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陇东分区的群众工作
来源：每日甘肃网 作者：栾小芳   2023-01-04 11:36:12

　　抗日战争时期，陇东分区的党政军组织和党员干部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认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积极奉行亲民爱民、勤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护，与人民群众建立了鱼水情深、骨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和干群关系。正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陇东分区成为了全国模范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部分，为抗战胜利和后来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密切党群关系，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红军教导师颁布的反对高利贷盘剥、改善民众生活的公告。(图)

　　密切党群关系，时刻保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早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前提和执政地位的基础，并以身作则，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他们在革命活动中坚持把党的革命纲领同群众利益结合起来，时时以群众利益为行动准则，处处维护群众利益，党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决心调动了陇东民众参加革命斗争的积极性。陇东华池、曲子、环县3县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正是以依靠群众为基础，在艰难曲折中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庆阳(今庆城县)、合水、镇原3县交由红军驻防，陇东3县形成了国共两党政权、军队交错并存的局面，成为党的统一战线区域。红军教导师、红十五军团、援西军等队伍和陕甘宁省委工作团进驻陇东统战区后，通过走家串户的方式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发动群众起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很快，各界抗日救国会组织纷纷成立，各县、区党的基层组织也应运而生。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动群众，打击封建势力，掀起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1937年4月，红军教导师和陕甘宁省委工作团组织群众开展了反对庆阳县城恶霸地主冯翊清的斗争。冯翊清系庆阳首富，其兄弟子侄大都在国民党各级政府任职，家族在地方上极有势力，他和子侄们长期倚仗权势，鱼肉百姓，勾结土匪，包揽诉讼，贪污赈款，百姓十分痛恨。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庇护，庆阳民众多次控告冯翊清的罪行都无果而终。红军进驻庆阳县城后，冯翊清与国民党的反动势力勾结，造谣惑众，诋毁共产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甚至扣押红军退还给群众的粮食。红军教导师和工作团在调查掌握大量证据的基础上，经过周密部署，抓捕了冯翊清父子等人，向群众揭露其罪行，并设置密告箱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此举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庆阳县城群众纷纷投送揭发材料，声讨冯家父子。最后经公开宣判，作恶多端的冯家父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反冯灭霸斗争的胜利，扩大了党在庆阳县乃至整个陇东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共产党以群众利益为重的行为，与国民党当局庇护恶霸地主的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广大群众因此更加拥护共产党，使党在陇东的群众基础更加坚实。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新改编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奉命接替红军教导师驻防陇东。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就开始对付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力量。陇东紧靠西兰公路，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在陇东日益增大的影响力耿耿于怀，处心积虑地搞破坏，企图把共产党势力驱逐出陇东。他们实行“军事上包围，政治上打压，经济上封锁”的政策，封锁交通要道，限制物资进入边区，不断动用武力骚扰三八五旅部队，指使反动武装进攻抗日民主政府，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流血事件。这其中尤以两次陇东磨擦事件和土匪赵老五制造的骇人听闻的环县事变最为严重。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严重影响了陇东群众正常的生活生产，使得群众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三八五旅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与国民党顽固派开展了针锋相对、有理有节的斗争。广大陇东群众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配合三八五旅的反磨擦斗争，充分显示了对党的衷心信任、支持和拥护。第二次陇东磨擦事件中，庆阳县群众捣毁了国民党第三、第四区署，拘押了两区的联保主任、保甲长，将国民党政权“礼送出境”。1940年2月间，三八五旅所属警二团和庆环分区独立第五营进剿赵老五时，庆环分区组织了2000余名群众组成担架队、镢头队帮着部队消灭了赵老五。

　　陇东磨擦事件后，陇东统战区复杂的国共两党政权、军队交错并存的局面宣告结束。1940年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在庆阳、合水、镇原3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陇东的抗日民主政权得以稳固和加强。5月1日，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庆阳县城正式成立。它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派出机构，管辖庆阳、合水、镇原3个新成立的县级抗日民主政府。8月，庆环分区并入陇东分区，陇东专员公署的管辖范围扩大到华池、环县、曲子3县。陇东专员公署认真贯彻边区政府三三制政权建设原则、精兵简政政策、五一施政纲领等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充分调动了各阶级、阶层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密切了陇东地区各党派、各界人士之间的合作和团结，保障了广大陇东群众的最根本利益，为党执政赢得了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社会各阶层群众的衷心信任、支持和拥护下，陇东分区的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事业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较快发展。

　　军民鱼水情深，共铸铜墙铁壁

△红军教导师政委袁国平在庆阳留影。(图)

　　军民间形成鱼水般亲密团结的关系是人民军队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障。三八五旅驻防陇东期间，全体指战员自觉遵守群众纪律，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尽量做到不扰民。1937年10月，旅直部队刚进驻庆阳县城时，没有地方住宿，不得不暂住在群众家里。从当年冬开始，年过半百的王维舟旅长与副旅长耿飚带领旅直部队的干部、战士在庆阳县城的田家城、麻家湾一带沿着古城墙、山崖开挖窑洞。历经半年时间，共挖窑洞119孔，解决了旅直部队的住宿问题。

　　1938年春，三八五旅开始在艰苦训练和反磨擦斗争间隙，发动指战员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旅部、七七〇团和警二团在环县、曲子、华池、庆阳、驿马关等地开设了许多盐店。盐店的开设既解决了部队和驻地群众的吃盐问题，其盈利又可在咸阳、西安等地换回部队的必需品。1939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停发了三八五旅的经费，并加紧了经济封锁，严禁棉花、布匹、药品、火柴以及所有日用品进入边区。三八五旅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生产粮食、蔬菜，办工厂，发展养殖业，仅旅部直属机关在庆阳县城周围先后办起23处厂(店)，安置无业贫困难民1000多人，既帮助部队解决了供给困难问题，又方便了驻地群众的生活。大生产运动中，旅首长以身作则，王维舟带领12名机关干部组成了王维舟生产小组，还遍访老农，学习种棉经验，开了陇东地区种植棉花的先河，向军队和当地群众大面积推广种植，解决了军民穿衣急需的原料问题。1941年，三八五旅的粮食、医药、炸药、子弹及生活必需品基本做到自给自足。1942年秋，七七〇团奉命开赴华池县大凤川开荒屯田，至1944年全团开荒3.4万亩，生产粮食数千石，不但改变了部队的生活条件，还把多余的粮食送到延安，送到抗日前线。三八五旅大生产运动，有力地支援了边区建设和抗日前线，促进了陇东经济、社会发展，大大减轻了陇东分区群众的负担，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

　　抗战时期，陇东群众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参军参战，踊跃支援前线，为巩固根据地自发地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留守兵团也积极开展拥政爱民活动。1942年底，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在1943年春节期间，留守兵团各部队和边区政府同时开展拥军拥政运动月活动。陇东军民热烈响应，迅速掀起了双拥活动热潮。在陇东分区，双拥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思想教育、爱护公共财物、减轻人民负担、帮助人民劳作、提高人民文化生活、向人民宣传、帮助政府工作、执行政府法令、培养拥政爱民典型、爱护军队、帮助军队解决困难、保证军队给养、优待军属、安置退伍军人及抚恤等方面。双拥活动的形式也灵活多样：在政府方面，有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座谈访问、纪律检查、军民联防、筹办学校;在经济方面，有助民劳作、捐资救灾、安置灾民、劳武结合、拥军义卖、免费为群众治病;在交往方面，有相互走访、相互慰问、互赠锦旗、劳军优属等等。除了上述经常性的活动形式外，军民双方每年还开展一次双拥月活动。据统计，三八五旅留守陇东期间，旅部直属机关及各团先后帮助群众收割麦秋达4.8万多人次，锄草达3万多人次;义务为群众治疗4000余人;自运粮、炭，给群众节省人工、畜力各10万多个。战士们还经常给群众挑水、扫院、打围墙、修房子。三八五旅警五团五连一排排长徐怀义，带领全排积极为驻地群众做好事，帮助群众破除迷信，发展生产，将合水县吉岘乡丑家川村10名有名的“二流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并克服困难，为丑家川村创办了1所小学，解决了孩子没有地方上学的问题。经过徐怀义及全排同志的努力，丑家川村的面貌焕然一新。1944年，徐怀义被推选为三八五旅拥政爱民模范，在延安受到表彰。三八五旅将1945年的拥政爱民运动月命名为“徐怀义运动月”，号召全体指战员向徐怀义学习。双拥活动的开展促进了军民大团结，陇东军民关系空前密切，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陇东各级党组织和民主政府的领导和组织下，陇东群众在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的同时，还积极开展拥军支前工作，为抗战支前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抗战极为困难的时期，陇东群众积极开展生产运动，踊跃支援抗日前线，倾其所有捐赠物品，慰问八路军前线抗日将士。仅在1943年的前9个月，陇东分区各县共捐现金50.4万元，猪肉755公斤，羊68只，鸡838只，蔬菜2.3万公斤，以及黄酒、毛巾等物品。为保障前线抗日将士的粮草及物资供给，陇东群众争交救国公粮公草，帮助部队运输给养，积极参加战勤服务。1941年至1946年，陇东分区共交救国公粮21.4万石，年均为3.6万石。1939年，环县出动牲口500头为八路军部队运送被服。1943年至1945年，华池县共组织出动人工19.4万个，畜力5.8万个，运输粮食1.2万石，饲料29.6万公斤，有力保障了抗战前线对军需物资的需求。

　　构建和谐干群关系建设民主模范边区

△红军教导师和陕甘宁省委工作团为“反冯灭霸”斗争而创办的《庆阳人民》报。(图)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构建和谐干群关系，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推进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陇东分区党政军干部亲民爱民，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有着“只见公仆不见官”的良好传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充分信任和大力支持，从而将陇东分区建成了全国最文明、最进步的模范抗日根据地之一，使陇东成为陕甘宁边区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模范区。

　　1937年9月，马文瑞先后担任中共庆环分区党委书记和陇东地委书记等职，工作中他经常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基层干部谈心拉家常，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广大干部群众称他为“土书记”“老百姓的贴心人”。陇东分区大生产运动开展后，马文瑞在百忙之中，亲自上山劳动，带头开荒种地。在他的带动下，陇东的大生产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形成了“以农业为主体，手工业和商业贸易全面发展”的经济发展格局。陇东由此成为了陕甘宁边区主要的后勤保障基地，有“粮仓”之誉，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赞扬。为改善陇东文化教育落后状况，在财政极其困难情况下，马文瑞下决心创办一所高级中学。经过多方努力，1940年9月18日，陇东中学正式开学，他兼任校长，毛泽东亲自题写了校名。陇东中学在马文瑞担任校长的七年半时间里，不仅满足了陇东分区人才需求，还向边区各条战线输送大批优秀人才。1941年，为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政府决定执行以军队为主、盐民为辅的方式，发动群众运盐。马文瑞经过实地踏勘调查，组织人力在陇东修了两条运盐大道，开始组织各县运盐。运盐工作开始以后，马文瑞亲自前往定边，和运盐队员们生活战斗了两个多月。运盐工作极其辛苦，每次运盐队伍返回马文瑞总要亲自去迎接。有一次，马文瑞迎接人数最多的华池县运盐队凯旋归来，当他与运盐队员们一一握手后，却没有看到兼任队长的华池县长李培福，就问：“李培福在哪里?”殊不知李培福就一直站在他身边，原来李培福经过两个多月的奔波，外貌已与常年运盐的盐民没有两样，不仔细看根本认不出来。马文瑞激动地握住他的手说：“老李呀，你吃苦了，吃苦了!你真把华池的千军万马调动起来了。”那一年，陇东地区用很短的时间完成了6万多驮、900多万斤的运盐任务，出色地完成了边区政府下达的任务，为边区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在与群众打交道过程中很注意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彰显共产党人亲民爱民的作风，借此宣传党的政策。工作之余，他常常走村串户，到农民中间去，一边拾粪一边与群众谈天说地，掌握群众思想动态，解除群众疾苦，深受陇东群众的爱戴。1943年3月，马锡五兼任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他承担的工作更重了，事情更多了。但他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并没有丢，他在办案中注重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华池县姑娘封芝琴因为不满包办婚姻，又不服华池县法庭的判决，徒步来到几十里之外的庆阳，找到马锡五申诉。马锡五非常重视，翌日就来到华池，走访群众，了解事由，并亲自询问封芝琴的意见和要求。掌握基本情况后，马锡五会同华池县政府在县政府所在地悦乐街召开了群众大会进行公开审理。在公审大会上，马锡五听取了有关当事人的陈述和请求，还征求了到场群众的意见，纠正了华池县司法处的错误判决，做出了令所有人心服口服的判决。这就是著名的“封芝琴抗婚案”，马锡五审判方式也从此广为人知。马锡五正是依靠着自己对群众的熟悉和了解，在近现代中国司法建设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是亲民爱民的典范。在驻防陇东的八年时间里，王维舟时刻要求指战员公买公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拥政爱民，做到军民一家，他本人更是率先垂范，敬爱民众如同父母兄弟，时刻将普通民众的疾苦放在心上。一位患甲状腺肿大的老太太找他看病，他积极想办法，专门从延安请来大夫为老太太做了手术。看到民兵史华的妻子带着孩子挖白板土充饥，他立即送给他们母子钱粮和衣服，因此陇东群众誉他为“王善人”。1946年当王维舟离开庆阳县城时，居民家家户户门前摆桌设茶水、黄酒、糕点、水果、香烟等物品隆重欢送。全城仅有200来户居民，3里长的街道，王维舟出城用了6个多小时。前清廪生张祥麟即时赋诗赠王维舟：“镇守庆阳已九春，训兵有法爱平民;万方多事频遭劫，四野欢腾欣得人;敬老尊贤不挟贵，奉公洁己又怜贫。骊歌载唱行旌动，无计挽留只颂仁。”

　　大生产运动开展后，陇东分区华池县长李培福以身作则，规定从县长到一般办事员每人一把镢头，农忙季节上午劳动，下午办公，要求县以上干部每人每年生产粮食2石，区干部1石，乡干部6斗。1940年至1942年，全县机关干部收入细粮296.6石，做到了机关经费和伙食全部自给。1939年到1940年全县区开荒增加耕地12.26万亩，实现了“耕三余一”至“耕一余一”。1938年交公粮720石，1941年3963石，1942年5900石，交纳的公粮逐年增加。同时，在实现“耕三余一”至“耕二余一”的前提下，办起了许多自给性的工业和手工业。1941年边区政府下达华池县政府征兵300名，征粮任务1000石，李培福为了尽快完成任务，连夜从延安出发，6天的路程只用了两天半赶回县上，紧急动员，仅用7天时间就完成了这两项任务。当年华池县被评为全边区征粮乙等模范县。由于他对工作认真，所以那些年华池县的各项工作如举办工商业、发展文化教育、扫除文盲、大搞卫生以及生产建设等样样赶在前面，所以，他被誉为模范县长。

　　1943年1月，中共西北中央局召开高干会议，对大生产运动中作出重要贡献的陕甘宁边区党政军领导人给予奖励。毛泽东主席欣然为王震将军等22位党政军领导人的奖状上题词，勉励他们时刻把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给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的题词是“密切联系群众”，给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的题词是“一刻也不离开群众”，给陇东驻军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的题词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给华池县县长李培福的题词是“面向群众”。毛泽东给陇东几位领导人题词的内容集中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问题上，是对陇东党政军领导人模范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的充分肯定和褒扬。(市委党史办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