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重庆之蛙”　
来源：文史天地微信公众号   2017-11-13 15:52:10

　　“中央广播电台”诞生记

　　1928年8月，国民党在南京创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无线电台”，简称“中央广播电台”，英文呼号为XKM，“X”为国际无线电公会当时指定给中国无线电台专用的第一字母，“KM”为国民党的英文缩写。“中央广播电台”开播时因国民政府财政拮据，发射功率仅为500瓦，还不及现在的县级电台。

　　500瓦的功率，让作为“党国喉舌”的“中央广播电台”非常尴尬，电波只能覆盖我国东南局部地区，而不能覆盖全国，使得电台虽有“中央广播电台”之名，却无覆盖全国之实。这让创办“中央广播电台”的陈果夫颇为不满，他意识到要想通过广播宣传稳固国民党的统治，必须向世界先进国家看齐，提高电台的发射功率。

　　电台开播不久，陈果夫与国民政府委员戴季陶、叶楚伧会商，认为“我国幅员之辽阔，边隅首都，动辄万里，电力所及，往往不逮”，决定扩大“中央广播电台”功率到10千瓦。根据技术专家的估计，10到25千瓦，可以有效覆盖我国主要地区。1929年3月，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98次常会通过该提案，并指定陈果夫、叶楚伧负责筹备。陈、叶二人与“中央广播电台”主任吴道一经过审慎考虑，认为“衡以国际情势，不可不更进一步，作宏大久远之谋”，以达“音波远被，无远弗届”目的。于是对原计划做出重要改动，决定采用50千瓦发射机。面对陡然增加的发射功率和预算，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8次常委会顺利审议通过，令积极筹建。

　　“东亚第一台”让日本震惊

　　国民政府招标，德国得力风根公司中标。当时的发射功率定为50千瓦，可是电台建成后，造价不变，发射功率却增加到了75千瓦。据说，按照当时德国公司的传统，造价包含20%的佣金给设备经办人，但是包括陈果夫在内的国民党几位经办人都没有收取这笔不菲的佣金，德国公司便决定在50千瓦的基础上增加25千瓦。电台台址选在南京西郊濒临长江的江东门，选址的原则是“远山近水”，“远山”可以使电波在发射时免遭山体矿物质的吸收，信号不被削弱，“近水”，则可借水流“以利电浪之畅行”。发射塔为两座，高400尺(约132米)，各重65吨，这也成为当时南京最高的现代建筑。

　　1932年3月，“中央广播电台”扩建完成，11月12日借孙中山先生66岁诞辰，电台举行了隆重的开播仪式，英文呼号改为“XGOA”。扩建后的“中央广播电台”举世瞩目，号称“东亚第一，世界第三”。当时亚洲广播业最为发达的日本，所有的电台功率加起来也比不过国民政府的一座“中央广播电台”。这让日本媒体大为震惊，称这座电台为“怪放送”。

　　扩建后的“中央广播电台”电波覆盖半个地球，东南远及新西兰，南至澳大利亚，东达美国西海岸，东北至美国阿拉斯加，西到我国青海，西南至我国云南。

　　“党国喉舌”的本质

　　1930年初，“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时事述评、政治报告、名人演讲、儿童节目、音乐和气象、常识等服务类节目。当时民众抗日呼声高涨，部分民营商业电台加入到抗日的广播行列，播放抗日前线消息、爱国歌曲等。而此时的“中央广播电台”则完全成为国民党的宣传工具，“剿共”成了“中央广播电台”的主要新闻话题，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幌子下，广播中充斥着“剿共”才能“救亡”的政治鼓动。

　　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直接触发了西安事变。面对全国舆论压力，蒋介石最终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攻势下节节败退。南京面临失守，“中央广播电台”奉命播发《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国民党军政机关及人员大部撤离南京，先迁往武汉，号称东亚第一台的“中央广播电台”11月23日晚在南京进行了“告别广播”，从11月24日起，播音工作由长沙广播电台(发射功率10千瓦)、汉口广播电台(发射功率5千瓦)、汉口短波广播电台(250瓦)三家地方电台接替。“中央广播电台”在南京停播后，员工分批撤离南京，并将发射机等可以搬运的重要机器部件拆卸运往汉口，破坏了一些无法拆运的机器设备，使敌人无法在短期内修复使用。12月13日，南京全城沦陷。

　　浴火重生的“重庆之蛙”

　　在武汉、长沙等三座电台通过联播接替“中央广播电台”播音期间，“中央广播电台”在重庆的复建工作也在暗中进行。工作人员将从南京拆下来的设备运到湖北宜昌，再转运重庆，从英国采购的35千瓦短波发射机部件分批从香港、广州、武汉、宜昌等地通过江运运抵重庆。1939年3月，“中央广播电台”在重庆复播。而当时已经在重庆开播的“中央短波广播电台”(1940年1月定名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6月被并入“中央广播电台”。自此，战时的“中央广播电台”兼具对内广播和对外广播两种职能，一个电台两个牌子：对内以“中央广播电台”的称号对全国进行抗战宣传、鼓舞军民士气;对外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名义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国际上的支持。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前身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为了区别，国民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下简称“重庆国际台”。当时重庆国际台开办有英、俄、日、法、马来、缅甸、荷兰、法、西班牙、越南语等10种外语节目，还开办了国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潮州话、海南话、上海话、藏语、瑶语、蒙语等节目。由于功率强大、台址隐蔽，“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被日本媒体称之为“重庆之蛙”。

　　令日军憎恨的“重庆之蛙”

　　当年的东京报纸这样写道：“我皇军飞机大炸重庆，那里的青蛙全都炸死无声，为什么那个扰人心绪的中央电台还是叫个不停?”于是这个“叫个不停”的电台就有了“重庆之蛙”的别称。在日本侵略者看来，这只“青蛙”是眼中钉，而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正是有了这只“青蛙”，才让抗日的声音传遍中国和世界。当时，我国一线军民与日军、伪军正面作战，战场背后还有一场没有硝烟的广播心理战。日本广播和沦陷区的日伪广播，对我国军民实行奴化教育，歪曲真相、颠倒黑白，以期在精神上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中央广播电台”和重庆国际台便肩负起了与日本广播、日伪广播较量的使命。

　　“中央广播电台”开办《抗战讲座》《战地通信》《民族英雄故事》《抗战歌曲》等节目鼓舞军民士气，《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通过电波传到前线。电台还邀请共产党人、抗日将领、国民党内抗战派人士、国际友人等进行广播演讲，周恩来、宋庆龄、冯玉祥、郭沫若、沈钧儒等人都到“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号召民众团结抗日、抵御外侮、争取世界和平。

　　为了瓦解敌军的士气，“中央广播电台”利用战俘对日军进行心理战。1939年5月，日军被俘上尉植进，在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室对日本士兵和日本国内同胞做了题为“东亚和平被日本军阀破坏”的广播讲话，用亲身经历揭露日本军阀的法西斯主义面目和日军高层的欺骗宣传，呼吁日本同胞早日觉醒。电台还时常播发前线战场遗留下来的日军日记和信件，那些思乡的内容引发了日军士兵的共鸣。

　　在对敌广播工作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是日本反战人士绿川英子(原名长谷川照子)。南京沦陷后，她在武汉参加了国民党中央电台对日播音，一直工作至1940年夏。她毫不避讳地向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英雄事迹，被日本东京的《都新闻》谩骂，称她是“用流畅的日语，恶毒地对祖国作歪曲广播的娇声卖国贼”，她在日本的亲属也受到株连，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曾寄恐吓信给她的父母，要她“引咎自杀”。

　　在争取国际支援上，重庆国际台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重庆国际台除了办有面向美国的广播外，还与美国的电台进行联播，即重庆国际台的节目在美国当地电台进行转播，这直接让重庆国际台的对美宣传更具针对性和影响力。国民政府也借重庆国际台的广播向欧美求援，而杀手锏就是“宋氏三姐妹”。抗战期间，她们凭借雄厚的家族背景和留美资历，通过广播演讲积极宣传中国的抗战立场，争取美国政府支持，影响美国舆论，为中国抗战获取国际支援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日军想炸掉电台还有一个原因。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远东反法西斯各盟国电台纷纷落入日本人手中，这使“中央广播电台”成为盟军在远东唯一可利用的短波电台，当时在重庆的国外记者都利用这个电台转播、发稿。“中央广播电台”成了中国冲破日军封锁唯一的电波出口。

　　炸不死的“重庆之蛙”

　　由于“重庆之蛙”的电波源源不断地传递着中国人民必胜、日本法西斯必亡的信念，“重庆之蛙”成了日军的重点打击目标。为了确保电台不被一锅端，电台的设计也是费尽了心思。整个电台包括三部分，总部在现在的重庆广播电台，发射台和播音台在今沙坪坝华宇广场大楼地下，当时的电台发电厂和备用电台坐落在今重庆沙坪坝土湾，是一个碉堡建筑。1938年8月28日和9月3日，“重庆之蛙”的短波机房和电力厂接连被炸，损失巨大。随后又被多次轰炸。1940年9月底，“中央广播电台”的机器迁入坚固的地下防空设施，增强了安全保障，这就使“重庆之蛙”“蛙声”不断。以后无论日军怎么轰炸，电台外硝烟弥漫，电台内播音员沉着应对。“重庆之蛙”没有“失声”，在一定程度上对抗日军民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

　　1945年8月9日，“中央广播电台”得到令人振奋的消息：日本可能无条件投降。电台播音员靳迈、潘永元彻夜加班，等候确切消息。在第二天下午，终于得到证实：日本内阁通过瑞士政府，正式向中国政府转达无条件投降的请求。当晚，播音员潘永元、靳迈几次用手绢抹去难以抑制的泪水，扭开话筒开关：“各位听众，现在播送重大新闻……”日本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在中国最先通过“重庆之蛙”传遍全国。

　　8月14日，日本天皇正式下令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并于15日广播，“中央广播电台”用国语、日语等多种语言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