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抗日：抗日战争中的河南大学
来源：《河南法制报》2014年9月   2015-05-04 15:14:24

《一所流动大学的抗战》纪录片剧照 刘建民供图

　　□受访专家河大校史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刘建民

　　□采访记者马国福

　　核心提示

　　河南大学建校于1912年，以林伯襄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河南教育家，在清代开封国家贡院旧址创办了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成为当时中国的三大留学培训基地之一，与当时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今清华大学）和上海南洋公学呈三足鼎立的局面。后改建为中州大学、中山大学，至1930年改为河南大学，抗战前夕有文、理、法、农、医五个学院，在校学生1000余人。它是我国建校较早的高等学校之一，也是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一所大学。1937年12月，日寇的铁蹄已践踏到黄河流域，豫北、豫东沦陷，省城开封危在旦夕。值此危急存亡之际，河南大学撤离开封，虽辗转搬迁，但始终坚持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办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

　　躲避日寇流动办学

　　“1938年初，河南大学农学院和医学院首批迁往豫西镇平，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及校本部迁往鸡公山。”河大校史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刘建民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说，“从此，河南大学开始了长达8年的流亡生活。这次搬迁是在校长刘季洪的主持下进行的。学校先将学生集中起来接受战时训练，然后才开始分批起程。凡能带走的图书与贵重仪器均精心包装，分批运走。不能搬迁的固定资产如房屋、设备和实验用具等均登记造册并派专人留校守护。抗战8年，河南大学搬迁5次（鸡公山、镇平、嵩县、潭头、荆紫关、陕西宝鸡，医学院则多次由荆紫关到汉中，又到宝鸡）在嵩县潭头5年，其他地方多则一年，少则数月。不仅办学条件十分艰苦，而且师生还遭受日寇的疯狂迫害和残杀，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是罕见的。”

　　鸡公山是全国闻名的避暑胜地，新式楼房较多。河南大学迁去时恰值隆冬季节，大部分房屋无人居住，学校便租来使用，很快安顿下来。不久，豫南战事紧张，河南大学准备再次搬迁。经多次商议，学校决定迁往豫西山区。这样既可避开日寇，又不脱离省境。

　　1938年10月，王广庆接任校长。他首先将羁留在鸡公山的文、理、法学院迁到镇平，以期在镇平安定扩充。镇平为豫西南重镇，社会文化安定，民风淳朴。河南大学迁至镇平后，借用部分官舍、寺庙，又租赁了一部分民房坚持上课。

　　由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军得寸进尺。1939年5月，日寇进攻新野、唐河，镇平危急。河南大学又北越伏牛山，经方城、叶县、宝丰、临汝、伊阳、伊川抵达嵩县，行程600余里。医学院迁到嵩县城内，校本部及文、理、农三院均到潭头。嵩县与潭头相距百里，途中高峰耸峙，深涧幽谷，羊肠小道，行走困难，校内联系极为不便，但师生不畏艰辛，坚持教学。迁到嵩县、潭头的师生共1100余人，借民房居住，为保证教学需要，又兴建一批草房。在潭头设总图书馆，各院又设分馆，计有中外文图书7万多册，杂志200多种，还有各种仪器3.1万多件。农学院租得农作物试验场地30亩，棉作及园艺试验场地各10亩，又与小学合作开办苗圃，并接管山地千亩，栽种果树和作造林之用。由于潭头为盆地，周围是高山，农林园作物齐全，本身就是一个大试验场地，师生们利用这一良好条件，努力开展教学与科研。医学院初迁嵩县时，有附设医院和高级助产职业学校。这年冬，又添设春季班及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并于次年3月招生上课。

　　无论在嵩县还是在潭头，都是在秋季正式上课，以不影响学生的学习，而且读书风气更浓。朝日初升时，山坡上，房舍内；夜晚时，盏盏油灯之下，师生们备课、读书，孜孜不倦。1939年5月至1944年4月，河大师生同仇敌忾，战胜万难，在嵩县潭头度过了五个春秋。

　　好景不长危险来临

　　1942年3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定将省立河南大学改为国立河南大学，河南大学办学经费紧张的危难状况得以缓解，拥有文、理、工、农、医、法等六大学院，成为当时享誉国内外的国立大学。

　　“1944年4月，日军集中兵力进攻河南，国民党军汤恩伯部不战而退，将敌军引到伏牛山中，潭头危急。”刘建民沉痛地说，“全校图书仪器及师生衣物损失惨重，特别是师生及眷属10人竟惨遭屠杀。医学院院长张静吾教授被俘，夫人被害，侄儿张宏中受重伤。女生李先识、李先觉，教师昊鹏、商绍汤等均死于此难。农学院院长王直青教授被迫当挑夫，中途跳崖，幸被树枝挡住，重伤生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

　　1944年初夏，河大迁入嵩县已经5年，其间坚持在炮声中办学，每年都有毕业生走出大山，又有新生来到这里学习。最重要的是河大广邀教授，拥有几十位海归博士，人才济济，学术力量雄厚。在潭头期间，嵩县山区给了个好环境，使河大能够安静于此“藏学”，培养了五届毕业生。但好景不长，令人悲愤的大屠杀悄然来临！

　　1944年5月9日，潭头镇麦田一片金黄，布谷鸟欢快地鸣叫，渲染着丰收的喜悦。但日军正在逼近，危险来临了。

　　河大师生虽在深山，但已感到了危险。在随即召开的会议上，化学系负责人李俊甫、文学院院长嵇文甫都主张尽快撤离。

　　潭头危急紧急撤离

　　1944年5月12日晨，师生们分路撤退，约定到25公里外的大清沟（在今栾川境内）会合。但还是有一些教师家属和学生未能及时撤走，突降的大雨和山洪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当时医学院有个学生名叫李广溥，头一天才从嵩县县城转移到潭头。他后来回忆：“12日一大早，就看见汤恩伯部溃兵从门前经过，询问前线战况如何，他们都低头不语，只顾向深山奔逃。看其狼狈相，就知前方战事不妙。我们到达伊河岸边时，已听到日军大炮的轰隆声。涉水过伊河后，大家避开正路，专走羊肠小道，以免被日军追上。我背着一个大包袱，还要推着自行车，在乱石丛中行走，行动非常困难。傍晚，我们一行人到达大清沟，借宿农舍棚檐下。当晚开始下大雨，一连三天不停。多亏农学院农学系学生李德瀛家（是当地大户）开仓放粮，大家才免受饥饿。天晴后我们离开大清沟，进入山高林密重峦叠嶂的伏牛山腹地，往淅川县荆紫关前进……”

　　荆紫关山高林密，地处豫、鄂、陕三省交界处，利于藏身和办学。但这种长途跋涉，真难为了教授们，他们都花钱雇挑夫挑着行李和书籍。外科教授生景清的夫人（高级助产士职业学校教师），坐在河边一块大石头上号啕大哭，原因是挑夫扔掉她的行李自顾逃命去了。他们一路上不时和国军溃兵走在一起，溃兵们都吊儿郎当的，根本没有战斗力，往往正在行进时，忽然两边山头上有人持枪高喊：‘站住！’这些溃兵都乖乖缴械，以求保命。汤恩伯部大量的枪械和辎重，就这样被豫西百姓收缴了。

　　血泪斑斑罄竹难书

　　虽然1000多名师生已经撤出来了，但失踪的师生说不定已落敌手，生死难测。

　　那么，失踪的师生到底在哪里？李广溥曾有记述：“5月15日9时，数百名日军分两路侵入潭头，尚未撤离的师生四散躲避，但为时已晚。此时大雨倾盆山洪暴发，师生们不知该逃往何处，部分教师家属和数十名学生盲目地向北山转移，恰与一股日军骑兵遭遇，日军开枪，致使6人饮弹身亡，20余人被俘。”

　　5月16日，潭头河大校园变成了日军兵营。这时，原农学院院长郝象吾已担任训导处处长，农学院院长是王直青。王院长和段再丕教授等20名师生被俘后，被鬼子兵用枪押着做苦役，段再丕和助教吴鹏各背着一架经纬仪。为保护学校教学仪器，吴鹏与一名日本兵厮打起来，立刻被杀害。石如璨同学遭日军毒打，倒在地上。段再丕被迫挑上担子，王院长身背5支卸掉枪栓的钢枪，双手各提一篮鸡蛋。两位大学教授，多次遭到日军的毒打。行至秋扒（在今栾川境内），王院长决心一死，纵身跳下山崖，日军连发两枪，以为他已摔死，就离开了。

　　次日，王院长被潭头附近一青年发现，将他背到安全地带。挑着担子的段再丕起先尚能勉强走路，后来鞋子磨烂了，无法再穿鞋。行至一村庄附近，他要求方便。一名日军让他去路旁的麦地，说完便继续往前走。段再丕乘机爬到一姓常的农民家里，在那里休息了两天，得知该村已是卢氏县所辖了。

　　被俘的教授尚如此，学生的命运更惨。李先识、李先觉是对双胞胎，同年考入河大医学院，姐姐李先识已婚，妹妹李先觉未婚，两人品学兼优，活泼开朗。5月15日晨，她俩听到四周枪声大作，还有日军飞机投下炸弹。一队日军骑兵冲进校院，仪器室、标本室的门被砸开，教学用具被泼上汽油烧掉。

　　天下起了大雨，医学院的几个女学生在前边奔逃，几十名日军在后边追赶着喊：“不要跑！花姑娘的不要跑！”一日军搂住一女学生，那个女生拼命反抗……最终，几名女生被日军追上，被押着往前走，日军不时地用枪托打学生，还对女生动手动脚。

　　姊妹俩感到屈辱，李先觉说：“姐，我们落到日本人手里，生不如死！”李先识说：“就是！你看前面有口水井，咱俩一起跳井，也好让同学看到，捎话给咱家中二老，知道我们死在潭头！”妹妹说：“宁可死，不受辱！跳！”说着说着，姐妹俩来到井旁，双双跳入井中。鬼子发现了，过来向井内开枪。这时，男生朱绍先（或称朱绍良）趁机狂奔而去，被一日本兵赶上，一刺刀将他捅倒，肠子都流了出来。几天后，附近农民过来掩埋了他的尸体，在坟头插一木牌：河大学生朱绍先之墓。该墓至今犹存。

　　生存困苦艰难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经济窘迫，河南大学的经费开支也非常紧张，师生们患难与共，克服一切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尽最大可能保护学校财产。河南大学虽经几次搬迁，但一直坚持按国家对大学的要求去办学。”刘建民说，“其文学院、理学院、农学院、医学院的机构虽先后两次进行过裁并，但其教学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严格有序地进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河南大学每到一处，都能尽量结合当地实际，以自身的智力优势为当地群众办些好事。”接着，刘建民讲了河南大学在颠沛流离中如何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故事。

　　其一，开设医院，为群众防治疾病。嵩县地处深山区，交通不便，.缺医少药情形极为严重。劳动人民患病，多求助于鬼神巫祝。河南大学医学院迁到嵩县后，在经费减少、物资短缺的条件下，努力增设医院。其附属医院设门诊部和住院部。门诊开设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五官科、皮肤科、眼科等，终日为求诊者治疗，甚至在汽灯下做外科手术。儿科、妇科更是不论时间，凡有病人，便立即处理。医学院的教授大夫们，以自己辛勤的汗水，赢得了人民的信赖，与山区人民建立了水乳交融的关系。

　　其二，创办学校，为地方培养人才。嵩县潭头为山区小镇，文化教育极为落后，河南大学迁至此地后，先后创办七七中学（初中）、伊滨中学、伟志小学、潭头幼儿园，教育系还办了简易师范和体育训练班。1942年又建立七七高中。教师力量雄厚无比，教学质量可想而知。医学院在嵩县招了一批高中毕业生，精心加以培养，使之成为合格的医生，为改善山区的医疗条件作出了贡献。

　　其三，宣传农业科学知识，推广先进技术。潭头地区耕作技术极其原始，农学院针对此种状况，大力宣讲科学种田，推广先进技术，广大农民受益匪浅。1942年春，小麦黄锈病蔓延，农民深受其害。农学院农艺系教授王鸣岐细心观察研究，发现此病是由伏牛山一带所产黄檗、淫羊藿等叶上的黄锈病病菌飞散后传播于小麦所致。于是，积极采取措施，控制了这种病虫害，使小麦获得了好收成。还是1942年秋天，豫东蝗虫成灾，洛阳嵩县一带人民十分惊恐。农学院的陈振铎教授积极率领同学防治，使蝗害得以控制。农学院的师生还开设“一病一治”讲座，每周一次，介绍病虫发生原因与防治方法，展示标本，配合图片，普及科学知识。

　　其四，积极开展社会教育活动。针对山区闭塞、文化极其落后的状况，河南大学的师生们尽力向山区群众传播文化知识，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寓教育于娱乐之中。教育系向社会演出的《屠户》、《献金救国》、《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具有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效果。

　　不顾安危抢救财产

　　1944年，河南大学撤离潭头后，伏牛山区人民对师生慷慨相助，留宿供食，带路送行，给了巨大支援。学校迁到荆紫关时，当地居民纷纷腾出房舍，安顿师生。8月在西峡口招生，10月正式上课。

　　许多师生为保护学校的财产作出了突出贡献。如化学系的李俊甫，在日寇将至、大难临头之际，不顾个人安危，顾不上携带家人，只身跑到实验室，带走了当时学校最贵重的仪器—白金锅。到荆紫关后，李俊甫又自告奋勇返回潭头抢救学校的图书、仪器。在李先生的带领下，青年教师陈西河、卢锦梭等连夜返回潭头。

　　此时潭头处于一片恐怖之中，被日寇杀害的群众及师生的遗体尚未掩埋。他们避开日寇汉奸的搜查，掩埋了同伴的尸体，将学校的贵重物资打包装箱、起运，一连奋战多日，将理学院的大部分财产运到了安全地带。

　　会计余志光于中原事变前夕，带着支票，到中央银行河南分行（当时在卢氏县）去提取款项。因事变突起，不敢携带巨款，只取回两万元作为搬迁的路费，匆匆逃到荆紫关。不久，他只身潜回潭头，将散乱的账簿集中起来，精心整理，雇人挑往荆紫关，使学校的账目未受到重大损失，从而保证了学校教学科研的继续开展，使学校在困难的环境中能够坚持办学并生存下去。当时，虽然遭到巨大的创痛与损失，但师生坚持办学的精神始终未减，一面积极筹备开学，一面派人返潭头抢运残留的图书、仪器。农学院还租到农作物及园艺试验场地40亩，并与镇公所合办苗圃供实习和荒山造林之用。

　　继续西迁曙光初照

　　1945年3月，日寇又在西南发动攻势。不久，南阳失守，国民党军队退守西峡一带，河南大学在荆紫关难以存留，遂西迁陕西。

　　学校吸取了潭头劫难之教训，先派精干人员赴陕洽商校址，将学校尚存图书、仪器等物品一律包装，运到西安河南会馆暂时存放。师生眷属一律步行，经商南，越秦岭，过蓝田，于4月中旬抵达西安。当时西安败兵云集，逃难机关比比皆是，衣食住行都很困难。河南大学数百人，一下拥到西安，更是困难重重。河南大学在西安盘桓数日之后，奉教育部之命西迁宝鸡附近的石羊庙、卧龙寺、姬家殿（现今的宝鸡县八鱼乡）等地暂时安居。

　　迁至石羊庙时，河南大学仅有文、理、农三院学生600多人，教职员及眷属500余人。医学院此时尚在汉中，经洽商后部分迁至渭河南岸姬家殿，与校部隔河相望。6月，田培林担任校长。田先生与各方面关系密切，经费的困难逐步得到缓解。

　　“这样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1945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才结束。”刘建民说，“消息传来，河南大学师生无不欢欣鼓舞、归心似箭。田培林校长决定抓紧时间结束课程，待期考结束后，学生便可自行编组返校。为做好从宝鸡返回开封翌年复课的准备，田培林多方活动，从河南省善后救济分署争取一笔经费，又派遣精干人员先行返汴做准备工作。1945年10月底，河南大学从宝鸡返回开封，8年的流亡生活从此结束。”

　　抗敌训练班培养抗日英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在城市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需要组织知识青年到乡村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参加抗战。”刘建民说，“这一时期，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应运而生。”

　　11月，河南省委通过河大进步教授嵇文甫、范文澜举办了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简称抗训班）。学员来自开封各大中学校，还有流亡到开封的外地知识青年。抗训班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抗战形势、统一战线、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游击战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民族英雄史话、大众哲学等。

　　后来又成立了“河南大学抗敌工作服务团”，服务团从开封出发，沿平汉线南下，利用多种形式，播撒救亡种子。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开封各界人士成立的救亡团体，使当时的开封成为全国瞩目的中原救亡中心。资料显示，在抗战初期奔赴延安的各界人士中，河南仅次于四川居全国第二位。

　　12月中旬，济南失守，豫北吃紧，形势日趋紧张。省委决定提前结束抗训班，学员一部分北上送往延安；一部分组成“农村服务团”，在范文澜等人的带领下，沿平汉路(北京到武汉的铁路）南下，深入广大城镇乡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经过动员，近百名学员参加了服务团。团内划分为宣传、壁报、戏剧、歌咏、生活、保卫等小组。1938年1月底，服务团到达舞阳，通过演街头剧、教唱救亡歌曲、出时事壁报、画宣传画、办夜校和识字班、协助舞阳青年救国会开展活动等，使舞阳很快成为河南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服务团又先后到信阳、潢川、光山、商城、南阳等地，所到之处走乡串户发动群众，组织妇救会、青救会、农救会等救亡团体。11月，受省委指示该团编入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信阳挺进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河大抗敌训练班培养出一大批抗日干部。这支队伍深入农村，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唤起了民众的觉醒，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怒吼”救亡觉醒民众

　　在中共河南省委的领导和扶持下，开封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组建。河南大学学生首先组建起“怒吼”歌咏队和“大众”剧团，其后又组建了话剧团。北平和天津流亡开封的学生则成立了“平津流亡同学会”，留日归国学生成立了“旅日流亡同学会”。由开封师范、开封高中、北仓女中、静宜女中等学校组成的话剧团，辗转20多个县镇，奔走呼号，演出500多场话剧，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号召民众抗日保国，杀敌御侮。上海著名文艺工作者贺绿汀、洪深、冼星海、金山、崔嵬等纷纷前往开封演出救亡剧目，并热情辅导开封救亡文化活动。

　　1938年8月，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河南大学“青年救国会”等组织迅速发展推动救亡运动。9月，在中共河南省委领导下，嵇文甫教授与王阑西、姚雪垠同志领衔创办《风雨》周刊。后来著名教授范文澜和方天逸也担任主编，并改为五日刊。《风雨》一问世，立即得到广大群众的重视与欢迎，销数激增。该刊为抗日救亡做了大量宣传鼓动工作，还刊载《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日共给在华旧本士兵诸君的号召》、《毛泽东同志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等重要文件，实际上起着我党领导河南抗日救亡运动的作用。

　　此时，英文系学生周震中和经济系学生邓子健、赵以文同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一个小组，积极组织流亡剧团、农村服务队等，展开抗日活动。同年冬，范文澜、嵇文甫、刘子厚(当时叫马致远)等在河南大学组织了“抗敌工作训练团”。宣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游击战术和中国问题等。在这个训练班的基础上成立“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服务团”，由范文斓教授率领，徒步南行到许昌、舞阳，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阻挠，通过演讲、演剧、唱歌、走访等各种形式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不久，“服务团”改称“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到达信阳。他们在河滩上搭起戏台，演出《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放下你的鞭子》、《游击队之歌》，歌声悲凉雄壮，震撼人心。台上台下，热泪盈眶。后来，“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转战湖北襄樊一带，又返南阳，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1940年，在潭头，由嵇文甫教授作词，陈梓北教授作曲，写出一首充满爱国激情的《河南大学校歌》。歌词为：“河水泱泱，嵩岳苍苍，中原文化悠且长；济济多士，风雨一堂，继往开来扬辉光。多难兴邦，国仇莫忘！三民是式，四维允张。欹欤吾校永无疆！欹欤吾校永无疆！”校歌表达了广大师生的感情，广大师生又为歌词所激动，爱国心潮汹涌澎湃，为抗日而刻苦工作与学习的精神更加高涨。此时的刘建民低吟着这首歌曲，不知不觉，记者和他都已泪流满面。

　　“河南大学创建于1912年，迄今已走过了百年的风雨历程。在抗日战争时期，河南大学的师生员工克服了战争带来的种种困难，虽曾多次迁移办校地址，但始终矢志教育，艰苦奋斗，严谨治学，锐意进取，努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在河南教育史和河南大学校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谱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令人振奋的一页。”刘建民最后说。（相关材料由河大校史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