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同胞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来源：中国西藏网   2018-08-09 14:08:03

　　1938年4月，五台山台怀镇内48座青庙和21座黄庙的1700余名各族僧侣联合成立“佛教救国同盟会”，首开全国宗教界抗日的先例。从1938年秋至1939年春，大约有100余名五台山僧人参加了八路军，其中包括菩萨顶等10处藏传佛教寺庙僧人30余人。他们被编入晋察冀二分区四团，人称“僧人连”。当时的晋察冀边区银行为筹集抗日款项发行了救国公债，因为五台山当地农民比较贫困，发行极端困难，五台山的僧人们在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感召下，积极购买公债，仅台麓寺的喇嘛庙在当时就认购了2000元。

　　藏族人民捐献羊毛支援抗战。1939年冬，康定各界发起了征募寒衣运动，以支援前线。尽管广大藏族同胞并不富有，他们仍节衣缩食，自动将各种土特产、皮毛、药材等送到征募地点。青海省藏族及其他兄弟民族也踊跃地参加了募捐，他们一次捐献羊皮衣就达10万件之多。

　　炉霍、道孚、甘孜等藏区57寺僧人还联合致电国民政府，表示:“暴日入寇，五族同仇。僧伽等分属国民，爱护国家，利乐有情，未敢后人。谨于每月东日举行月会时，虔诚挚心，增诵经课，面向三宝，为国家民众祈求胜利。”

　　西藏驻南京总代表兼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的贡觉仲尼，于1938年4月在徐州前线的一次献礼仪式上，以藏族高僧的身份向世人说明：日本纯是违反佛教的侵略性。他指出:“宗教是本于公理正义的，日本人从前有不少的到拉萨来学密宗，现在他们根本违背了教义。就宗教方面来说也应该制裁。”

　　西藏昌都地区类乌齐寺著名活佛诺那呼图克图，除了呼吁“驱彼倭奴，还我故土”，表示“宁作战死鬼，不为亡国奴”的心声外，还多次在上海、南京等地主持“大白伞护国法会”上传授旨在镇护国家，退却强敌，息灾解难的大白伞盖坚甲咒等经咒、仪轨。

　　1939年3月，国民政府官员戴传贤、屈映光等人发起在重庆再次举行护国息灾法会，请藏传佛教大师贡噶主坛，追悼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

　　国民政府为持久抗战，修建了新津-康定、康定-玉树简易公路和理塘、营官、漳腊等军用机场。川康藏族同胞积极参加了这些工程，仅修机场一次就征调当地民工2300人。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寇切断我国的海路运输，对大西南实行战略封锁，我后方物资非常匮乏。川康藏族人士邦达多吉等策划并开辟了印度经西藏直通川、滇完全依靠骡马运输的陆路国际交通线，成立了“康藏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用来运输抗战物资。1942年7月，在理塘设邦达昌临时总号，动员藏商大中小商人不惜一切代价支援西南大后方。在邦达昌兄弟的带领下，商人们纷纷前往拉萨或噶伦堡办货，分别送至康定和丽江等地。回程又办茶叶等商品送回拉萨，在康定掀起了大办商贸积极支援持久抗战的热潮。邦达家族以拉萨为转运中心，先后在昌都、玉树、甘孜、康定、雅安、成都、昆明、丽江、中旬等地设商号或转运站，从印度购进大批商品运至抗战大后方。输送抗战物资总值达1.5亿美元，对急救和繁荣战时后方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8年夏天，藏族人士青攘呼图克图、贡嘎呼图克图、格桑泽仁等发起组织“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和“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赶赴重庆和各大战区慰劳前线抗龘日将士，并把从藏区募集来的金银首饰一并献给国家，以应战时之需，还表示将“倾康藏人力、物力，分期分批贡献国家”。翌年，代表团团长格桑泽仁等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敬献锦旗和哈达，对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表示慰问。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南京的藏族同胞为了共商抗日救亡大计，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十三世达赖喇嘛驻京总代表贡觉仲尼、巫明远及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驻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西康诺那活佛、松明活佛参加了成立大会。大会作出了藏区人民抗日救亡的决议，通电全国各族同胞一致抗日。大会发出《告全国同胞书》，“同人等籍隶康藏，万里来京，大义所在，不敢后死，爰成立抗日救国会，以与我全国同胞同立一条战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朝发宣战之令，夕饮倭奴之血，宁为刀下之鬼，不做亡国之奴”。抗日救国会成立后，数十万藏族同胞纷纷表示愿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一位活佛在通电中表示：“宁做战死鬼，不为亡国奴。”藏族人士格桑泽仁也在电文中慷慨陈词：“敬希政府正式宣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945年，西康省木里藏民特向滇西抗战将士捐赠大量藏银，以表示慰问。

　　1939年3月，西藏佛教界也派代表赴前方慰问抗日将士和伤兵难胞，捐献了5000元的医药费和一些慰问金。1944年10月，西藏僧俗群众省吃俭用抗日，捐赠国币500万元，用以购买战机25架，组成近3个空军大队。

　　1933年12月2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西藏地方摄政热振活佛依照他的遗愿继续带领西藏僧俗群众，举行了3次大规模的祈祷法会，“进行唪我军得胜之经，诅倭寇立灭之咒，继续忏诵得最后胜利”。

　　热振活佛又于1939年7月7日致电蒋介石，表示支援抗战，电称:“以抗战已进入第二期，日渐胜利，为振奋全藏精神，共同向‘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目标迈进，以堵击日寇之侵略起见，特于五月十二日在三大寺上下密院及歧古刹诸处，一律设坛，进行祝我军得胜利，并诅日政权立灭之咒。”

　　?　　　　甘肃省拉卜楞寺附近藏族人民的事迹更为积极。拉卜楞寺五世嘉木样活佛曾派兄长黄正清在兰州成立了“藏民文化促进会”，两次组团赴抗日前方慰问抗日将士，并捐献出可购30架飞机的巨资30万元银币，因而受到国民政府特令嘉奖，颁给“输财卫国”匾额一方。

　　1938年8月，甘肃拉卜楞地区僧俗百姓召开了各寺僧官和部落头人大会，决定组织慰问团，代表拉卜楞藏族同胞亲历战区，慰劳前线将士，兼以传达边民爱国之忱。同年11月，慰问团一行20余人携带大批慰劳品和100头牛、1000只羊，前往重庆及各大战区进行慰问活动。他们到达重庆后，受到了各界同胞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