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理教本》：印在教材里的民族记忆
来源：《光明日报》   2022-07-19 09:38:25

南开学校《东北地理教本》重印版封面。资料图片

　　1931年，南开学校教材《东北地理教本》面世，警示世人日本侵略我国东北之野心。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的二十多天，日军大炮、飞机轰炸南开学校。

　　这部由南开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末即着手专门组织力量编写的大中小学通用教材，被认为是日本侵占天津时重点炸毁南开的原因之一。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刘宋斌评论说：“这本教材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无异于投向侵略者的一把匕首。”

　　2015年7月，经南开大学和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的努力，《东北地理教本》被重新发现，两家决定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

　　2015年8月31日，《东北地理教本》重印版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在光明日报社举行。

　　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由光明日报社、南开大学及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共同主办。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光明日报社总编辑何东平，全国政协常委、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顾问、张伯苓先生嫡孙张元龙，中国社科院《抗日战争研究》原主编荣维木，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员柳茂坤，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刘宋斌，中国社科院党校副校长夏春涛，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历史教研室副主任王学斌，南开大学副校长朱光磊，经济学院院长梁琪，历史学院教授侯杰，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副理事长、秘书长罗世龙等一批知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会议由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沈卫星主持。

　　在民族危机中诞生，在战火硝烟中幸存

　　“《东北地理教本》表明，南开是最早发现、最早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图谋我国东北的野心的，也是最积极地以社会和学校教育的方式参与抗争的组织群体。”张元龙指出，“这本书也同时启发我们，中国的抗战历史要提前、延伸到‘九一八’事变之前。”

　　这部《东北地理教本》正式问世于1931年秋，由之前就已成立的南开大学东北研究会在大量扎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组织编写完成。

　　东北研究会，由时任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有识之士带头成立，意在“专事收集关于满蒙问题之材料，而用科学的方法，以解决中国之问题”。研究会的主任正是该教材的主编傅恩龄，他曾任东北研究会主任、南开大学教授、西南联大教授。

　　20世纪20年代末的东北，战云密布，日本已对我东北各个领域进行渗透，战事一触即发。

　　“当时的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在东北实地调查时，亲眼看到日本人‘经营满蒙之精进与野心’，受到很大震动，感慨‘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南开大学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副秘书长李溥介绍说。

　　抗战期间，教本与南开一样“颠沛流离”：1933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收藏了教本上下册。1937年平津战事爆发前夕，它与馆藏的其他珍贵书籍一起，先是被转移到法租界，然后转运越南，最后在昆明西南联大落脚。1945年南开大学复校后，辗转运回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路战火纷飞，一些书籍不幸遗失，但这部教材却幸运地保存了下来。

　　李溥介绍说：“今年7月底，我们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特藏室查询这本书时，正赶上图书馆迁至新校区，图书管理员在整理时已注意到这本书，便悉心保存。因此得到了重见、再版此书的机缘。”

　　解读东北历史的百科全书式教材

　　《东北地理教本》包括地理、行政、交通、富源、工业、商业、辽东半岛日本租借地、中东铁路公司与南满铁路公司、东北与国际之关系等15章及两个附录。

　　“该书对东北及周边地区的情况叙述堪称系统。虽名为地理教本，但书中内容已涉及地缘政治局势、周边经济形势、历史人文、资源矿产等诸多方面，资料丰赡，条目明晰，对当时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情形的介绍非常全面。编者所花费的精力与心血之大，由此可知。”王学斌评价说。

　　美籍华人、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曾在1980年撰写的《世界近现代史上笃笃实实最爱国的学校》一文中高度评价了这部教本。他说：“《东北地理教本》中，南满铁路的统计资料是国际驰名的。这部南开独有的讲义，无论是从质还是从量的水准看，都胜于当时国内外所有地理教材中有关东北资源的部分。”

　　教本夹叙夹议，既介绍情况，也随处抒发警世之言。

　　“书中提出了不少应对危机之策，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夏春涛指出，“谈到中外经济合作，编者认为‘不平等条约未经取消之国家，绝对不应与其合办各种事业，在于个人或有微利，但在国家则有大损故也’;关于移民问题，编者主张‘促进移民’，列举了六条理由，首先从国防谈起，认为倘若不从内地大举移民东北，则‘天然富源，拱手授人，不仅丧失地利，亦且危及主权’。从主旨上讲，该书已超越普通教科书的范畴，更接近于今天的蓝皮书。”

　　侯杰指出，对于日本人在东北修筑的铁路，教本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如教本提醒国人：“日人要求建筑吉会铁路之目的，约可分为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观察之。政治上之目的：日本久欲吞并东北，进窥中原，行其‘大陆政策’，其进行方法，即以南满安奉吉会三铁路为阶梯。”这样的见解与那些脱离具体历史时空而提出的观点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不可谓不深刻。

　　在解读东北亚国际关系中充分揭露日本野心

　　夏春涛指出，教本虽以“东北地理”为题，实际上涵盖内容甚广，着重谈东北历史与当时状况的关系，谈东北在日本等国的蚕食鲸吞下日益凸显的危机，在解读东北亚国际关系中充分揭露了日本早就图谋我东北地区的野心。

　　“该书第8章专写中东铁路公司与南满铁路公司，第14章专论东北与国际之关系，将日俄侵略中国东北的历史线索讲得很清楚。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日本在中国东北侵略扩张的急先锋，该书指出，它表面为商业公司，实际上为日政府之化身，属‘以名蔽实’，可谓一针见血。”

　　柳茂坤指出，教本在日本移民、日俄战争、日本租借辽东半岛、日本兴办南满铁路公司的记述中，揭露了日本侵华的实质，分析了日本侵华的根源，并提出了对策，主张“举全国之整个的力量，与日周旋，东北问题始可得而解之”。

　　“该书对东北之于中日、远东乃至国际格局的影响，以及如何解决东北问题的探讨都极为深刻。正是基于对资料、数据、舆情的充分搜集与整理，才使教本中的结论令人信服。”王学斌指出，“如第15章结论部分，编者提出了解决东北问题的消极与积极两套方案，战略眼光可谓长远，着手之处又非常务实，可见其考虑之周全。”

　　文化抗战的号角，民族精神的结晶

　　事前或浏览或通读了这部80年前的教科书，参加研讨会的专家们的一个共同感受是：《东北地理教本》，作为当时南开大学、中学、女中、小学通用必读的教科书，是一部充满忧患意识、表现出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警世之作。

　　何东平指出，这本教材的使用与传播，在当时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是知识界在抗战中与全国各界团结一致、抵抗外患的直接反映，也佐证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忽视和低估的地位和作用，它的发现和重印必将对国内外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产生重大推动。

　　“南开东北研究会的成立以及教本的出版，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在开辟了正面战场、敌后战场等军事战场的同时，还开辟了教育文化战场。”张元龙指出，“南开以一私立学校，却义无反顾地救国家、救民族于危亡之际，体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顽强不屈的精神。”

　　教本中处处流露的抗战爆发前一批卓有见识的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呐喊，让与会者感佩不已。

　　“教本随时将忧愤情怀和爱国精神，融化于教本的字里行间，寓于课文的夹叙夹议之中。”柳茂坤提示今天的读者，要特别注意该书编印的历史背景，“作者有感于东北屡遭列强争夺、他人环伺的危险情景，及时提醒国人：‘强邻侵蚀之结果，血痕斑斑，几无完肤’，‘倘国人急起直追，力图挽救，或迅速殖民，或开荒垦殖，危亡之局势，庶可挽回;否则甘作俎肉，任人宰割，三百余万方里之沃土，行将沦于虎狼之口矣。’”

　　梁琪教授强调说，这本书当中不只是教科书式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的阐释，它更多地体现了爱国主义的情怀，体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意识，体现了南开自创校以来一直倡扬的高度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民族危难中的学术精神传承

　　刘宋斌特别向与会者强调了一段史实：为编写这一教本，从1927年到1929年间，在老校长张伯苓的带领或组织下，南开师生在东北至少进行了4次大规模实地考察，在大连、奉天、海龙、安东、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地深入进行调查，访问了东省铁路局经济调查局、《经济月刊》编辑部等部门，搜集整理大量第一手资料，撰写了大量调查报告、论文，开展了大规模的学术研究。

　　这位专家得出的结论是：教本能在民族危难之际编写出来，与南开大学开创者们的实践教学传统和踏实做研究的学术精神密不可分。

　　王学斌指出：“东北研究会，汇集了许多当时中国最顶尖的专家，如蒋廷黻主攻外交史与国际关系，何廉擅长中国工农业经济问题，还有方显廷、萧公权、张彭春等有识之士。因此教本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南开大学集体学术智慧的结晶。”

　　他说，正是这编写教本的契机，使不少学者从此将东北问题作为毕生关注的重点。如蒋廷黻于1929年离开南开后，依然在该领域努力耕耘，发表了长达数万字的《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一文，在学界引起极大反响。

　　当时南开大学的《南开双周》专门开辟“东北研究”专栏，发表各类调查成果。“九一八”事变后，及时出版“日本问题专号”，刊登有关东北问题的文章，如《东北金融之现在及其将来》《东北社会情形及教育设施之概况》《日本对中国之侵略政策》《日本政党史及最近各政党之现状》等。这些调查研究的成果，后来构成了《东北地理教本》的基本内容。

　　龚克表示：“这本书的独特之处，是在地理知识中蕴含了当年南开人强烈的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力透纸背!正是这种社会责任感，将相对稳定的地理与激烈动荡的时政结合起来，让这本书充溢着明烈的时代感。今天的教育工作者特别需要学习和传承这种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时代责任感，将此寓于我们各自本职的教育工作之中，浸润青年一代，使振兴中华的事业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