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抗战的全景式记录
来源： 华龙网—重庆日报   2017-11-13 15:30:34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地区。这一消息传到重庆之后,激起重庆人民极大的民族义愤。

　　“永远对日经济绝交;请四川各军抽调部队10万克期出川;全国民众从即日起,绝不再购日货;全川组织义勇军对日作战……”当时,重庆各界群众2万多人在夫子池举行集会,并成立了“四川各界民众反日救国大会”,宣布“封杀”日本。

　　随后,重庆各行业工人联合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反日大罢工。其中,要数位于王家沱日租界内的又新丝厂罢工斗争最为激烈,规模和影响也最大。

　　该厂名义上中日合办,实则日方控制,800余名工人长期以来受到日本资本家的残酷压榨。1931年10月11日,又新丝厂工人发起了持续1天半时间的全体罢工,提出了多项反日和改善工作待遇的要求,最终厂方不得不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全部要求。

　　“这次罢工成为重庆反日运动的杠杆,极大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重庆的嚣张气焰,掀起了新的反帝斗争浪潮。”周勇说,当时市民纷纷跟着一起抵制日货,还组织了日货检查队,一旦搜出日货,即行销毁。

　　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播下抗日火种

　　1934年,国民党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00万“围剿”大军一步步向红军各苏区逼近,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此踏上征途。在完成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过程中,红军第一、第二、第四等主力军团在路过重庆之时,也播下了抗日的火种。

　　书中披露,为保卫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红军第一军团攻占了贵州桐梓县城,其先头部队继续向新站、松坎、綦江方向推进。1935年1月21日,红一军团率先抵达綦江县石壕,并与红二军团成功会师。红军到达时,当地的敌伪人员和地主豪绅早已逃跑光了,只有一些穷苦人民留了下来。

　　红军很快在当地开展起抗战宣传工作,与村民打成一片。驻扎的红军从不扰民,有的睡在屋檐下,更多的是搭帐篷、睡露天坝。之后,石壕民间还流传了一首歌谣:“石壕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唯独当年红军过,军爱民来民拥军”。

　　此外,红二、六军团会师南腰界,在酉阳、秀山、黔江突破“易攻难守”的困局;红四方面军改编川东游击军为红三十三军,解放城口县城,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故事都在书中有所详述。

　　甘冒白色恐怖,共产党人抗日救亡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几任省委书记都牺牲在重庆。

　　1936年春,从苏区脱险辗转回到重庆的共产党员漆鲁鱼(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卫生部保健局局长),在找不到党组织的情况下,成立了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重庆救国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为“七七事变”后重庆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发展和重庆地方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7年10月,在重庆救国会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重庆干部小组。12月,中共重庆市工作委员会成立后,首先在救国会骨干中发展党员。1938年6月,中共重庆市委正式成立,在党的组织大发展中,救国会成员是发展的主要对象。到1938年底,救国会的成员大部分都入了党,成为党的各级组织的骨干。

　　国民政府迁都令重庆赢得国际声望

　　在联合国的世界地图上,中国版图部分标注城市只有4个,北京、上海、南京,以及重庆。

　　为什么抗战前一个并不起眼的内陆城市会获得如此国际声望?这与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进而成为二战盟军远东反法西斯指挥中心的身份密不可分。

　　书中介绍,成为战时首都后,重庆最初由东部地区内迁的200多家工矿企业,至1944年,发展到1200余家,并形成大后方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区。

　　为了管控金融,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总行先后迁至重庆,并改组重庆的金融联合办事处,制定战时金融政策,重庆的商业经济空前发展。

　　此外,大量文化机构和学校也在这个时候纷纷迁至重庆,在沙坪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形成了三个学校文化区,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也来到重庆,仅国立中学就有30余所。随后,新华日报、中央日报、扫荡报、大公报、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等报社、出版社也纷纷迁渝,中央电影制片厂、中国艺术剧社也来到重庆,并上演著名话剧《屈原》、《孔雀胆》等,令抗战时期重庆文化一片繁荣。

　　“重庆到香港、仰光、河内等国际航线,也是在那时候开辟的。”该书主编周勇说,国民政府迁渝后,开启了重庆与外界交往的新阶段,大大提高了重庆的国际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