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不垮的重庆军民抗战精神
来源：重庆晚报   2017-11-14 14:35:17

　　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日军飞机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之久的狂轰滥炸。英国路透社记者报道：“重庆市区的一半一片黑暗，电话也不通。居民沿街而寝，挤满了街道。”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在我‘荒鹫’部队大机群连日猛烈轰炸下，敌都重庆显然已成一座死城。”

　　国际社会普遍担心，中国还能不能扛下去?抗战还能支撑多久?重庆军民以实际行动作了回答。

　　严阵以待 努力生产

　　1939年初，原调往成都休整的空军第四大队将士主动请战，移驻重庆。重庆防空司令部扩充高射炮炮位，增设探照灯，加紧修凿防空洞、防空壕。举办防空人员训练班，举办展览，开展示范活动，普及防空、防毒知识。

　　各兵工厂努力生产。第21兵工厂将轻机枪、迫击炮、工具生产线疏散到铁路隧道内开工。第25兵工厂两年内建成山洞厂房40幢，将铜壳、弹头、装配生产线迁入其中。第50兵工厂从1939年到1941年，在长江铜锣峡峭壁下，一字型开挖22个长方形山洞，生产高射炮、机关枪。重庆的17家兵工厂，1941年生产各种火炮526门、炮弹60万发、子弹1.07亿颗，手榴弹、甲雷、炸药包、曳光弹分别数以万计。仅21兵工厂生产的枪支，每个月可武装一个整编师。

　　各民品企业纱厂、棉纺厂、毛纺厂、玻璃厂、面粉厂、卷烟厂、茶叶厂、糖果厂等，一俟警报解除，马上投产。

　　《中国工人》杂志报道：“我们试游江畔，便觉得人烟骤增，机声聒耳。看见数十家内迁工厂，正在平地建造。有的正在开工制造，其奋发努力，犹如前方战士在战场。”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国民党发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国民公约》，共产党《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坚持团结抗战 回答敌人轰炸》。在渝各党派、各团体发表宣言或通电，一致表示决心共赴国难，迎击暴敌。

　　1939年3月，重庆《国民公报》连续13天报道各界捐献盛况。

　　工商界积极响应。新亚建筑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民生轮船公司，丝业、餐饮业、建筑业、陶器业、服装业等各行各业，争先恐后捐款。金融界方面，迁渝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各省银行数十家，以及本地的聚兴诚、美丰、川康银行等捐献1万元至10万元。

　　各界人士捐赠的实物有金砖、金戒指、银锭、银条、银花插、银手镯、银元、银锁、银簪、银纽扣、银项链等。宋美龄捐献一枚金质勋章。巴县民众捐献粮食5000石，江津士绅捐4000多石。

　　各项义卖活动、建国储蓄活动、“一元献机”活动如火如荼。冯玉祥将军义卖书法作品。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捐出微薄薪金。

　　有条不紊 坚守岗位

　　党政军机关迁至市郊歌乐山、青木关和北碚之间的迁建区，利用庙宇祠堂、民间空房，或搭建茅草棚屋，照常办公。中共南方局从城内机房街迁往城外红岩村。

　　电力公司总经理刘航琛说：“今后无论在任何困难环境下，国防工业与生产工业之电力供给，绝不中辍一日。”自来水公司董事长潘昌猷、经理胡子昂表示：“吾人对于各种原料，如水管之存储，早有充分准备，足敷今后补充之用。退一步而言，敌人即便将水厂全部炸毁，亦不能断绝本市之水源。吾人仅需吸水机一具，即能引江水灌诸水管，而供市民取用。”

　　公共汽车公司的员工，已经习惯闻警停车，疏散乘客。轮渡公司不仅未减少航线，而且新开辟牛角沱至相国寺、大溪沟至刘家台航线。

　　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教育学院、南开中学、树人中学等院校多次遭到轰炸，但是师生员工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坚持教学和科研。

　　正义凛然 巍然屹立

　　女作家冰心在《摆龙门阵》中写道：“我的朋友们都瘦了，都老了，然而他们是瘦老而不是颓倦。他们都很快乐，很兴奋，争着报告我以种种可安慰的消息。他们说忙，说躲警报，说找不着房子住，说看不见太阳，说话的态度却仍是幽默，而不是悲伤。在这里我又看见一种力量，就是支持了三年多的骆驼般的力量。”

　　重庆军民坚决抗敌，也受到外国友人好评。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中写道：“实际上，重庆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恐慌，许多人度过了所有的空袭，而且没有逃难。从全体居民来说，民气正一天天进步着。日本投下了好几万磅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弹和燃烧弹，但它不能毁灭这个首都的精神，那已经是很明白的事情了。”

　　甚至连敌人也发出哀叹。多次参加轰炸重庆的日本陆军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在报告中写道：“以往报道的轰炸效果有所夸大，重庆呈一片废墟的判断实属错误。据我亲自观察，不如说，重庆已向周围发展。”“单凭轰炸，使其屈服是绝不可能的。”

　　“愈炸愈强”，这是书写在山城断垣残壁中的一幅标语，它充分体现了重庆军民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