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就觊觎西北地区。日军占领东北后,就把控制东起察(哈尔)绥(远)、西至宁(夏)甘(肃)新(疆),封锁中国西北边疆,隔绝中苏联系,保证其主力南下的后方安全作为主要战略目标。1935年,日军制定了向内蒙古、宁夏、甘肃扩张的《对内蒙施策要领》的秘密计划。
全国抗战前期,西北地区存在着日本侵略者、国民党中央势力、地方军事实力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4种势力,侵略与反侵略、革命与反革命交织在一起。作为宁夏地方统治者,马鸿逵在这种紧要时刻,站在地方军阀的利益角度上,奉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同时对日本侵略者采取“尽量容忍,避免发生事端引起纠纷”的态度。
其后,随着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基地,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指挥中心和总后方,也促进西北地区抗日形势的高涨。
基于长期以来与中央统治集团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宁马”当局紧随着全国政局的变化,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地方统治方针政策。在全国抗战的大背景下,“宁马”当局追随蒋介石集团执行抗战路线,但作为地方旧军阀,他们始终把“军事割据、地盘围护”作为第一要务和重要资本。不过,“宁马”当局从民族特点与情感出发,是有爱国之心的,他们并不愿投降日本侵略者。尽管日本侵略者利用末代皇帝溥仪“执政”伪“满洲国”和清室曾对“马家军”的恩泽信赖,利用“宁马”几代雄踞西北的根基和野心,及其在西北地方与其他军阀之间、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来拉拢“宁马”当局及西北回族宗教上层人士,以欺骗西北回族人民,妄图肢解西北,建立伪“回回国”。在民族大义面前,“宁马”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断然拒绝坂垣征四郎的拉拢策反,使日本人的企图未能得逞。
其实,早在1936年7月5日,彭德怀就专门对日本侵略者的企图及国共联合抗日事宜再次致信马鸿宾,意味深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摆明中共的态度与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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