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新疆400万各族人民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支配下,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洪流中,担负起了支援全国抗战的重大使命,以实际行动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开辟的兰—新—苏公路交通线、经过新疆的空中航线、从列城到叶城的驼运线,保证了国际援华抗战物资的源源运入。截止1940年5月,新疆各族人民共捐款大洋322万余元。接纳了自吉林、黑龙江两省辗转来新疆的抗日义勇军24000多人,还安置了1万余名无家可归、流浪到新疆的内地难民。新疆各族人民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意识在抗战时期得到了空前升华。
关键词：抗日战争;新疆;兰—新—苏公路交通线;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百年的屈辱史,至抗日战争才发生一个重要转折。这场战争是近代以来以中国全面胜利、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而告终的惟一一场战争,也是中华民族对外战争中惟一的一场全民抗战。在这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抗战中,各民族、各阶层、各政党、各团体、各教派都在抗日救亡的神圣目标下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共赴国难,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亡国灭种的危机关头,新疆400万各族儿女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救亡图存的民族抗战当中,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而英勇奋斗,谱写了一曲抗敌救国的不朽壮歌,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抗战时期新疆特殊的战略地位
新疆虽地处祖国西北边疆,远离烽火硝烟的抗日前线,未直接与日寇浴血拼搏,但新疆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点不比内地各省逊色。
新疆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与苏联有着漫长的边界线,是日本早已窥伺、垂涎的地区。自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以来,日本的间谍、情报人员便以游历、考察为名,接二连三地窜入新疆,刺探、收集情报,为日本未来的军事目标服务。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进一步加紧了对新疆的觊觎与渗透,妄图将新疆变为反对苏维埃红色政权的有力跳板,秘密发展在新疆的间谍情报网。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部中主张侵苏的“北进政策”屡次被提上议事日程,1932年8月日本参谋本部还制定了次年对苏作战计划,以后日陆军每年都制定进攻苏联的作战计划。“张鼓峰事件”与入侵诺门坎,即是日军蠢蠢欲动、急于北上进军苏联的证据。为了扩大对华侵略和配合“北进作战计划”实施,利用新疆打击苏联“脆弱的中亚腹地”,日本加紧了对新疆的侵略活动。日本除指令间谍大量搜集苏联的各种情报外,还积极在新疆寻找代理人,制造分裂活动以便趁火打劫。这时反动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便成为其利用工具,日本对新疆不断地通过派进来、拉出去的办法,收买泛土耳其主义分子,利用民族败类,挑拨民族关系,煽动新疆脱离祖国。1933年11月12日在喀什出笼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即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据该政权的主要策划者、“总理”、喀什宗教人物沙比提大毛拉事后在迪化狱中写的“自白书”供称:“‘独立国’是依靠当时的战乱环境,地方豪强、巴依们的野心与外国侵略势力的怂恿支持而成立的。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英国和日本身上。”据包尔汗回忆,“这一期间,日本驻土耳其安卡拉、埃及亚历山大的外交官员经常与大土耳其主义分子接触,搜集有关新疆的情报,策动对新疆的阴谋……东京出版的鞑靼文《新日本通讯》大量刊载新疆人民背叛祖国的通讯和文章,日本还招纳苏联中亚逃民,成立组织,并把土耳其末代皇帝弟弟阿不都·穆哈伊提阿比搜罗到手,准备把他扶植为新疆未来的大土耳其斯坦傀儡国王”。日本企图在新疆重演伪满洲国的丑剧。
“七·七事变”后,我国华北、华中、华南的重要城镇和港口相继沦陷,海上运输线完全被日寇封锁。这样,位于中国大西南的滇缅交通线和位于中国大西北的兰(州)—新(疆)—苏(联)交通线便成了中国接受国际援华物资的主要通道。自1940年下半年日寇封锁了滇缅公路后,兰—新—苏交通线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它在抗战期间作为中苏两大邻国相互支援、彼此往来的“桥梁”和“纽带”,保证了国际援华抗战物资的源源运入和莫斯科—延安之间人员的来往,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起到了无法取代的特殊作用。
兰—新—苏国际交通陆路线主干道是公路,铁路的修建也曾被中苏两国政府密谈过,但终未能启动。公路的走向是从苏联的萨雷奥泽克—霍尔果斯—迪化—兰州。从中苏边境至河西走廊西端的星星峡约2000千米,路况条件很差,为此,新疆各族人民在政府组织下,对各主干道、支道进行彻底修护。1935年开始兴建的由迪化到伊犁的公路干线总长720千米,大小桥梁1500余座,耗资150万美金,仅20个月就全线峻工。挖土方645.7万立方米,共用323万人工,并建有91处公路站。1937年7月以后,将北疆的迪化—伊宁公路从伊宁西延至霍尔果斯,与苏联公路连接;又将迪化—哈密公路从哈密向东伸展至星星峡,与西北公路连接。从而建成了从霍尔果斯经迪化至星星峡、兰州的国际通道。
当时经过与苏联接壤的新疆省的通道是最安全、最经济的运输通道,苏联援助的大量军用物质在“中央运输委员会新疆分会”的协调下通过此通道转运到了抗战前线,大大增强了中国的抗战实力。孙科后来曾说:“外援方面,自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直到1941年苏德战争以前,整整四年间,我们作战所需物资,大部分独赖苏联的援助。”据统计,抗战时期约有6000吨各种物资从苏联通过新疆到达抗日前线,包括各种飞机、坦克、大炮、机关枪、弹药、汽车、军械、汽油、器材、药品等。有飞机985架(其中中型和重型轰炸机318架)、坦克82辆、大炮1317门、汽车1526辆、牵引车24辆、轻重机关枪9720挺、步枪5万支、步枪子弹16700多万发、机枪子弹1700多万发、炸弹31111颗、炮弹187万多发、飞机发动机221台以及飞机全套备用零件、汽油等军火物资。
中国政府为偿还苏联借款,回运物资数量也很大,据统计,1938年～1941年间中国政府(不包括新疆)对苏出口商品有:钨14664吨、锡7385吨、汞150吨、锑4075吨、锌593吨、桐油7668吨、羊毛10500吨、生丝120吨、鬃毛316吨、茶叶29793吨、生皮2132千张,总计75264吨(除皮张外)。回运物资也是通过新疆国际交通线运输的。
经过新疆的空中航线,也是抗战时期中苏之间最重要的航线。1938年苏联决定在哈密机场装配援华飞机,将拆散的飞机用大卡车运到哈密装配,经检验并试飞合格后,再由苏联飞行员驾机飞往内地。为建设哈密机场,苏联方面派来阿列克谢也夫将军,负责兼办飞机组装和手续交接事宜。中国方面由空军司令毛邦初将军负责。不到一年,汽油库、弹药库、配件库房、轻型轰炸机停机棚6座,战斗机停机棚12间及修理厂房先后落成。与此同时还修建了宿舍、办公室及其他生活设施。到1939年初,哈密机场成了一个设备较完善的空军基地。在哈密航空站的建设中,哈密的机关职员、农民、城市居民、学生等约四五万人次,自带工具、口粮、饮料,参加了机场路道的修建,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即建成了一个宽80米、长1000米的简易跑道,还建成了一个能停放20多架飞机的停机坪。
1939年建成了从阿拉木图至哈密的航空线。该年9月9日,中国交通部与苏联中央民用航空总管理局签订了哈密至阿拉木图定期飞航合约及附约,决定组建中苏航空公司,负责中苏之间的国际航运任务。阿拉木图至哈密航线开通后,从重庆到莫斯科只需5天,全程实行联航,从而大大密切了两国关系,加强了新疆国际交通线的运输力量。抗战初期大批的援华歼击机、轰炸机由苏联飞行员驾机,直接编队,自苏联中亚阿拉木图飞经新疆伊宁、乌苏、迪化、奇台、哈密,加油后飞经甘肃省的酒泉、张掖、武威,抵达兰州、西安、重庆、武汉等地,加入抗战。
当时中国不仅需要苏联的武器,而且还需要懂得军事技术的人员支援,为此,中苏之间达成协议,苏联同意派军事顾问、空军和少数坦克志愿军支援中国抗日。根据中苏协议,在新疆伊犁的艾林巴克成立了空军教导队。艾林巴克空军教导队在苏联教官的指导下,一批批歼击机、轰炸机学员和航空机技术人员在这里学成后奔赴抗日前线。为适应我国抗战需要,1938年间在迪化头屯河修建了一个飞机修配厂,俗称头屯河铁工厂,当时对外称第四号建筑,这个工程是中央政府投资200万美元,由新疆督办公署工程处负责承建的,飞机修配人员由苏联派遣,这个厂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苏联援华飞机组装和修理前线负伤的飞机。
抗战期间,苏联军事人员2000多人,其中包括总顾问蔡尔潘诺夫、福尔根、崔可夫和在武汉保卫战中献身中国的重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等,都是乘中国购买的苏联军用飞机经过新疆航空国际交通线飞往抗日前线的。
滇缅公路被封锁后,英国、美国的援华物资也有从新疆运到内地的。1942年,英国也经过苏联中亚地区,运入援华物资,这批物资经过新疆运往内地。
1944年为转运美援物资,又开辟了从印度卡拉奇港口到列城,翻越奴勃拉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至新疆叶城的通道。这条通道,全长2959千米。从卡拉奇港口到列城有2200多千米,有铁路、公路和驮道相通。但从列城至叶城的六七百千米道路异常艰难,基本上靠“白骨引路”进行驮运,由中方组织人力,用驮马解决转运。中国交通工程技术人员陆振轩、刘宗唐、欧翔墀、白生良、张鹏程、杨文炳等为开辟这条驮运线身临其境,实地勘察。交通部成立西北驿运管理处,在新疆成立分处。新疆方面予以积极配合,物色了祖孙三代都从事驮工、在少数民族中人缘较好且很有威信的叶城人木沙任驮队总领队;在喀什、和田、克孜勒苏3个地区筹集了1000余匹骆驼、马匹;招募了180多名经验丰富的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和塔吉克族驮工,备足了往返途中人、畜生活必备的粮草。驮队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艰难跋涉到达了列城,沿路把返回时需要食用的馕、羊肉干等食物埋在石头之下,并做好标记。当他们到达列城时,大批军用抗战物资已从卡拉奇运抵这里等候,有军用卡车轮胎、汽车配件和英国空军制服呢料等。1944年10月15日,一切准备就绪后,陆振轩、张鹏程、刘宗唐与新疆首趟运送抗战物资的驮队开始正式出发,踏上了崎岖的返国路途。用了55天时间,在付出了人、马损失10%的残酷代价后,终于将这批抗战物资安全运达新疆叶城。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先后共运进了4444套汽车轮胎、782包布匹、588件经济布装油袋、63捆电讯总局呢料以及众多的汽车零部件和医疗器材等抗战紧缺物资。这些物质,从叶城经喀什、巴楚、阿克苏、库车、焉耆、迪化、吐鲁番、哈密,再从星星峡进入抗战前线。
对当时的延安而言,从新疆通往苏联是一条红色国际交通线。共产国际、中共人员以及其他国际要人均利用这条国际通道过往,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接待联络。据当时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任过职的伍修权回忆,1938年2月至1941年5月在兰州接待的来去苏联和我国新疆的过往人员中有周恩来、邓颖超、王稼祥、任弼时、蔡畅、邓发、陈郁、肖三、刘亚楼、李天佑、杨至成、谭家述、孔原、冯铉、常乾坤、王弼、朱德海、陈昌浩、王范五、博古的妻子刘群先和江泽民(吴德铭)夫妇等。经过新疆到苏联的还有林彪、音乐家冼星海、电影艺术家袁牧之、戏剧家孙维世、原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还有越共主席胡志明、日共主席冈野进(野坂参三)。苏共支援中共的军用物资、马列主义书籍,新疆各族人民支援延安八路军的物资,也全是经过新疆运送或从新疆启运的。新疆人民和爱国人士曾经支援了3万件老羊皮大衣给边区和八路军,用骆驼队长途运送到兰州,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设法先后雇了一百多辆板车,才将这批皮衣转运到延安。
二、民族魂,在国难中得到了升华
新疆虽然远离充满硝烟的战场,但却担负起了支援全国抗战的重大使命,成为抗战的大后方。新疆的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等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当时的中心口号是:“各民族一律平等地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新疆各族人民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民族魂,在国难中得到了升华,也得到了净化。新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意识达到空前高涨。
(一)成立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宣传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抗战形势迅速对地处西北的新疆产生了影响,新疆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到救亡图存的运动中来。新疆督办盛世才亦审察形势,权衡利害,打起了亲苏、反帝的旗帜。1934年8月1日,在迪化成立了“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通过了《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章程》,并且据当年参与这项运输任务的刘宗唐回忆,招募驮工时,答应驮工往返的报酬是20坦戈(银元)。那时,一个坦戈能买80公斤麦子。返回后,驮工没有提任何要求,也没有要一分钱。因为在运输货物的途中,驮工们通过内地青年知道了抗日,知道了关内的汉族兄弟在流血,在盼望用这些物质打鬼子。驮工中第一位献出生命的是一位20岁出头的维吾尔族青年,驮队总领队木沙也献出了生命。“将新疆边防军命名为反帝军”。
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是全疆各族各界民众自发的群众性政治组织,高举“反帝、和平、建设、亲苏、清廉、各民族一律平等”六大政策旗帜,“对于离间新疆各族感情与企图破坏新疆和平而想乘机攫取为殖民地之任何帝国主义者及其一切走狗们作坚决斗争,以保持新疆永久为中国领土。本会以全力唤起并领导全疆各族各界民众一致团结起来,拥护新疆现政府建设新新疆,抵抗国际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同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939年9月16日修订后的章程中进一步明确了坚决抗日的宗旨,“号召全疆及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保持中国领土完整,特别是保持新疆永久为中国领土……以期完成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和解放的伟大神圣任务及争取实行民主权的新中国的迅速实现……并把巩固抗战后方,援助前方,争取抗战最后胜利……极力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量暴露国际法西斯之罪行,加强国际人民对法西斯的认识,以期迅速消灭法西斯的侵略,保障世界和平……加强抗战教育,提高各族人民反帝抗日的民族意识”等作为现阶段的政治任务。其会员不分男女、民族,不论年龄大小、职务高低,只要承认《章程》均可申请入会。反帝会的主要成员为教育界、军界、公务员等人士,是新疆解放前历史上规模最大、会员最多、影响最为广泛的“官办”群众性政治组织,其会员将近万人,其民族成分也由9个增加到10个。
反帝联合会成立之初,各分会创办了大量刊物,宣传抗战,其中最有名的是《反帝战线》。该刊物用汉、维两种文字出版,开设时评、特约讲座、论著、苏联研究、经济研究、学术研究、检讨与批评、通讯等专栏。王宝乾、杜重远、萨空了、茅盾、张仲实等著名爱国人士曾在该刊任编委,同时又是撰稿人。如茅盾先后写了《送一九三九年》《帝国主义战争的新形势》《日本国内矛盾》等二十多篇时事述评,张仲实写了《略论第一次和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二十二年的苏联》《美日商约问题的透视》《举世无双的苏联红军》等文章,沈志远撰写了《目前国际与国内形势》等。《反帝战线》汉文版总共出版了55期,每期印数达4000至15000份;维文版出版了2期。《反帝战线》发表了不少宣传抗日、鼓舞民心、呼吁支援抗战前线的文章,同时也有揭露汪精卫等汉奸卖国投敌罪恶行径的。时人对《反帝战线》评价很高:“它发表了争取抗战彻底胜利的主张,它用一切力量以巩固抗战后方与保障国际交通要道的运输安全,它无情地揭露了敌寇汉奸汪逆托匪等的卑鄙污浊和恶毒的阴谋,它坚决地拥护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它发挥了它自己应有的作用和尽到了它自己应尽的责任,对推动全国对日抗战的神圣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此外,反帝总会还出版了《新疆青年》《九·一八运动大会漫画册》《抗战漫画集》《抗战版画选》《抗战歌曲》等专刊。维吾尔文刊物《新声》《我们的呼声》《阿克苏通讯》《星》《萌芽》《塔克拉玛干》,哈萨克文刊物《新阿勒泰》等进步杂志也都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在少数民族中影响很大。
当时有一首《反帝军进行曲》充分表达了新疆人民抗日到底的信念。其歌词为:
反帝军,反帝军,铁的意志铁的心,高举起反帝旗,奋勇前进。
那怕他帝国主义凶如猛兽多残暴,敌不过我们的血肉长城。
以打击还打击坚强不屈,救祖国保和平在我们。
反帝军,反帝军,铁的意志铁的心,高举起反帝旗向前进!
反帝军,反帝军,铁的意志铁的心,高举起反帝旗,奋勇前进。
那怕他反动派阴谋叛乱多凶猛,逃不脱我们的弹雨枪林。
为国家为人民牺牲奋斗,保国土救疆民是我们。
反帝军,反帝军,铁的意志铁的心,高举起战斗旗向前进!
反帝军,反帝军,铁的意志铁的心,高举起反帝旗,奋勇前进。
今天要巩固着抗战后方根据地,明天要上前线消灭敌人。
一当十百当千所向无敌,新中国新世界靠我们。
反帝军,反帝军,铁的意志铁的心,高举起胜利旗向前进!
在反帝会的努力下,抗战话剧得以广泛公演,也使抗日救亡的意识深入民心。1938年5月,延安来的同志在“新兵营”驻地上演了《放下你的鞭子》《警号》等抗战话剧,引起极大反响。1939年8月,赵丹等来到迪化,11月新疆第一个专业话剧团“新疆实验话剧团”成立,新疆的话剧活动达到高潮。赵丹等人公演的大型抗战话剧《战斗》《故乡》《新新疆万岁》《突击》(丁玲编剧)、《前夜》(阳翰笙编剧)等演技精彩、动人心魄,轰动了迪化城。在赵丹等的帮助和影响下,新疆各民族的戏剧活动也日渐发展活跃起来。这期间,维吾尔族作家阿不都秀库尔·亚力昆编写的抗战话剧《上海之夜》、维吾尔族革命诗人黎特夫拉·穆特里甫创作的歌剧《战斗的姑娘》在迪化上演。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促进会纷纷成立了本民族的演出队或剧团。在赵丹的指导下,“维文会”上演了大型话剧《战斗吧,祖国》,在迪化轰动一时。维文会还将苏联电影《在边境上》改编成抗战话剧。同时,在迪化还有蒙语话剧《牛马儿媳》、哈语话剧《胭脂》等上演。在喀什、麦盖提、伊宁、木垒等地也都有用少数民族语言演出的戏剧活动。秦腔和新疆曲子也先后演出了富有时代精神的《郑成功抗日》《台儿庄》《抓汉奸》等新剧本。反帝总会于1940年11月6日举办了话剧比赛,各剧团演出了《故乡》《突击》《劳军》《血祭九·一八》《最后一计》《棋局未终》等剧目。
反帝会各基层分会基本都有自己的歌咏队。总会曾举办歌咏学习班,还经常举办歌咏比赛。1941年10月举行了第一次维吾尔族歌咏比赛,演唱了《战斗歌》《准备好啦》等歌曲。
反帝会经常利用召开群众晚会之机,为各族群众免费放映抗战电影,既活跃了全疆群众的文化生活,又解决了贫苦人民因无钱而看不到电影这一“奇景”的困难。反帝会放映的电影有《抗战三辑》《保卫大广东》《大战台儿庄》《卢沟桥风云》《渔光曲》《十字街头》《壮志凌云》等,这些影片引起人们强烈的反响,激发起新疆各族人民的爱国之心,对动员新疆各族人民支援抗日前线起了一定作用。
反帝会还曾发动了“节约运动”,雷厉风行,成效显著。不仅节省了大量行政开支,而且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缓和了市场物资供给紧张局面,为建设新疆,巩固抗日后力,支接前线起到增加资金和人力的作用。
为了鼓舞前线抗战勇士的斗志,反帝会还发起慰劳信运动,数月内就集得10万封用各种文字写的慰劳信。这些满载着边疆各族儿女真诚慰问的信件,成了战壕里鼓舞战士们的精神食粮。
(二)用募捐行动援助抗日
大力进行抗日募捐,积极支援抗日前线,是新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项主要内容。“在七七抗战之前,新疆就是主张对日抗战最力的省份之一”。
新疆各族民众在“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新疆民众抗日救国后援会”等抗日救国群众团体的组织下,秉承“抗战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的胜利”的原则,“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粮出粮”,开展了广泛、深入、持久的群众性募捐活动,其募捐的规模和募集款物的数量都走在全国最前端。这种抗日募捐活动从1936年12月开始,直至1944年1月才截止,先后开展了募集寒衣、文化劳军、鞋袜劳军、民众防毒捐款、献机(军用飞机)捐款等运动,在募捐活动中出现了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面,表达了新疆各族民众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保卫祖国,誓夺抗战全面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早在“七七事变”之前,新疆各界民众的抗日募捐活动就开始了。1936年11月,日军攻占察哈尔省的张北以后,发动大举进攻绥远的战争,受到了绥远军民的英勇抵抗。绥远军民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打了几个胜仗,收复了百灵庙。这—局部抗战,振奋人心,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消息于12月初传入新疆,即刻掀起了新疆的第一次抗日募捐运动。新疆自治区档案馆收藏的1936年12月至次年3月间反映新疆民众抗日募捐的档案就有6份,分别为《伊犁区成立援助绥远抗日募捐委员会事致省政府等的电》(1936年12月16日)、《省政府为伊犁区成立援助绥远抗日募捐委员会事给督办公署的代电》(1936年12月19日)、《教育厅为该厅职员自愿捐出二日薪水慰劳绥远抗日将士事致省政府的呈及省政府的指令》(1936年12月30日)、《新疆日报社为该社公务员自愿捐出二日薪水慰劳绥远抗日将士事致省政府的呈及省政府的指令》(1937年2月26日)、《阿克苏区为报区属八县为绥远抗日将士募捐银两事给督办公署等的代电》(1937年3月26日)、《省政府就阿克苏所属八县为绥远抗日将士募捐银两事给督办公署等的代电》(1937年3月30日)。其中,据《新疆日报社造赉职社公务员捐助绥远抗日将士慰劳捐款银两数目表》,社内共有汉、维、哈等各族公务员58人,都有捐款,上自副社长傅希若、满素尔各5000两,下至主任4400两,会计4250两,编辑3650两,助理编辑3550两,股长3250两,股员3150两,共捐款205700两。
“七·七事变”后,新疆民众的抗日募捐更是争先恐后。反帝会、妇女协会以及成立于1937年9月的新疆抗日救国后援会,面向全疆各族人民,动员为抗日前线而募捐,捐款、捐物、捐寒衣、献金等,短期内就募集新疆币200多万两。自1938年始,反帝会把募集抗日捐献作为经常性的活动。仅1938年9月前的13个月内,反帝会捐得新疆币近30亿两,用其中部分款项购买战斗机10架,命名为“新疆号”,于翌年8月送往抗日前线。当月22日,《新中华报》作了题为“新疆同胞献机十架”的报道,文中写道:“(成都二十日电)新疆省十四族四百万同胞忧愁国难严重,自动踊跃输捐,购机十架呈献国家。二十日上午九时,在某地举行献机命名典礼,张元夫代表献机,到会数千人。仪式庄严热烈,空前未有。”
1938年10月,天已入寒,全疆民众怀念前方将士单衣露宿于战场之上,遂发起募集寒衣运动。在募集10万件寒衣过程中,新疆各族女同胞表现出了杰出的爱国热情,令人称道。继募寒衣运动之后,又有献金台与防毒募捐运动。其中的防毒募捐运动是为了抵抗日寇施用惨无人道的毒气战,减少我前线将士的牺牲。
在各种募捐活动中,出现过许多非常感人的事迹。新疆驻斜米领馆馆员及侨民80名为慰劳前线抗日将士,自愿捐出16657卢布。新疆留苏学生积极响应反帝总会购机抗日之号召,各捐出一个月的津贴,共计9300卢布。库尔勒县维吾尔族妇女然比汗倾心襄助抗日,捐票银75万两,又捐助学校补修费25万两,共100万两。迪化女子中学的女学生用演剧进行募捐,共募得省票银68800两,解往前线。托克逊县维、哈、汉等各族妇女捐助银383.38万两。温宿县一位维吾尔族农民沙海阿洪捐献出了其父遗留下的朝觐的路费,“以助前方多买几种枪弹,多杀几个敌人,好给我们中国报仇”。民众沙致祥不仅捐助省票100万两,还捐助了妻子重约2钱1分的手镯两枚,以表抗日之诚。和田县一维吾尔族贫民艾沙欲为前方将士捐助银两或物品,但因家贫无力,不能达到目的,愿将18岁之子于素甫捐送前线,“以力抗战日寇,牺牲国家,以顺其愿。倘其子不忠实抗战,打倒日寇,即系不孝,如无该子,宁死不见子面”。塔城归化族(在当时指已取得中国国籍或未取得中国国籍的俄罗斯人和其他欧洲人)医生格林根捐献药资数十万两和牝牛25头支援抗战,“该医生并非富有,前曾以药资数十万两捐助救国,此次又捐助大批牛只作前防医院医药之费。似此深明大义,实属难能可贵”。乌什县7名维吾尔族帽子工匠将全年利润的5%捐出,共计大洋384.84元。阿克苏县汉、回民众自动捐出银行股息及红利大洋241.06元支援抗战。和静县巴拉登大喇嘛等以庙产等捐助抗战,“预备白银三千两,骟马一百匹……迅予送到前方英勇将士们的(以)加强军需力量,把日寇赶出中国境外”。阿克苏区公安局股长晏光耀之妻、县立女子学校校长早日汉之妻分别将自己心爱的金戒指捐出,作为抗战将士的寒衣捐款。绥来(玛纳斯)县哈萨克族孀妇嘉义克响应献机运动,捐出了重50两元宝一颗,“实为一般妇女之楷模”。独山子炼油厂500多名职工全体捐出全月薪酬,实际捐款超出每月工资者达36人。如回族职工马世镇月薪40元,捐款150元;维吾尔族职工库尔班月薪60元,捐款100元;哈萨克族职工苏鲁堂月薪85元,捐款150元。达瓦孜(高空走绳)世家司迪克·阿西木全家1937年～1942年间,全部演出收入除了留下一点生活费外,其余的都捐献给了前线。哈密地区在粮食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于1940年4月向前线捐粮40担。哈密地区维吾尔族文化促进会主席吾甫尔阿吉个人捐羊150只。居住在乌鲁木齐南山一带的哈萨克族群众捐献了300两黄金。乌鲁木齐部分裁缝捐献200元,鄯善县部分教师捐献729元,吐鲁番县三堡乡学校部分教师捐献450元。乌鲁木齐市李某人把女儿价值500两银子的化妆盒捐献出来支援抗战,在乌鲁木齐念书的一位汉族学生把家里给的零花钱全部捐献给前线,伯台阿吉(柯尔克孜族)捐献50只羊、2只元宝,依扎克巴依(柯尔克孜族)捐献30只羊……向抗日前线捐献金银财宝的人不计其数。
1943年,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好转,中国抗日战争也进入反攻阶段的形势下,新疆各族人民积极响应省反帝会关于“一县一机运动”,即每个县要捐献购买1架飞机钱的号召,募集到大量捐款,按当时价格,新疆献机达137架之多,超额完成了献机任务。
据统计,从1937年9月至1940年5月,新疆共捐款折合现大洋322万余元。这笔数目在全国捐款总数中,并不是个大数目,但以当时新疆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而言,也谓贡献巨大了。每个民众的捐助,全是出于自愿,其中丝毫没有勉强或摊派的现象。因此,募捐运动的作用不仅在物质层面上,在政治动员与宣传鼓励方面也收到了极大的成效。当特克斯县各族群众知道了我抗日前线空军大捷的消息后,不仅踊跃捐款,还发去了贺电:“前方空军将士公鉴:抗战六载,神鹰捍国,已获光荣代价,为保卫祖国领空而创造十二比零之空前战绩,不仅使敌军胆寒,国人欢腾,且坚固奠定胜利基础。时值四届空军节降临,特县虽处边陲,誓愿集中全力,本一县一机之号召,贡献新机,消灭日寇,雪我国耻。愿我空军将士驾驰神鹰,投以铁血巨弹,击日寇与(于)死亡。爰于八·一四纪念之余,特电慰劳,并祝胜利。”
(三)接纳东北抗日军民,安置难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广大地区相继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三千万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东北爱国军队及各族人民不甘当亡国奴,不畏强暴,纷纷揭竿而起,组成抗日义勇军,在马占山、李杜、苏炳文、王德林、唐聚五等领导下,投入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中,由几万人发展到几十万人,转战白山黑水松辽平原,予日寇以沉重打击。但终因内部组织不健全,军事上、政治上没有统一的指挥和领导,孤军无援,弹尽粮绝,在日寇强大的围剿下,有的绕道西满退入热河;有的被迫泣别白山黑水,退入苏联境内,经过异国艰苦历程,辗转回到祖国的新疆。
据统计,从1933年12月起至1941年春止,吉、黑两省抗日义勇军以及以后伪满洲国起义部队退入苏联境内后,转道来到新疆的应有24894人。他们中有黑龙江抗日救国军二旅旅长郑润成及总部副官长安荣阁所率总部全体军官及步兵3500名,吉林抗日救国军五军军长刘斌所部500人,吉林自卫军参谋长哈玉良所部2500人,吉林自卫军总指挥杨耀钧部2500人,吉林自卫军第一师师长邢占清部3500人,吉林自卫军旅长刘万奎、金万声部2000人,吉林自卫军总指挥李溥霖部500人,吉林自卫军司令张锡侯部500人,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属高玉山师长部1500人,吉林自卫军王勇、陈忠岱率部1500人,东北抗日军总司令部属吴义成部3000人,伪满密山平阳镇金厂沟国境监视队队长姜德海所部108人,伪满混成十一旅十五团一营营长文有功所部400人,东北抗日联军二军、六军戴鸿宾部及六军二师二十八团一连汤连长所部600人,伪满六军区混成旅独立营营长西久真所部280人,抗联五师九团二连连长刘振声部240人,等等。
为迎接从东北抗日前线辗转苏联来到新疆的抗日志士,新疆塔城行政长公署成立了东北抗日军接收办事处。“热烈欢迎东北抗日军来新疆”“向抗日英雄致敬”的大幅红布标语横衔高悬,各族各界民众齐聚街头,不约而同地献茶献酒,锣鼓喧天,形成箪食壶浆迎义师的热烈场面。举凡服装、伙食、住宿、医药以及交通工具等问题,样样办理完善,使抗日义勇军真正感受到了到家的亲切与温暖。后来,这些义勇军就在新疆安家落户,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新疆地方建设中,为新疆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抗战期间,新疆还成为大批因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内地难民的安置之地。1942年国民党政府农林部长沈鸿烈专程来迪化,协商安置难民入住新问题。截至1944年底,新疆共安置难民11366人。移入新疆的难民以河南籍最多,有3981人;其次是山东、河北、甘肃籍。1944年冬,新疆接纳安置了赈济委员会所属的长安、平陆、洛阳、济源4处儿童500名,他们被主要安置在迪化、孚远(吉木萨尔)、木垒河、七角井、绥来(玛纳斯)、昌吉、阜康、奇台、呼图壁等北疆地区。新疆各族人民又一次伸出了援手,间接地然而却也是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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