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期 陕西妇女界抗日救亡的见证
来源： 西安晚报(西安)   2017-09-06 10:45:18

　　创 刊

　　鉴于抗战全面爆发以来的形势，及“九·一八”事变后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存在的局限性，为积极动员更多的妇女同胞参与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1937年8月1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在南京励志社召开会议，发起组建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以下简称“中国妇慰会”)，成为当时国内广泛团结全国各阶层妇女，支援抗战的主要妇女团体。中国妇慰会成立后，各省陆续成立分会。

　　1937年8月16日，“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陕西分会”(以下简称“妇慰会陕西分会”)在西安成立，会址设在西安市夏家什字41号。由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抗日名将孙蔚如将军的夫人李定荫担任会长。1937年11月，妇慰会陕西分会创办会刊——《西北妇女》半月刊，刊名由孙蔚如将军亲自题写。
 

　　办 刊

　　《西北妇女》的发刊词这样写道：“《西北妇女》的创刊，最中心的目的就在动员全西北的妇女，参加救亡的战线，同时，经常讨论工作的方法，检查工作的成绩，以推进全西北的抗敌救亡的运动。” 可以说，《西北妇女》自始至终，都紧紧围绕“妇女抗日救亡”这一核心而展开工作。当然，在彼时的妇女运动中，妇女自身解放的问题也是十分受关注的，正如《西北妇女》第1期《抗战期中妇女应有的任务》中所指出的：“中国妇女向来不但受着封建势力的压迫，而且受着帝国主义残酷的压迫，中国的妇女要想解放必定打倒我们目前的大敌日本帝国主义，因为这是妇女解放的前提。”

　　妇慰会陕西分会的组成人员，多是陕西妇女界的知名人士，其中有国民党党政高层的夫人，也有女性共产党员、妇女干部，以及妇女界的其他代表。该会的首任会长李定荫女士思想开明、倾向进步，她担任会长后，便吸纳了很多中共党员加入，在第一任分会的五名常委中，除李定荫外，其余四人李馥清、韩钟秀、林立、夏瑞均为中共党员。而担任分会常务主任的是陕西地区中共早期妇女工作领导者李馥清;担任分会离职常委、并任中共党团书记的是曹冠群(建国后曾担任全国妇联和农业部主要领导职务)。这一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李定荫女士的开明与进步;另一方面，也是当时中共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注重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协调与国民党关系的结果。

　　《西北妇女》一刊的编辑出版，由妇慰会陕西分会宣传科编辑股负责。除上述几位具有中共党员背景的常委曾作为作者或编委参与编辑出版工作外，还有卢琼英、刘德植等中共党员先后加入。正是由于这些中共党员参与了《西北妇女》一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并一度起到主导作用，才避免了这本刊物成为当时少数上层知识妇女自娱自乐的“阵地”。除了做好广泛宣传和组织抗战后勤物资征募、前线慰劳和伤兵慰问等本职工作外，《西北妇女》将宣传重点更多地投向家庭妇女和农村妇女。

　　《西北妇女》的编辑在组稿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区分阅读人群知识层次的差异化，杂志具有稿件形式多样化(小说、书评、戏剧、诗歌、问答快板、木刻版画等)，宣传内容通俗化的特点。针对知识女性，《西北妇女》的编委们经常介绍国内抗日和国外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战争形势，并邀请有声望的陕西妇女界人士撰写专文，介绍战时妇女应具备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西北妇女》第四期就曾刊载了杨虎城将军的夫人谢葆贞女士撰写的文章《发展战时经济的一点意见》。同时，《西北妇女》还曾在第一期、第二期登载了小说《维娜不肯逃》，具有爱国情怀的知识女性维娜积极参与抗日救亡，其热情与家长不支持、不理解的态度发生了冲突。该小说最后提出：“维娜决计耐心地去说服父母，自然在可能的范围内，她不希望和家庭决裂……(维娜)要毅然决然地和姐妹们保卫西北，保卫中华民族，和全国的同胞们一起将敌人赶出中国去。”该刊第二期刊登文章《读了<维娜不肯逃>以后》，一针见血地指出：“逃不是办法，的确不是上策，你能逃到哪里，人家还追不到哪里吗……亲爱的姐妹们，现在的舞台上，不是斯斯文文的《五典坡》，而是轰轰烈烈的《垓下之围》了!不容迟疑，赶快向暴敌们讨回我们的河山吧!”

　　针对城市家庭妇女，《西北妇女》的编委们不止一次地以专文形式，向妇慰会家庭妇女访问队的工作者介绍与一般家庭妇女交谈、宣传抗日救亡的方式方法。第一期《关于家庭妇女访问队的一点意见》中就曾提到，面对家庭妇女宣传时，(1)注意态度和蔼、诚恳;(2)最好先从家常谈起;(3)最初的希望不要太高，不要一上来就说我们妇女也应该上前线去，容易吓到她们;(4)不但要宣传抗日救亡思想，还应该把她们组织起来，组成缝纫队、慰劳队、看护队等。

　　对于农村妇女，《西北妇女》则采用更为通俗的形式对她们进行宣传与动员。比如第六期《说凤阳》一篇，就用舞台剧的形式，描绘了沦陷区妇女遭受的侮辱与践踏，喊出了“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奴家团圆人八口，现在只剩姊妹俩!唤声同胞快团结，我们不要大逃亡，武装保国保自己，中华民族大解放”的豪言壮语。同时，和对城市家庭妇女的宣传一样，期刊的编委们，还专门通过实践经验，撰写小文，告知与西安当地农村妇女交谈时的一些注意事项。如第十五期《鸡蛋与抹布》一文，通过鲜活的事例告诫人们，在对农村妇女的宣传中，应该学会一些地方方言，并了解当地百姓言语中的禁忌，这样才能拉近距离，收到宣传效果。

　　尽管受到了敌机轰炸、电力及印刷物资供应匮乏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是通过《西北妇女》编委们的不懈努力，期刊发行量最高时达到了1500册的印数，并远销武汉等地。
 

　　停 刊

　　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深入、国共两党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陕西政局的变动，1938年7月，孙蔚如被免去陕西省政府主席一职，由蒋鼎文接任。作为蒋介石的亲信，蒋鼎文上任后便开始不遗余力地执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打压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国统区的势力。由中共起主导地位的妇慰会陕西分会，自然成为打压对象。

　　1939年5月17日，在由时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郭紫峻主持的西安市妇女大会上，国民党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对妇慰会陕西分会进行改组，一批中共党员被排挤出会。改组后，由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的夫人蔡文援接任妇慰会陕西分会会长，时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谷正鼎的夫人皮以书任副会长。同月，《西北妇女》被迫停刊，该刊自1937年11月创刊，至1939年5月停刊，陆续出版共15期。

　　虽然，《西北妇女》仅仅存在了不到两年时间，但作为当时“西北妇女唯一的精神食粮”，起到了向西北大后方的妇女介绍抗战形势、宣传抗日救亡，组织西北大后方妇女支援抗战前线物资征募，号召各阶层妇女同胞紧密团结，广泛动员城市家庭妇女与农村妇女参与抗日救亡等诸多作用。同时，作为一度曾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妇女工作舆论宣传阵地，《西北妇女》向广大国统区及沦陷区人民介绍了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与中共参与领导抗战的情况，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经得住考验、能力卓越的妇女工作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