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恺:那年我七岁,一下子懂了“国仇家恨”
“七岁那年我懂得了什么是国仇家恨。”经历了“二·四大轰炸”灾难的孟昭恺老人说道。
今年83岁的老人回忆,当天,他家的大院落下一颗炸弹,炸出了一个直径十多米、深数米的深坑,当场失去了姑姑孟广运、二哥孟昭祥和小侄儿孟百寿三位亲人。深受家破人亡的刺激后,四姐发疯,祖母过世。
一张拍摄于1937年的发黄老照片上,同贺老祖母71岁寿辰的60多个子孙曾挤满了偌大的孟家大院。“二·四大轰炸”后,在金井街孟家巷生活了数十年的孟氏大家庭,从此再没有了四世同堂的兴旺。
“大轰炸之前适逢年关,贵阳城内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年货。走在街上,时不时能闻到烤熏腊味燃烧柏枝散发的香味,许多人家都在浸泡糯米做糍粑,准备过一个团圆吉祥的新年。”
事实上,大轰炸之前贵阳是一座远离抗战前线的不设防城市。“大家分不清城市上空拉响的空袭警报,有何具体含义,防空知识也知之甚少。”孟先生说,这直接导致人们在大轰炸当日应对失措。2月4日当天,孟家人在赶回家吃午饭的当口,空袭警报响起,以为是防空演习,根本没有躲闪。
“大家听到炸弹爆炸的声音后,再躲闪为时已晚。那时,大家又不知如何应对,只好躲在门旁、桌子下。没曾想‘覆巢之下无完卵’,回到家中的人全被掩埋在废墟里,死伤惨重。”他本人因躲在家中厚实的大门旁而幸免,只是在头上留下一点小伤。等到飞机远去,整条金井街几乎被夷为平地,死伤惨重。
孟昭恺称姑姑孟广运为满孃,她被炸断右手左腿,当晚因流血过多去世。他说,满孃当时是贵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校长,为了教育事业,终身不嫁,深受师生们爱戴。
满孃的突然遭难使得女师附小的师生们非常悲痛,他们为敬爱的校长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很多年以后,我遇到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说是满孃的一位学生,她向我回忆并唱出了当年追悼会上的挽歌。”说到此处,孟先生有些说不下去了。
孟昭恺至今仍保留着满孃的一个深咖啡色的小皮包。“这是在已成废墟的满孃房间里发现的,里面有一叠崭新的钞票,那是为侄儿侄女们准备的压岁钱。”他说,他视之为传家宝,既是传递满孃的仁心,也是传递给后代一句话:历史不能忘记。
贵州史料:灾难载入史册,近70万贵州人同仇敌忾奔赴抗日战场
“二·四大轰炸”被轰炸的区域——东至中山东路护国路和蔡家街口,南至中华南路贯珠桥,西至中山西路先知巷,北至光明路(即今省府路口),一时间夷为“人间地狱”。
“日帝国主义,兽机,丢下炸弹……把贵州的心脏——贵阳,贵阳的心脏——大十字,整个,整个的挖去!”当时流落贵阳的诗人杨骚在目睹这一切后,悲愤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据《抗敌半月刊》第41期专刊记述——
“城里如燃烧几支庞大的蜡炬,浓烟冲宵,成了一片火云,遮断了日光的透射,火焰腾起几十丈高”,“满街都是受伤的人。血迹满面满身的,坐着车轿或给人搀扶着去医院。”
《文史笔谈》一书记录——
“中华中路上千间民房、商店毁于大火,成千上万民众的身家财产化为灰烬。大火烧至第二天,大十字德昌祥南号完全被烧毁,所有贵重药材、药品,全部烧为灰烬,沦入破产境地。”
《贵阳文史资料选粹》中,贵阳县县长李大光在《贵阳“二·四空袭亲历记”》中写到——
“敌机来袭,意图十分明显。但那时贵阳主要的政治、经济机关,并没有在盲袭中被毁,中弹的反而都是无辜市民的房屋和商店。”
……
谈到“二·四轰炸”事件,史学研究者周诗若认为,这次轰炸首先让曾经远离抗战前线的贵阳老百姓一下子切身感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同时也更加激发了贵阳人民的抗日热情。
他说,贵州作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在大轰炸之前并没有直接感受到战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没有亲历战场,也无法想象战争的残酷。“不可否认,抗战爆发后,贵州人民参与抗战的积极性很高,并有数十万战士奔赴前方战场,但人们当时也普遍认为,战争打不到贵阳来。”周诗若说。
抗战期间,日军习惯用最直接、最密集的轰炸,让中国老百姓产生恐惧心理,企图以此让中国人屈服、服从。“但日军对贵阳的这次轰炸,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让贵州人、贵阳人同仇敌忾,迅速掀起抗战热潮。”周诗若说,据史料记载,从“七七”事变到1939年,贵州组建了11个师,大约有11万人奔赴抗日前线。而1939年到抗战胜利,参与抗日正面战争的贵州人一下子达到50多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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