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救国会掀起抗日热潮
来源：红岩春秋杂志社 作者：牛瑞芳   2022-11-21 14:37:30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纷纷组织敌后抗战团体，积极支援抗战。1936年成立的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重庆救国会)，先后在学生、职业青年、文化界和妇女界成立相应的救国团体，利用多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募捐、慰劳等活动，不断扩大影响，掀起了重庆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民族危难中成立

　　1935年，日本发动震惊中外的华北事变，进一步蚕食中国领土，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此时，国民政府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出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北平的学生受此消息影响，于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爱国学生们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宣传抗日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史称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很快传到重庆，重庆各界积极响应声援，其中学生和新闻记者最为踊跃。12月11日，重庆大学连夜组织学生救国会，声援北平学生。《商务日报》《新蜀报》连日发表消息和相关文章，详细报道了一二·九运动的情况，呼吁重庆学生积极参与，抗日救亡，共赴国难。12月21日，《商务日报·副刊》发表文章《学生该怎么办?》，驳斥了国民政府“读书即是救国”的谬论。

　　12月24日，重庆3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响应重庆大学学生的倡仪，成立了重庆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领导全市学生开展抗日爱国活动。27日，学联派代表向重庆当局请愿，提出立即出兵收复失地、讨伐叛逆、严惩汉奸、保障爱国学生运动等六项要求。同时，重庆教育界也成立了重庆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发表《告全市同学书》，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

　　1936年1月4日，学联在演武厅社会会堂，举行游艺宣传会。十余所学校参加演出，表演以抗日救国为主题的节目，2000多名观众深受感动。1月底，学联主办的《救国半月刊》出版，大力向社会各界宣传抗日救亡。2月初，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各校“应停止学生在外活动，停止学生一切救国工作，整顿学风，校内团体不得煽动罢课，地方政府机关应加以制裁”。此后，学联的宣传活动遭到阻挠。3月中旬，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勒令解散学联。重庆的抗日救亡运动转入低潮。

　　虽然学联被迫解散，但《八一宣言》和一二·九运动的影响已深入人心。学生运动中的不少进步骨干仍在继续联系，坚持秘密阅读进步书刊等活动。一批进步作者和读者以《商务日报》的《副刊》和《公共园地》为阵地，发表进步文章，宣传抗日救国。随后，《商务日报·公共园地》又展开了抗日救亡与职业的讨论，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1936年春，漆鲁鱼(重庆江津人，中共党员，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卫生部保健局局长)从苏区脱险返回重庆，寻找党组织。他以投稿的方式与《商务日报》的温嗣翔取得联系，并结识其周围的进步青年。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研讨抗日救亡运动，学习中共《八一宣言》等重要文件，深刻领会中共中央关于组建联合阵线的政治主张，商讨决定组建抗日救亡团体，领导和推动重庆的抗日救亡运动。

　　同年6月，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在漆鲁鱼的寓所正式成立。会议推选漆鲁鱼任总干事，侯野君任组织干事，温嗣翔任宣传干事，陶敬之、饶友瑚任干事，组成干事会。吸取学联被解散的教训，为避免国民党当局干预，重庆救国会决定作为秘密组织，秘密吸收会员，在群众中尽量利用合法组织开展活动。

　　9月，被中共上海特科派往四川开展工作的张曙时，到重庆与漆鲁鱼等取得联系。了解到重庆各界抗日救亡的情况后，他对救国会在政治上予以指导，要求重庆各界抗日救亡力量团结一致，发展统一战线，把公开和秘密、合法与非法的斗争结合起来开展活动。此后，救国会的活动和影响迅速扩大，相继在学生、职业青年、文化界和妇女界都建立了组织。重庆救国会还联系和团结了一些公开团体开展公开的救亡活动，迅速成为重庆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核心。

　　充分团结各界力量

　　重庆救国会以干事会为领导机构，下属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学救)、重庆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职救)、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文救)、重庆妇女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妇救)四个组织。其中，除文救是公开团体外，其余都是秘密组织。

　　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于1936年11月成立，由刘传茀任主席，温嗣懿负责组织，罗自镛负责宣传，是救国会下属最大的组织。学救利用各学校公开、合法的组织，团结广大同学，开展救亡运动，并选择积极分子加入救国会。通过广泛的活动，学救迅速在各校发展了组织。当时全市3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中，学救占优势的有20多所，使学生的活动主要由学救掌握。在重庆抗日救亡运动中，学救始终起着先锋作用。

　　重庆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于1936年7月19日，由重庆救国会干事、时任《商务日报》记者陶敬之联系了一批银行职员、练习生、商店店员、学徒等职业青年而组建。当时为了避免向国民党当局登记、备案的麻烦，职救的对外名称是半公开的职业——青年读书会。理事共有五人：翟廉为理事长，赵湘植负责总务，丁雪松负责宣传，李郁生负责教育，杨帆负责组织。

　　根据干事会决定，职救与学救共同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的名义，改造了少年部办的民众歌咏会，成立了自强读书会，随后又利用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青年新闻学会，广泛开展抗日歌咏、读书、演讲等活动。为适应国共合作广泛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职救还团结了更多的职业青年。1937年7月18日，以职救为核心，成立了公开的青年职业互助会，以代替原来半公开的读书会。

　　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于1937年5月16日，由《商务日报·副刊》《新蜀报·副刊》《大江日报·副刊》、人力周刊社、春云社等发起组织。金满成被推选为主席，金满成、漆鲁鱼、黄宇齐、肖崇素等人为理事。

　　七七事变后，救国会下属的抗日救亡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并争取到一定合法地位。为进一步扩大群众基础，文救于同年11月23日改名为重庆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协)。文救和文协先后领导举办了1937年暑期文艺讲习班，成立了文艺研究会、移动演剧队、儿童演剧队、课余农村宣传队、怒吼剧社街村演剧队。1938年1月27日，文协改为重庆各界抗敌后援会文化界支会，除演剧队外，其他团体逐渐转为隐蔽活动。

　　重庆妇女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于1937年8月，其主要领导成员有丁雪松、陈奇雪、陈和玉、吴永英等。8月16日，妇救利用合法名义，公开成立了重庆妇女抗敌后援会。不久，宋美龄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委员会。为利用慰劳会的招牌抵制国民党当局对抗日力量的控制，12月1日，重庆妇女抗敌后援会决定改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委员会重庆分会(简称重庆妇女慰劳分会)。

　　妇救的骨干都参加重庆妇女慰劳分会工作，形成实际上的领导核心。重庆妇女慰劳分会设有执委会，负责人是进步文化人士李兰。其主要任务是广泛发动各界妇女，特别是中上层妇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重庆救国会逐渐取得了一些合法斗争的权利。尤其是武汉沦陷前后，许多全国性的抗日爱国团体先后迁到重庆，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

　　救国会成立后，首先开展宣传活动。成员通过各种关系，利用当时重庆主要的两家报纸《商务日报》和《新蜀报》作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阵地。后来，舆论阵地逐渐扩大到《齐报》《人力周报》《春云》等报刊。其次，救国会组织各种形式的学习会、读书会，要求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形成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

　　1936年7月12日至8月16日，救国会以《商务日报·副刊》的名义，开办了山付新文字暑期讲习班，参加学习的有90多人。讲习班除了推行新文字的课程外，主要讲述国际国内形势，宣传抗日救亡，并传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发展规律和辩证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帮助学员选择革命道路。讲习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吸收了20多人参加救国会，成为救亡运动的骨干。

　　同年8月，日本妄图把侵略势力伸进四川，在既无日侨、又非通商口岸的成都设立领事馆。全国人民尤其是四川人民坚决反对，成都和重庆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在蓉设领的斗争。重庆于8月18日在国民党巴县县党部召开了重庆市江巴各界民众反对日本非法在蓉设领大会，决定分六个组，分别向党、政、军当局请愿，并组织60个宣传队到郊区工厂、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当时，学救和职救的许多成员参加并领导了一部分宣传队，到各地开展宣传。重庆各界民众的宣传、演出活动，积极配合成都人民的斗争，迫使日本放弃在成都设立领事馆的计划。

　　10月，鲁迅逝世，民众悲痛万分。救国会决定通过悼念鲁迅，着重宣传抗日救亡，并且以鲁迅为旗帜号召群众组织起来。于是，《商务日报·副刊》从10月24日至29日，连续六天刊出了《追悼鲁迅先生专刊》。

　　国民党当局却力图缩小鲁迅的影响，只准宣传他的前半生。漆鲁鱼针对国民党贬斥鲁迅后半生的谬论，写了《鲁迅先生思想考察》，着重颂扬鲁迅的后半生，但文章随即被新闻检查所“免登”。随后，救国会决定联络文化界召开追悼会，进一步扩大鲁迅的影响，并筹建文化界救国联合会。为了取得广泛支持，救国会争取了工商界知名人士温少鹤等为发起人。

　　鲁迅追悼会于11月1日在市商会礼堂召开，参加者有报刊编辑、记者、工商界人士、教师、学生、职业青年、工人等共300余人。为争取合法，温少鹤邀请了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参加，龙文治被推为大会主席。漆鲁鱼在会上讲了话，热情地赞扬了鲁迅战斗的一生，号召大家要以鲁迅反抗黑暗势力的大无畏精神为榜样，团结起来，为抗日救亡、民族解放而奋斗到底。

　　是月，傅作义部在绥远奋起抗日，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救国会在《商务日报·副刊》上，联合文化界知名人士20余人，郑重刊出启事，发起各界援绥募捐，同时发动学救、职救统一行动，分别组织劝募队，到街头、乡镇、娱乐场所、公司银行进行宣传募捐。妇女界举行了援绥募捐游艺会;工人、农民把自己低微的收入也捐献出来;巴女中全校同学绝食一天，以伙食费作捐款。救国会成员经办的知识服务社，绘制出版了《绥远抗战形势图》，在全市出售、宣传，将所得款项全部捐献。此次援绥活动，是对抗日军队的有力声援，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救亡的影响，推动了更多的民众加入抗日救亡的行列。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重庆救国会召集主要成员开会，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统一思想，并在各界民众中广泛宣传，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救国会还举行了抗议国民党当局逮捕全国救国会“七君子”并要求释放“七君子”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救国会充分调动了重庆各界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情。七七事变之后，重庆民众反日斗争的声势越来越大。

　　1937年九一八事变六周年纪念日，救国会发起举行了由800人开始、最后会集到3000多人的歌咏大游行，1938年七七和八一三纪念日，救国会组织14个青年团体，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会和火炬游行，轰动了整个山城。1937年至1938年间，抗日戏剧和歌咏活动最为频繁，救国会下属的各个演剧队，以及陆续从外地来渝的戏剧团体共20多个，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共举行大型戏剧公演约70多场，演出剧目50多个，集中揭露日寇的野蛮罪行和讴歌中华民族的反日爱国斗争，观众达数十万人。

　　经受了锻炼与考验

　　重庆救国会在开展救亡运动过程中，以救国会成员为骨干的救亡团体，不仅活动在重庆的街头巷尾、茶楼酒肆和娱乐场所，深入到农村的田坝，而且远征到重庆的东西南北，如长寿、涪陵、丰都、万县、江津、綦江、北碚、合川等地。

　　救国会还将宣传对象进一步扩大，不再局限于学生和职员，而是深入到兵工厂的工人、川军的士兵、工商界上层人士，乃至华侨巨商。如1937年11月，以救国会成员为骨干组织了170多人参加的宣传队到磁器口地区的兵工厂宣传，演出抗日戏剧，高唱抗日歌曲，并在街头讲演。1937年秋，华侨巨商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组织了虎标永安堂抗日宣传队，救国会骨干应邀参加了该宣传队，到下川东六七个县宣传演出，沿途深受群众欢迎。1938年6月，川军第67军奔赴抗日前线，救国会组织了六七战地工作团，随军到鄂东平原向部队和沿途群众宣传演出，并在67军举办了学兵训练班，在学兵中培养了一批抗日宣传积极分子。

　　此外，救国会还举办了战时知识训练班、救亡图书室、平民识字班和平民夜校，并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定期参加演讲会。救国会将各种形式紧密结合，广泛宣传联合抗日和抗战必胜的道理。

　　在救国会的影响下，许多进步青年纷纷要求入党，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从1937年底到1938年上半年，救国会先后输送了100多名进步青年到延安和抗日前线。1937年10月，在重庆救国会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重庆干部小组，漆鲁鱼任组长。12月，中共重庆干部小组改为中共重庆市工作委员会，漆鲁鱼任工委书记。此时，各救亡团体组织以及各项救亡活动已由党组织直接领导，救国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1938年底，救国会的成员大部分都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各级组织的骨干。救国会虽然只存在了两年半的时间，但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在重庆担负起了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重任。同时，救国会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巩固和发展组织，为重庆地方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奠定了坚实基础。救国会的抗日活动和影响不仅遍及山城，还扩大至川东一带，为全川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