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至抗战时期的二十多年间,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黑暗统治,甘肃工业仍处于以旧式手工业为主体的落后格局。这一时期,全省主要手工业有毛棉麻纺织、粗瓷烧制、硝制裘衣、烧酒酿造、土法炼铁、手工造纸、人力采煤以及印刷、火柴、榨油、烟草、肥皂等。由于资金匮乏、人才奇缺、技术落后、交通闭塞、产品销路不畅,地方工业发展极为缓慢,致使全省商品输出基本上是原材料和半成品,每年贸易入超约3000万元以上。
抗战爆发后,东南半壁河山沦陷,沿海民族工业纷纷内迁西南和西北。甘肃作为开发西北的战略大后方和西北枢纽的重要地位,迎来了开发地方工业的难得机遇。随着东部工业区资本、技术、人才和机器设备的纷至沓来,兴起了大办厂矿的热潮,使甘肃近现代工业迅速崛起。主要通过国民政府的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军政部、交通部、卫生署、中国银行等,以独资或与甘肃合资经营等方式相继兴办、合办和改扩建了甘肃矿业公司、甘肃煤矿局、甘肃机器厂、甘肃化工材料厂、中央电工器材厂兰州电池支厂、兰州电厂、兰州织呢厂、兰州制药厂、兰州面粉厂等大批官办工矿企业。初步形成门类较多,规模较大,分布较广,近现代生产水平较高的工业体系雏形。
抗战时期的甘肃工业有四个显著特点:一是产业分布改变了过去集中于省城的畸形发展的做法,以兰州为重心,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和延伸。据统计,1938年前,兰州仅拥有机械、纺织、制革、面粉、制药、玻璃、化学、火柴、纸烟等机制工业27家,工人不过数百人,总资本约二三百万元;1942年增加至121家1526人1476万元;1944年6月达到236家3383人1亿余元,分别比战前增长数倍至数十倍。兰州周边的工业分布也从无到有,由东到西,得到一定开发和发展。陆续在玉门建成我国第一个大型油矿和炼油厂,在天水建成甘肃第一座水电站,以及窑街的永登煤矿局和甘肃水泥公司,华亭安口镇的甘肃光华瓷厂和华亭电瓷厂,徽县的甘肃酒精厂和酒精动力厂,静宁罐子峡煤矿和武威电厂等。二是就产业性质而言,以前内地上层人士悲观地认为“甘肃的矿产蕴量殊为有限”,只注重开发轻工业。抗战中经过考察勘探,认为甘肃的煤、铁、石油等矿藏“已甚为可观”,从而大力投资开矿办厂,遂使全省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占有一定比重。三是资金来源以国家重点投入占绝对优势,地方筹资和私人集资合股的民间财力占小部分。一般说来,官办企业动辄数十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而私营或合资经营的工厂,最多不过300万元,最低仅数千元。通过官办和民营等多种渠道融资办厂,较好地收到了分工合作,大小兼顾,齐头并进的实效。四是国营企业大多仍以旧式小型手工业生产为主,在资金、人才和效益上处于劣势,常受到各种压抑和摧残,难以与实力雄厚的官办企业相抗衡。好在全省各市县皆有自己的土特产品,具有布点广,投资少,成本低,见效快等特点,加之战时交通不畅,外国货屡屡阻隔,地方产品补缺应急,生存空间较大,仍能在官办企业的夹缝中有所发展。例如,全省仅工业生产合作社就达258家,社员8758人,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又如,1944年6月兰州共有官办和民营大小毛纺厂62家,总资本783万元,工人1320人,其中除军政部兰州织呢厂、雍兴公司兰州毛纺厂、中国工业合作协 作纺织试验所、花纱布管制局兰州实验工厂等7家官办企业(总资产361万元,工人617人)之外,民营手工业和工业生产合作社几乎占总数的一半左右。
抗战期间,甘肃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和教育文化等事业的进步,对全省工业的崛起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交通方面,全省陆续兴修、续修和整修了甘新、甘青、甘川、西兰、华(家岭)双(石铺)、平(凉)宁(夏)六大公路干线和许多市县的重要支线,使公路总长达4400多公里。1945年竣工通车的全长154公里的宝(鸡)天(水)铁路,结束了甘肃境内没有铁路的历史。教育方面,“七·七事变”后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和北洋工学院辗转经陕迁兰,组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在华亭安口镇创办瓷器职业学校,国际友人艾黎在山丹开办培黎工艺学校,各市县联办和增设的大批中小学校,较好地推动了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此外,国立甘肃科学教育馆和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也是甘肃科学文化事业中的一件大事。
抗战时期甘肃工业发展对全省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表现在:首先,以新兴的机器生产开始取代古老繁重的手工劳动,从而动摇了旧的自然经济的根基。其次,较为先进的生产模式刺激和促使传统的手工业经营陈规向近现代产业方向转变。再次,促进了省内一些城镇开化风气、转变观念,由消费型开始向生产型工商业城市发展。最后,甘肃近现代工业体系的确立,标志着已有一定数量的产业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其特有的组织纪律性和革命斗争性,在国统区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成为中坚力量。
抗战时期甘肃工业虽有一定的开发发展,但在全国工业布局中仍显得弱小。据经济部工厂登记,较大规模的“后方民营工厂共约1300余单位,其中西北不及10%,甘肃则只3%耳”,从中可见一斑。制约民国甘肃工业发展的主因,除了政治腐败,苛捐杂税,机制僵化等因素外,从经济方面来看,原有基础太差,投资不足,作为近现代工业重中之重的冶金业,仍停留在陇南年产手工炼铁700多吨的水平上。交通运输滞后,在西南半年办一个工厂,在甘肃得用一至两年;人员素质低下,技术水平偏低,也是重要根源。特别是战时物价飞涨,造成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奸商囤积投机,使许多民营企业接连亏损,被迫停工。兰州原有的60多家毛纺厂,到1943年以后,因通货膨胀而勉强维持开业的只剩35 家,即是一个佐证。
综观全局,由于国民党没有把开发西部经济当做长远的战略目标, 而只是作为战时后方支前的权宜之计,因此,当抗战胜利后,不少在甘工矿企业纷纷甩卖产品,竞相降价,撤资走人,造成社会动荡。加之不久后国民党又悍然发动内战,全省繁荣一时的经济,此后又转人不景气的低潮。
选自甘肃省档案馆编《晚清以来甘肃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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