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历史教育学者的民族担当
来源：团结报 作者：张绪忠   2022-09-22 09:46:22

　　历史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给后人以启示，还在于民族意识的培养、伟大人格的陶冶。清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深切感受到外国侵略对中国造成的巨大影响，于是在教育救国思想和理念的感召下，积极投身于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和历史教学中，企图达到文化救国的目的。抗日战争时期，历史教育受到广泛的重视，其中本国史的教学时间和教学课时明显增多，历史科目的课程标准也进行了重新的修订，以适应战时教育的特殊需要。

　　民国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夏曾佑在其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中把对民族前途的关心融入进去，他说：“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故史学者，人不可无之学……目前所食之果，又不能不与读史，若是者将蔚之何哉?是必有一节焉，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表明他试图以历史教育和教学唤起广大民众的爱国心，这与当时掀起的民族主义思潮不谋而合，体现了作者的深层用意，也体现了作者深深的爱国之情。

　　抗战时期的历史学者更多的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历史学者关注历史的学术性，其治史的严谨精神和周密的史料分析是一个历史学者最起码的要求。然而历史的价值还在于其借鉴作用，关注社会、关心现实应该成为那个时代历史学者的共同诉求。

　　建立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但这种诉求对精英知识分子的意味是不同的。研究历史必须认识过去，更要认识现在。梁园东在《高中本国现代史》中指出：“现在既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时。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关注现实、启迪民生，正是历史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任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了无数历史教育工作者从民族大义出发，积极投身到历史教育和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中。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全国上下一致要求振兴中华民族、复兴民族大业。民族教育思想便在全国民众的呼吁中，蔚然而起成为我国教育的一大思潮，而历史教育必须负起中国民族复兴的伟大重任。从民族的需要来说，从教育本身的使命来讲，当时的中国都需要民族教育，普遍的养成人民的民族国家观念，恢复民族固有的精神，谋中华民族的复兴。

　　运用历史来激发民族意识和培养民族精神很快成为当时学界的普遍共识。抗战期间，具有强烈民族责任感的朱经农认识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民族意识，那么国民碰到民族危急的时候，自然不知道怎样去爱国。他主张应积极利用历史来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和民族观念。历史学家吕思勉希望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者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注意历代忠勇先烈人物的颂扬，语句要扼要生动，以激发学生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尽量叙述历史事实产生的因果，本国史部分要重于外国史部分，叙述外国史时也应以本国史为立场。下笔须慎重免错误，取材须新颖毋陈腐，前后须照顾勿凌乱。历史学家顾颉刚从来没有泯灭自己的爱国热情，虽然他在历史教科书中认为中国的远古时代都是传说，多是不可信的，但他积极倡导编写中国民族史，激发民族的爱国热情，抵抗日本的侵略行径。历史学家傅斯年用考古的方法证明了商朝不仅是真实的历史实体，而且是繁荣和成熟的文明。傅斯年的发现恢复了中国上古史的真实性，对民族自豪感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傅斯年还利用历史证据谴责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傅斯年在编订历史教科书中指出，历史课程中本国史的教育价值在于培养民族精神、启发民族意识，即便外国史也是如此。进而指出，应借历史锻炼国民的自重心，启发强固的民族意识，以便准备为国家之独立与自由而奋斗。

　　可见，民族主义和民族责任感是无数历史教育工作者积极倡导的，也一直是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编写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历史教科书演进的文化透视”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