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抗战时期的防空（中）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09-14 15:43:19

　　日军专门策划多次针对西南联大和云大的轰炸。西南联大按照国民政府全民防空要求，成立学校防空委员会，设警备、救护、避难指导三组。制定适合学校的特殊防空办法。比如要求师生分成小组，在住地或校舍挖小型防空洞。冯友兰就创造性在住处附近的宽厚城墙上挖了一个防空洞。里面架木板可休息。内外两面墙各有一个洞口可进出。坚固的城墙只有直接炸中才有危险，远比土洞安全。日机轰炸越来越频繁。联大就要求教师疏散到郊外甚至邻县，将疏散者的课程放在每周的两天内集中讲授。还根据日机到昆明的时间和特点，采取早晨七点开始上课，一堂课时间压缩到四十分钟，到上午十点就能上完四节课，尔后的时间便是跑警报和自习。疏散保证了安全，可苦了教师上课。住在东郊的闻一多、朱自清，要步行近10公里来校上课。吴大猷每天凌晨5点出发走路，其皮鞋底打过无数次掌。周培源住在15公里外的西山滇池畔，特意买一匹棕褐色大马骑着来上课，成为校园的一景。住在靛花巷青园学舍楼三楼的陈寅恪右眼失明，左眼也患眼疾，行动不便，无法疏散。他的家人又不在昆明。傅斯年给他在住处楼下挖一个简易防空洞。每当警报响起，住楼上的其他人都是慌忙往下跑，住一楼的傅斯年却反向跑到楼上，把陈寅恪搀扶到楼下，送进防空洞里。但一下雨洞常积水。陈寅恪就拿张凳子坐在水里。后来他曾做对联调侃：“闻机而坐，入土为安。”有一次防空警报响起，刘文典(清华国文系主任)已跑到防空洞口，突然想起陈寅恪眼不好跑路不方便。他立即带领几个学生返校寻找陈寅恪。此时，陈寅恪正在慌忙的人群中乱摸乱走。刘立刻命令学生：“赶快保护国粹要紧!”几个人架起陈寅恪就往防空洞跑。华罗庚经常与得意门生闵嗣鹤在一个防空洞跑警报，为的是跑警报时两人可以讨论数学问题。一次被埋在洞里，多亏联大学生不顾生命危险把他们救出来。1940年我的岳父李秉权教授还是云大医学院一年级学生。他和同学经常到昆明圆通山旁的乱葬岗刨掘散乱尸骨，进行煮沸消毒后晾干，制成骨骼标本用作学习。警报响起时就地掩蔽，警报过后继续刨掘尸骨。

　　西南联大师生在长沙已有跑警报经验，预行警报时一般是不走的。甚至有个爱干净的女学生一直不走，因为那时热水供应少，大家都跑了，正好有大把热水洗头。昆明机场的我方飞机绝大多数是教练机。因此，日机一来，机场上的飞机也“跑警报”，疏散到其它机场去。

　　昆明军事目标不多，日军对昆明的轰炸，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威慑。然而，他们没想到，在跑警报的日子，人们该干嘛干嘛。生意、学习、讲课、研究，甚至爱情，都没停下来。西南联大学生跑警报就是成双结对情侣一起跑。

　　空袭造就消防车

　　抗战时期的昆明，房屋绝大多数还是土木结构，特别是铺面，木材用得更多。1940到1943年，昆明城内因空袭引发的大火灾就接近30次。1940年3月30日，日本飞机轰炸昆明东南城区，火灾引发20间民房毁于一旦，死亡120余人，伤350余人。

　　当时警局曾专门勘测统计过昆明城区的水井，以供空袭时救火之用。为了避免空袭火灾延烧商店、民房，省会警察局消防队在各街铺面加筑封火墙，开辟防火巷。至1939年的6月，共筑封火墙1320堵，防火巷36处，消防水池29个。昆明在1918年就有自来水。但没有专门的工具，用自来水消防并没有优势。一旦发生火情，救火全靠人工。每遭轰炸，城内四处起火，救火难度更大了。除省会警察局消防大队外，昆明各区的警察分局都有消防分队。初期各消防队的设备非常简陋，如：腕力卿筒救火机、手压救火机、汽油吸筒救火机、摩托救火机，还配备了大量的水桶。这些消防设备显然赶不上日寇制造火灾的速度。面对这种情况，省会警察局先后充实补充了其所管辖的消防大队，使之具有大号邦浦车(消防汽车)，水柜车(拉水的汽车)及各种先进的消防器械。当时滇军三个军几十万人在前线，又正在修筑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云南省政府财政负担极重，购买这些消防车及消防器械的费用除政府拨款外，防空司令部、省会警察局及市政府发起，向社会各界劝募消防捐款，共募得捐款四十万七千余元。首批购进的两辆美国生产的雪弗莱消防车运进昆明时，在云大操场进行演示，云南省府各厅、局、委的负责人都来观看。从此昆明才有了消防车。

　　与警局消防队一起并肩救火的，还有一大批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义务消防队和义务救护队。只要敌机一走，他们或提着水桶、端起铜盆、木盆、锑锅，飞奔到河边、沟边、井边;或拿着器械，奋不顾身冲进火海，背出伤亡者，拆除危房。在这些民间消防队中，两广和浙江义勇消防队声誉最高。他们有故乡驻滇商会和同乡会的财力支援作强大后盾，消防器材先进。特别是两广队，队员个子瘦小，身体轻捷，动作灵敏，勇敢善战，有耍狮绝艺，爬梯上高处救火不在话下。连经过专业训练的警局消防队员都自愧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