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武汉大学西迁乐山校门
“珞珈之山,东湖之水,山高水长,流风甚美。”珞珈山花香鸟语,东湖水碧波荡漾,建筑群东西合璧——位于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曾被誉为师生心中“物外桃源”。由于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入侵,武汉大学被迫于1938年迁往西部边陲小城——西川乐山,直至1946年复校。在艰难苦厄的8年,武汉大学师生坚持教育报国、科学报国,或投笔从戎,或宣传抗战,或发奋苦读……乐山时期的武大与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并称民国“四大名校”,谱写了一个大学的抗战史。
热血报国谱赞歌
“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什么?”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将军在武大慷慨演讲。周恩来三次到武大演讲,鼓励学生杀敌立功。八年全面抗战,武大大批热血青年投笔从戎,奔赴抗战一线,学校为这些学生保留了学籍。
师生衣不保暖,食不果腹,仍以各种形式为抗战提供物资和资金。苏雪林教授在武汉街头捐金抗日的故事成为武大人救亡图存的佳话。1940年1月,学生社团组织抗战问题研究会将寒假演出所获现金2900元转交抗战将士。教授们不仅慷慨解囊援助前线将士,还动员家眷为前方将士赶制大批棉衣。
更多的时候,师生在后方开展抗日宣传,募集抗日物资,投身抗日救国运动。
武大在乐山重建中共党组织后,组织的学生社团和举办的壁报犹如雨后春笋,在同乡会、系会、年级会、班会以及各种学术性的研究会和服务性的社团中广泛开展革命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党员师生带头参加抗日救亡歌咏活动,深入城镇、乡村宣传抗日。许多具有爱国心的教授,利用讲台宣传民主,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经常同学生一同深入乡村城镇宣传抗战,举办各种民众教育。抗战问题研究会和岷江读书社是武汉大学学生开展抗日宣传的两个最著名的学生社团。抗研会举办讨论会,组织壁报战、歌咏、话剧等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有声有色。岷江读书社成为继抗研会之后的又一面旗帜。著名漫画家方成常用漫画揭露日军罪行,壁报图文并茂,犀利而又幽默。
更多的学生,把国仇家恨深埋心头,抱定科学救国之理想,选择了埋首囊萤,刻苦攻读,并运用所学研制抗战武器。武大师生研制的防毒面具、手榴弹等军用物资,一批批运往抗战前线。
大师云集奠基业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武汉大学的乐山经验再一次印证了梅贻琦先生的名言。乐山八年,武汉大学教授少则100余人,多则近120人,人才济济,蔚为壮观。文学院有苏雪林、叶圣陶、陈源、朱光潜、陈登恪、钱歌川、吴其昌、唐长孺等,理学院有曾昭安、李国平、查谦、桂质廷等,工学院有邵逸周、俞忽、赵师梅等。此外,李约瑟、黄炎培、郭沫若、钱穆、熊十力等也曾到武大讲学。 20世纪40年代末,曾在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任过教的清华大学曾秉钧教授坦言:“就教师质量来说,清华不如武大。”
当时的武汉大学,教师不问出身、派别等一律兼容并包,自由讲学。学者们则强调“学术至上”,提倡“研究事实”,追求 “不拘一格”。
经济系刘秉麟教授指出“唯学术是永久的事业”;历史系吴其昌教授坚持“前方将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的执着信念,在疾病缠身之际写下论著180余万字,最终累死乐山。一九四四年,外文系钱歌川教授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为中华书局校阅多达一千三百余页的《英华词典》,功成之日亦是病倒之时。
关山月有一幅《今日之教授生活》名画,画上一位身穿积满灰尘的西装的读书人蹲在吐着浓烟的灶台前,嘴对着灶门吹火仍手不释卷。其原型就是刚从海外归国不久、醉心教学科研的数学系年轻教授李国平,他当时被称为“从不向书本请假的书虫”。
1945年,著名法学家周鲠生接任校长,他坚持“武大基本的任务,还是在于学术的发展”,“武汉大学要在国内维持第一流大学的地位,必须在学术上站得住,如是则在校内造成研究的空气,在‘出品’工作上有学术价值的贡献。”
艰难困苦,玉于汝成。一批批学者克服种种困难,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就。周鲠生的《现代国际法问题》、杨端六的《货币与银行》、刘廼诚的《比较政治制度》等一批学科奠基性论著问世。此后,高尚荫教授创立了中国病毒学学科,李国平教授成为中国函数论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唐长孺教授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领域更是独树一帜……
乐山时期的武大,与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浙江大学齐名誉称“四大学府”。
勉成国器图中兴
乐山时期的武大以考试严格、学生读书用功著称。学生自入学到四年后顺利毕业,用“过五关斩六将”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学校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学生勤奋学习,自强自爱。两位老校友回忆说,当年因家中急事而缺考一门,回校后被告知不能补考或重修,不得已留级一年。
武大治学严谨,20世纪20、30年代武大重基础、重学科交叉培养、重实践教学、重外语教学、重教学硬件建设、重人才的办学传统和倡导宽松自由、蓬勃向上的学风在乐山时期得以延续和发扬。
当时乐山茶馆几乎被武大学生占有;大渡河旁的李码头,上游的木头被河水冲到岸边,女生便坐在这些木头上自习。有学生为求安静甚至渡江登山,到大渡河对面的大佛寺和乌尤寺学习。晚上就在食堂改造成的自修室学习,或在灯光昏暗的宿舍内自备煤油灯学习。几百人的宿舍,“连上楼梯都是轻手轻脚”。重庆校友蓝士杰说:“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深知,在那个战乱岁月,能上大学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大家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拼命学习。”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深厚的人文底蕴、浓厚的学术氛围,踏实严谨的作风、开拓创新的精神一脉相承,铸就了武汉大学辉煌的业绩。短短的8年间,武大培养出了12位后来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知名院士,他们中有“中国计算机之父”张效祥院士,我国第一代核武器最后型号的总体设计师俞大光院士,秦山核电站总设计师欧阳予院士,中国海洋物理学奠基者文圣常院士。此外,旅居美国的世界级权威火箭航太专家黄孝宗,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知名漫画家方成等都是武大乐山时期的在校学生。 潜心向学铸辉煌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武汉大学的校训精神中,“弘毅”可以一直追溯到乐山时期的武大校训“明诚弘毅”。
在乐山八年的艰苦办学过程中,武大师生们表现出来的弘毅品格,在后学者的心中留有太多有分量而难以流失的东西,那就是一种以刚强坚毅的意志和品格,勇敢地承担起大学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用知识报效国家、服务社会、造福民生的精神。
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民主自由的风气非常浓厚,学术探讨、科学研究成为风尚。但武大师生并不是一味埋首故纸堆,而是学以致用,造福一方,他们运用专业知识和技术,直接服务和造福社会,为推动乐山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乐山流行“疤病”,有人甚至病重而亡。化学系学生彭少逸(后为中科院院士)、涂主珍等人得知马前子应用在治疗中效果显著,便加以提炼,制成药品,帮助乐山人民战胜了这种因钡中毒而造成的顽疾。武大师生还为四川乐西公路局设计了大渡河上专用的汽车渡船;测量了乐山大佛的身高;每年为地方大力培训会计、机械、冶金方面的技术人才等等。
张肃文学长回忆,“武大当时还有一个优良传统,即开放实验室,不但方便民众认识武大,普及科学知识,而且在读学生担任讲解员,受到实际锻炼,“一举两得”。每年校庆开放实验室已成为不成文的惯例。”
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是1942 年在乐山城内公开举行科技展览。展览分为动物、植物、电机、理化、矿冶、电讯、土木等八个展览室,全面展示了武汉大学在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展览的内容许多与当地自然实际的紧密结合,如矿产、植物等方面。由师生担任招待,向观众解答疑难,并当场表演各项仪器的运用方法。
从当年展出的前言中申明了这次科学展出在大众普及方面的深远意义:中国之抗战不仅在争取最后之胜利, 亦所以奠定建国之基础,故科学运动实为必要。倡议科学之道有二:一曰提高国民科学兴趣,二曰培养科学专门人才。科学人才养成固极为重要, 而提高国民科学兴趣, 普及科学教育犹为必要。科学展览会之意义,即所以使此项运动之社会化也……则国家之兴隆,计日可待……
民主自由开新篇
“不注重自由,无以求进步;不注重统一,则事无结果。”1933年至1945年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王星拱先生力倡学术民主自由,对武大乐山八年及以后的办学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乐山时期,武大各种学说“百花齐放”,各派教授“百家争鸣”,学风民主自由,学术氛围浓郁。在风雨飘摇的年代和艰苦困顿的条件下,虽是“流亡大学”却保持着淳厚的学府气息,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学术基础,影响深远。
先后担任校长的王星拱和周鲠生,早年在北大任教,深受蔡元培、陈独秀自由民主思想影响,尤以蔡元培“兼容并蓄”的办学思想为甚。
王星拱常说:“学校是学习的地方,没有党派。”因此教授讲课自由,愿意介绍什么观点就介绍什么观点,想介绍什么学派就介绍什么学派。当时有左翼倾向的杨东莼、缪朗山、彭迪先、陈家芷等教授,可以在课堂上自由讲授马克思主义学说;缪朗山教授开设俄文班,轰动整个学校,教室座无虚席,甚至窗上都爬满了人,生物系著名教授何定杰也兴致勃勃地前来听课。
学校对各派学者兼容并包,教授们的讲义或教科书,也都是博采众说。王星拱在治学上广纳善言,当时丁文江、罗家伦等教授对他关于科学与哲学的论断提出商榷意见,他随即表明自己的论述未必全面,可以深入探讨。陶因的经济学讲义,无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客观介绍,恰当分析;杨端六讲货币与银行,旁征博引,有的段落还直接录原文,既不失作者原意,又引导学生钻研原著。学校还十分注重教授之间的交流,不定期组织教授为教授演讲。
这种办学理念在武大源远流长。自强学堂创办人张之洞《劝学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述就已初见端倪,直至当下各具特色的“珞珈学派”,仍在诠释并弘扬这一传袭百年的精神。
宽容、宽松、宽厚的学术环境,开放、民主、自由的学术风气,创造、创新、创业的教育理念,正是这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涵,铸就了敢为人先的勇气和魄力,彰显出一代名校的魅力和风采,成为百年学府永葆生机与活力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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