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国立中央大学
来源：忆库历史   2015-05-04 15:01:20

　　国立中央大学的前身是南京东南大学和第四中山大学。其中南京东南大学是20世纪20年代初在江南名流张謇、蔡元培、蒋梦麟、黄炎培等人士上书教育部后建立的。当时它是与北京大学并驾齐驱的著名综合性大学。张其昀、胡焕庸、赵忠尧、吕叔湘等著名学者都是东南大学培养出来的。司徒雷登曾称东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学府。国立中央大学不仅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最高学府,也是抗战时期国内规模最大、系科最全的大学。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面对强敌的进犯和血腥屠杀，为求坚持长期抗战，不少学校机构自东部沿江沿海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西迁。在这次西迁行动中，国立中央大学成了率先的前奏。 1937年12月初，中央大学农学院的畜牧场职工把场内的良种畜禽笼置于牛背之上，然后驱赶牛、羊、猪等徒步离开南京，奔向重庆。对此情景，罗家伦在《抗战时期中大的迁校》一文中曾写道：“在第二年（1938年）的深秋，这些牲口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人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振动得不可言状，就是看见牛羊亦几乎像看见亲人一样，要向前去与之拥抱。”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也曾慨而言之：“抗战开始以后，有两个大学都弄得精光：南开大学被日本飞机炸得精光；中央大学却搬得精光，连畜牧场的牛羊都从南京赶到了重庆。”

　　1937年12月，文、理、工、法、农、教育等学院在重庆沙坪坝松林坡开学。医学院及农学院的畜牧兽医系则建在成都华西坝，中大实验中学建在贵阳。是时，中大学生人数为1072人。后来，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中大学生骤增，校舍不敷使用。次年，在离沙坪坝25里的柏溪建立分校，作为一年级新生校舍。 1938年暑期，中央大学在重庆招收新生及二年级转学生，共录取千余人，在校学生一下猛增到2000多人。学校在附近地区建了分校校舍。10月27日武汉沦陷时，国民政府各部门都迁至重庆，中央大学的校舍已基本完成，上课秩序也进入正常状态。为鼓舞同学不怕艰苦、坚持抗战的意志，罗家伦校长每周末都对学生们作一次精神讲话。后来罗校长把这些讲稿汇集成册，取名《论新人生观》，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1938年，学校共有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师范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七个学院。文学院，下设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系、历史学系、俄文专修科；理学院，下设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质学系、地理学系、心理学系；法学院：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法律系、社会学系、边政系；师范学院：国文系、英语系、教育系、公民训育系、数学系、理化系、博物系、史地系、艺术系、体育系、童子军专修科；农学院：农艺系、农业经济系、园艺系、森林系、农业化学系、畜牧兽医系、畜牧兽医专修科；工学院：土木系、机械系、电机系、建筑系、化工系、航空系、水利系；医学院：牙医专科学校。

　　抗战时期的中大着重办好大学本科，个别院系也设有研究所，如农业经济研究所、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理研究所等。一般大学毕业经考试后再攻读两年成绩合格者可授予硕士学位。

　　全校和各院系图书、仪器设备、实验室、实习厂、实习农场、畜牧场等等，均已全部迁来，并无任何损失，是抗战时期内迁大学中最完好无损的一所。因此，全校实验课、实习课均能及时开设无遗。

　　对于抗战期间的国立中央大学的学术开展情况，曾于1941—1948年在中央大学学习和工作的郑体思和陆云荪在《抗战时期迁川的国立中央大学》一文中有着具体的描述：

　　在头顶敌机炸弹，吃住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的环境中．中大的老师、同学们坚持开展学术研究，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全校427名正、副教授、85名讲师，同时开设共900余门专业课，门类之齐全，涉及专业之广泛，国内罕见，在此基础上，全校各院系的学术活动颇为频繁。当时校内常以院、系或院会、系会的名义来主办各种学术活动。也常有跨院系的讲演，如由教育系许恪士教授发起组织的“沙磁区星期学术演讲会”等，该会自1941年4月举办第一次演讲到1945年5月结束，前后长达4年，共进行了两百余次演讲，讲演的内容广泛，涉及到国际形势、国内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教卫生、思想品德修养等等。其性质内涵既有学术性。又有广泛的群众性。讲演者不限于中大的知名专家、教授。也邀请有社会各界名流人士主讲。讲演的地点或在柏溪分校，或在松林坡本部大礼堂或101教室，也有设在重大礼堂或南开中学礼堂的。据不完全统计，在165次演讲中，有半数以上是在中大校内举行，听众较为广泛，师生反映亦佳，甚受欢迎。

　　在松林坡大礼堂或其它地点的学术演讲，其涉及范围更广泛，学术性更强。如罗家伦校长讲《二十二年之回忆》、顾毓琇校长讲《战时中国工业之新发现》、历史系缪风林主任讲《历史的教训与国家的前途》、机械系陈大燮主任讲《什么叫机械化》、气象系黄厦干主任讲《气象事业与国计民生》、历史系缪风林主任讲《战斗至上论——从国史证明战斗至上为历史的真理》、常任侠教授讲《近三十年中国文学之变迁》等等。中大师范学院曾在101教室召开《战后教育问题座谈会》，除本校师范学院有关教授参加外，还邀请中山大学研究院崔载阳院长、西北师范学院李蒸院长、湖北教育厅王风阶厅长和中正大学罗廷光教育长等参加座谈会，其探讨之深、研究之广、倡导之力、收效之宏，是学术界一大贡献。

　　中大还邀请了校外的专家和知名人士来中大举办学术讲演，如请周恩来讲《第二期抗战形势》，邓颖超、李德全讲《妇女与抗战》，孙科讲《抗战国策之再认识》。翁文灏讲《科学思想为近代进步之基础》，美国驻华大使讲《动荡中的国际形势》，实验剧院王泊生院长讲《明末戏剧在政治上的策动》，中央研究院朱家骅院长讲《国际形势的演进》，黄少谷讲《青年在现阶段应负的使命》，张伯苓讲《九一八的感想》，重大叶元龙校长讲《物价问题》，卫生署长讲《国民营养问题》，漫画家丰子恺讲《艺术与生活》，美学家朱光潜讲《谦虚与自尊》，剧作家洪深讲《历史与戏剧》，昆虫学家邹钟琳教授讲《昆虫与人生》，化学家高济宇教授讲《化学战争》，郭沫若讲《二期抗战中国青年应有之努力》，冯玉祥讲《抗战建国》等等。这些演讲内容深入浅出，对校内外的广大青年学生，更具有普及性、广泛性和知识性，听众踊跃．每次演讲都被师生们围挤得水泄不通。通过演讲，大家认清了形势、增强了信心，以全副精力投入学习和各种学术研究活动。

　　1933年春，中大和省立川教院发起组织江北、巴县、重庆首届家畜比赛，对于促进畜产、发展农业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1940年中大农学院又举办了农业常识展览，农艺系金善宝教授多年精心培育的中大2905小麦，特别受到重视。1941年3月17日，全国农村经济建设委员会成立，中大创办的《农业通讯》、《畜牧兽医月刊》、《农业经济集刊》等相继问世，推动了抗战后期的农业研究与建设。森林系教授干铎，1941年在川鄂交界处的磨刀溪首先发现水杉，它是第四纪冰川浩劫中孑遗植物的后代．为古生物、古地质地理学和地球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轰动。后来由郑万钧和胡先啸两位教授鉴定定名，如今在全国各地已普遍繁殖栽种了这种珍贵而美丽的树种。

　　在艺术创作方面的学术活动也极其频繁，中国画坛上的知名画家，如徐悲鸿、傅抱石、陈之佛、吕斯百、黄君璧、张书祈、吴作人、王临乙、马铣繁……等，均荟萃于中大艺术系，并组织成立了嘉陵美术会、蜀光美术会等。他们用画笔为抗日宣传，为争取持久和平而奋斗。他们在校内外公开举行画展，如徐悲鸿的马、梅健鹰的大足佛像、吕斯百的风景、倪则稣的“何处是家园”、陈之佛的燕、雁等，风格各异，异彩纷呈。徐悲鸿的《贫妇》和《巴人汲水》等，寄托了画家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真挚热爱，徐悲鸿的《鸡鸣图》，受来华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来士的赞赏，徐乃以之相赠。为了争取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张书斯精心绘制“百鸽图”，画长4．5米，宽2米，画面上衬相思树，下配杜鹃花，图中绘有羽毛丰满、千姿百态、丰神秀逸的和平鸽，画面结构紧凑，色彩鲜艳典雅，情调和谐静逸．洋溢着和平之春的意境。我国以此画赠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祝颂他为促进世界和平所作出的贡献。1941年秋，张书祈赴美举办个人画展．当场表演中国的绘画艺术，受到各界人士的好评，并赞誉为“神笔”。

　　在中外文学方面，中文系的知名教授15人、副教授5人．如胡小石、吕淑湘、汪辟疆、罗根泽、汪东、陈瘦竹、乔大壮等，皆各有所长，各有其学术贡献与专著，外文系知名教授20人、副教授10人，如柳无忌、初大告、俞大纲、楼光来、范存忠等，无论对外国文学的研究或翻译，均是著作等身。在这些方面．已早有《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大系》的出版和介绍，还有不少《抗战文艺》、《抗战诗词》、《抗战译丛》之类的刊物出版介绍。

　　在抗战时期的艰苦条件下，中央大学不仅没有因战争环境削减其发展趋势，反而向充实、扩展与提高的道路上更迈进了一步。1941年秋罗家伦校长离校后，顾孟馀、顾毓琇、吴有训先后担任中央大学校长。其间，蒋介石还兼任了为时几个月的校长。

　　抗战结束后，中央国立大学于1946年5月迁回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