，有一次罗登义到北京开会，临行前交代他，让他下学期教一点有机化学。“接到任务，我用了一个寒假的时间来备课。罗院长严谨的治学态度，为人处世的原则，影响了众多像我这样的后辈。”

　　作为国内权威、学科带头人，在做人方面，罗登义一直非常严格对待自己。“他在农学院九三学社组委当组长的那几年，我是副组委。当时，每个礼拜他都要组织大家学习，进行学术交流。而每次他都到得最早。”秦京一直感激罗院长言传身教般的教导，“一个礼拜选一个晚上，不耽误授课，风雨无阻地组织大家学习。他那时候就住在我这栋楼的隔壁，在那个没有路灯的年代，他提着一盏马灯，挽着爱人的手，沿小路走到学校。”在这些学习活动中，罗院长的个人魅力感染着所有人。

　　他身兼多职，从不以权谋私，深受学生的爱戴与敬重。按规定他配有专车，但除了公务从不私用，家属更不准利用。每月发工资，他总是询问身边的工作人员，是否按时替他交了个人所得税。他住在省人大分配给他的宿舍里，就把农学院的住房退掉，绝不多占。

　　罗登义不准大家给他庆贺90大寿。他说：“大家都很忙，不要浪费时间。”令人肃然起敬。秦京介绍，原来校方想将罗院长的墓安放在贵州农学院图书馆后面的小山包上，那地方叫三家村，是贵大很中心的一个位置。“但罗院长拒绝了，留下遗言要将自己安葬在桐木岭贵大农场。”秦京感叹，因为老院长对这片土地热爱至极。

　　在罗登义的墓旁，立有他生前自撰的墓志铭：“葬我于桐岭之阳兮，望我乡邦。乡邦繁荣昌盛兮，守我学庠。学庠弦诵不绝兮，慰我无央。”

　　本报记者 杨禹璋

　　本版老照片由贵阳档案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