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谣为枪: 童谣与抗战时期的儿童教育
来源：《民国研究》刘齐   2023-07-27 15:26:16

　　提要：童谣作为儿童之间经常传唱的一种表现形式，因其形式简短，富有韵脚和格律，在中国历史上长期流传。抗战时期，为了抵御外侮，救亡图存，开始尝试用童谣的形式对儿童进行抗战教育。童谣在抗战时期，从其思想性到内容上都被进行了改造，从而创作了一批新童谣，并利用传统的教育形式、流行的曲艺形式、发行刊物等多种方式进行有效传播。但随着童谣教育功能的不断扩大，童谣与“儿童本位” 之间的关系，也值得进一步讨论和思考。

　　关键词：抗战时期;童谣;儿童教育

　　童谣，在古代也被称为“孺子歌”“小儿谣”“小儿语” 等，这里面“孺子”“小儿” 皆指儿童，由此可见，童谣的主人是儿童。虽未必创自儿童，但必出儿童之口。周作人言：“儿歌者，儿童歌讴之词，古言童谣。”把“儿歌” 当作了“童谣” 的另一称谓，只是古今不同之名而已。在本文中，笔者对此不准备专门讨论，只以此解释说明，文中所引的童谣，以传统意义的 “童谣” 抑或 “儿歌” 为主。

　　正是由于童谣主要是通过语言创作，依靠语言传播，因此讲求口述耳 听，要入心入脑。而儿童年幼，天真无邪，好奇心重，求知欲强，处在语 言习得、思维形成的关键时期。所以，人们很早就发现了童谣在儿童成长 中的价值，尤其在儿童智力、道德、审美等方面的发展至关重要，便有意 识地利用童谣的形式，创作出适合儿童学习唱诵的童谣，强化了童谣的教育性。

　　进入民国，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从1918年开始，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等便开始在全国范围征集民间歌谣，1920年成立了歌谣研究会，1922 年又创办了《歌谣》周刊。这一 “歌谣运动”，在全国征集到 13000多首歌谣，其中不乏大量童谣。据此，周作人、冯国华、褚东郊等撰写了一系列研究童谣的文章，分析了童谣的起源、分类、特征及其在儿童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指出传统童谣“音韵流利，趣味丰富”，“思想新奇”，“不仅对于练习发音非常注意，并且富有文学意味，迎合儿童心理，实在是儿童文学里不可多得的好材料”。

　　而到了抗战时期，随着战事日蹙，在早期西方教育理论的熏渍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助力下，童谣就已不再是简单的“童谣”，日益成为教育下一代从小立志救国的有力的武器。目前，有关抗战时期的童谣，学界已经有了关注，不仅对这些童谣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搜集、整理， 也在童谣的艺术特色、思想内容上有了初步研究。不过，这些研究与对同时期其他体裁的作品研究相比，还显得比较单薄、零散。而事实上，这些童谣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对儿童的教育尤为重要。从孩子们的传唱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儿童内心深处的呐喊，也可以听闻这个时代的呼号。故笔者就此进行了初步梳理，以供学界参考。

　　一、抗战时期童谣的创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沉重一击，让全国各族各界民众迅速觉醒。由此，进入了长达十四年的抗战时期。在这场历时长久、艰苦卓绝的战争中，无论是武装战线，还是文化战线，都在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战。特别是在文化战线上诞生的各种诗歌，更是延续了整个抗战过程，表达了中华儿女誓死不当亡 国奴的决心和信心，传达了全国军民团结一心的豪迈气魄和气概，唱出了人民必胜的斗志和意志，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正是在谋求强国复兴、抵御外侮的形势下，童谣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与日俱增。有人对童谣在抗战中的作用寄予了厚望，认为“假如把用文字写成的文学，变为口头上的文学，那末，宣传的效力，不更广大吗? 宣传的地域，不更普遍吗?” “歌谣是通俗文艺部门中的一种。它的文字最自然，意义最明显，音节最天然，它不受板眼、调子的限制，只要随口唱出来就行，也不受性别和年龄的限制，无论成人小孩或者男子妇女，都可随心念唱。故历代以来的歌谣，大都由口头传诵，流行民间，虽然年代久远，仍旧受着民众的欢迎。在抗战的现阶级，假如能把旧有的歌谣改编，或者新写，使歌谣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在质量上有所改进，对于抗战宣传，那是有着极大的帮助的。”

　　事实上，“自新教育风行以后……于是儿童文学的呼声，就日高一日， 教育家就视为急不可缓的事情”，而 “儿歌在幼儿前期的儿童看来，尤为重要”，因为 “儿歌在教育上自有其独立的价值”。正如周作人所言: “若在教育方面，儿歌之与蒙养利尤切近”， “幼稚教育务在顺应自然，助其发达，歌谣游戏为之主课”。因此，在抗战爆发之后，利用童谣对儿童进行教育，就成了教育学者首选的形式。

　　作为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十分重视儿童的成长，把儿童作为国家发展的未来。因此，陶行知创作了几十首儿童诗歌来宣传爱国抗日，表达对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向往。陶行知先生倡导 “教人做人，教人做真人，教人做真善美的新人”，在外敌入侵的情势下，他提出首先要做一个 “中国人”，以此教育儿童 “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对儿童、对民族、对国家充满了希望。

　　而在日常生活中，他更是号召孩子们要适应目前的粗茶淡饭，抵制日货，如在 《生活教育小影》中，陶行知说：“青菜豆腐糙米饭，还要看，要想，要谈，要玩，要干。唤起四万万五千万， 瞄准侵略， 战， 战， 战!”又如：“好少爷，真不错，宁可裤子破，不买东洋货，如买东洋货，没人嫁你做老婆。好姑娘，顶呱呱，宁可打赤脚，不愿穿丝袜! 如果穿丝袜，便是一个女王八。”这才是 “好少爷”“好姑娘”。

　　教育家邰爽秋也是很早就注意到了童谣的教育作用。早在“五卅惨案” 发生时，就写作了一首《奋斗歌》，抗战爆发后，他将《奋斗歌》略加修改，新编为《救亡歌》三首，其一为：“我中华之青年兮，何徘徊于歧路?独不见灿烂神州，强邻相逼处?杀戮我弟兄，凌虐我父母。谁无心肝? 谁不愤怒? 整我奋斗旗! 击我奋斗鼓! 冲锋陷阵! 破敌杀虏! 宁为中华之雄鬼，莫作亡国之怯奴! 宁为中华之雄鬼，莫作亡国之怯奴! 我青年，须觉悟! 我青年，须觉悟! ”读着这些悲壮、激昂的词句，即使是时光逝去了百年的今天，仍然会使人产生一种庄严、圣洁的感情。

　　除了教育学者外，其他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士，也都以极大的热情参与 到了童谣的创作中。如与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同学，就读于开封圣安得烈学校的王皎我，毕业后先后在河南漯河临颍甲种农校和广东东山培正中学教书。在临颍甲种农校期间，王皎我就大力提倡革命文学，通过诗歌、杂文等多种形式，宣传、启发学生的思想，并在校内发起创办了“飞霞文学社”，以进一步研究和创作。

　　同样作为教员的，还有四川的谢趣生。他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即在附近的中小学担任美术教员，除创作了不少抗战漫画外，也写作了像《我做庄稼你保国》之类的抗战童谣。

　　这个时候一些学生也主动援笔挥戈。在 1933 年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抗日救国诗歌》一书中，就收录了一位叫钱重六的学生的作品。钱重六，即钱庆焘，是江苏江阴人，此时正是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本科一年级的学生。在耳闻目睹日军侵略中国东北的暴行后，钱重六义愤填膺，孩子们高呼的口号启发了他，“暴日踏进我国门，杀我同胞，夺我山河。凡我国民，谁不愤慨，谁不愿执戈荷枪殉国难? 这几天走过街头巷尾，每听得一般小朋友高呼‘打倒日本倭奴! 杀尽日本倭奴! ’ 这足见一般小国民的爱国热诚，也不亚于成人。不过我觉得，应得善导他唱两首歌谣，使他永 远的唱着。比较喊口号易动人听，并足使一般醉生梦死的人，苏甦[醒]过来，万众一心的抗日”，于是，他一连“拟了六首抗日童谣，欲献给为父母的，为师表的，请切实的教导你们的孩子，使他在街头巷尾也能这样的唱着。牢牢的深印在民众的心里! ”

　　不仅是大学生，在全民抗战、共赴国难的形势下，就连年幼的小朋友也参与创作童谣来号召大家共御外侮。重庆一位年仅十岁的小朋友徐应潮创作了《抗战》，年纪虽小，但颇有思想高度：“举起抗敌旗，撞响前进钟，大中华的国民，不受任何耻辱。四万万同胞一致起来! 干! 不怕艰难，不畏困苦。杀呀! 杀呀! 杀退倭寇收复失地，完成世界和平! 争取民族解放! ”而另一位年仅九岁的谢启文在《杀敌歌》中写道:“我是小军人，我有小枪和小刀，跑到战场上，日本鬼子看见了，丢下步枪急忙逃，有的磕头求我饶，急忙赶上去，斩了他一刀，一刀又一刀，鬼子头颅搬家了。”

　　四川泸州源生昌印刷厂的工人秦光银，早期经常为副刊写民歌。抗战之时，继续发挥所长，为当地的民间艺人，乃至看相、算命的人，撰写说 唱材料、民歌民谣，供给艺人利用民间喜见乐闻的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在抗战时期童谣的创作者中，“老向” 的名字经常出现。老向，原名王焕斗，字向辰，“老向” 是他的笔名。曾就读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热衷于文学创作。在文学创作初期，受陈西滢、徐志摩等京派作家的影响较 深。这期间，他笔下的多是 “趋雅” 之作，题材多为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表现他们洁身自好、自我爱怜的思想情感。但作者很快就不满意自己的这种创作趋向，认为是 “误入歧途之作”。后加入晏阳初倡导的河北定县“平民教育运动”，“乡土情结” 成为他文学创作的中心和主题。进入抗战时期，更是将自己的笔锋直面战争形势，扎根中华大地，创作出如《月亮光光》等不少脍炙人口的抗战童谣。

　　除上述这些童谣作者外，还有报刊编辑荆有麟、王亚平、邵洵美，记者张天授，文艺工作者安娥、陈波儿，作家老舍、冰心，教师彭桂萼等等。还有更多佚名、无名的作者，也都在抗战的情势下，受此感染，奋笔 疾书，将强烈的民族危亡感化作创作的动力，并以此来教育和带动更多的 人。事实上，除去童谣，包括高级将领冯玉祥、著名学者罗家伦等也都创 作了抗战歌谣。可以说，包括童谣在内的歌谣，成了宣传抗战救国思想的 有力武器，形成了在武装战争之外硝烟弥漫的新阵地。

　　二、抗战时期童谣的传播方式

　　谣的重要表达形式就是被人所传唱。随着越来越多的童谣被创作出来， 如何将它们普及儿童之中，甚至为更多人所知，便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一)利用传统的教育形式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三字经》《百家姓》 《千字文》《神童诗》等童蒙作品深入人心，成为当时儿童幼时生活的精神给养。有很多人可能还不识字，但都可以随口背诵出一段，可谓少长咸宜，妇孺皆知。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字数不多，或三字一句，或四言一组，且句句叶韵，读起来朗朗上口。这些特点也被童谣的创作者所借鉴，甚至有意模仿。

　　比如，老向就曾专门创作了《抗日三字经》，巧用了《三字经》这种在民间广为流行的形式，但注入了抗战的时代内容，让传统文化以雄赳赳气昂昂的姿态走进了抗战宣传的行列。学者盛成在阅读后评价道：“我儿时念的三字经，至今还能背诵得出，这一部三家村私塾的启蒙课本，恐怕是识字的中国老百姓，都读过。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也可说是三字经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自然不合于目前的时代了”，而“老向的抗日三字经，可以来补救这个缺憾，而正是抗战期中所必不可少的通俗读物，可以下乡，可以入伍，可以作启蒙课本”。

　　《抗日三字经》全文不长，仅 118 句，计 354 字，但取舍精当，既回溯了从明代倭寇侵扰至甲午海战的历史，也概括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的种种暴行。在历数抗战之艰巨的同时，老向在《抗日三字经》里首先就提出 “人之初，性忠坚，爱国家，出自然。国不保，家不安，卫国家，务当先”，将爱国、卫国、报国、救国作为全篇的宗旨，更充满了 “不胜利，不停战”，“抗到底，必胜利”的坚定信心和意志。

　　《抗日三字经》创作后，获得巨大成功，不仅为儿童，也深受广大民 众的喜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新闻人王平陵说:“从前的三字经，是我第一本所读的书。当时，我的父亲传授三字经给我，我是五岁的孩子，怎样也不明白书中的意义: 但我能从头到底，反来覆去地背诵，不错讹一个字”，“在老向的三字经里，没有冷僻的字，生硬的语句，灰暗的意义，而且，一开始就引人入胜”，“这是一本有利于抗战的好书”。一些报刊还发表了对《抗日三字经》的评论性文章，对这一“旧瓶装新酒” 而“翻旧出新” 的文化现象予以了高度关注和积极肯定。

　　《抗日三字经》最初的单行本，由武汉三户图书社出版，“初版印15000 册，三天内销售一空; 再版又印了15000 册，五天内又销售一空”。为了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图书社又加印了彩色封面并改善纸张和插图，以引起更多儿童的兴趣，“所以出版不到一月就销售两万多册，打破了一切著作的纪录”。此书在纷乱的战争环境中竟大受欢迎，其销售盛况可见一斑。随后，铅字、油印、石印甚至手抄的多种版本的《抗日三字经》在重庆、延安、江苏、广西等地不断出现，风靡全国，一时洛阳纸贵。“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在西安、汉口等地连印七版，成为华夏大地广大军民争相 传诵的理想教材”。有的地方还仿照此例，增添了太平军、孙中山倡行三民主义等近代史实，灌注了强烈的民族意识，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而早先已经流传甚广的童谣作品，这个时候一些人也借用其式，重新填词再造。比如，北方地区的童谣《小小子》:“小小子，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什么呀? 点灯，说话儿; 吹灯，作伴儿。明儿个早上起来梳小辫儿。” 老舍就将其改为: “小小子，坐门桩，哭着喊着要刀枪。要刀枪干什么呀? 练刀，抵抗! 练枪，好放! 明儿个早早起来打胜仗! ”事多句简，流畅自然，允为上品。

　　除此之外，老向还创作了四言的《快浇水》《点将》等同样简明轻快的作品。受此影响，冯玉祥也创作了不少“丘八诗”。这些都是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成为传统文化形式为抗战服务结出的最早一批丰硕果实。这批作品的横空出世，犹如一颗凌空升起的信号弹，引发了勃然兴起的抗战通俗文化潮的第一股汹涌浪头。

　　(二) 利用已有的曲艺形式

　　《毛诗故训传》谓 “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事实上，谣不仅无须伴奏，甚至很多谣并没有固定的曲调，只是一种“只说不唱” 的韵文作品。但若有乐相合，无疑会增添谣的艺术性和感染力。因此，一些作者还将创作的童谣主动与乐曲相配，使之在简明轻快的旋律之中，更加让人接受。

　　但有些作者未必会亲自谱曲，便找到乡间俚调或已广为人知的歌曲套用。在这方面，陶行知的《锄头舞歌》最为典型。《锄头舞歌》是根据南京晓庄附近的山歌调子填词的，旨在唤醒大家 “争取民主自由的觉悟”。正如晓庄编辑出版的图书———《晓庄歌曲集》所述:：“南京的和平门外，北固乡一带，每到初夏农夫农妇割麦插秧的时候，及秋末冬初割稻刈草的时候，在田野里是弥漫着一种漫长的山歌调子，而且这山歌是出自农妇的口中，所以格外的使人听了感动。有时你在田间走过，远远地传来这歌声，这是在那边的山凹里，或是乱草蒙丛是小山巅方面来的。这可以使你听得格外的对这情景留恋，这时你的思想是走入诗境中去了。”显然，这首歌曲的诞生地不在大都市，而在田野地，充满了浓郁的泥土气息。但就是这接地气十足的曲调，在与陶行知的歌词融合后，竟为“广大中小学生所喜闻乐唱，流行于国内外”。

　　而陶行知在 1937 年创作的《不投降歌》则用法国儿歌《雅克兄弟》相配: “军人救国不要命。不要命，不要命，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军人救国不要命。不要命，不要命，只有断头兵丁，没有投降兵丁。军人救国不要命。不要命，不要命，捧出一颗丹心，献与亿兆生灵。”《雅克兄弟》曲调简洁优美，易学易唱，在传入中国后，被多次改编，如《两只老虎《国民革命歌》《土地革命歌》等。可见，在陶行知使用前，就已流传甚广，并已经具有了革命的 “气息”。因此，陶行知在 《不投降歌》中，多次使用两个连续的 “不要命”，借以加强和渲染决一死战、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凸显了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张扬了永做自由人、不当亡国奴的爱国精神。

　　抗战时期，歌谣成了动员大众投入民族解放战争的有力武器。为此，老舍也创作了不少歌谣。他创作的歌谣，预先就瞄准了不同年龄阶段的大众，如对青少年写的《大家忙歌》，开场便是“年轻的好汉快扛枪，去打小日本，大家忙，胆粗心细，志气刚强，保住中华好家乡，有好汉，国不 亡，年轻的好儿郎”。为刚成婚的青年们写的《丈夫去当兵》，经作曲家张曙编配了曲谱，成了在抗敌民众中广为流行的歌曲之一。

　　此外，老舍还利用鼓书坠子、套曲、数来宝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进行创作。为适应街头宣传的需要，他为汉口六渡桥的抗战画廊编写韵 文，为流动表演的 “拉洋片” 写作套曲。

　　可以说，老舍使用了一切易于抗战宣传的形式，歌谣只是其中之一， 但这在当时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正如老舍所说：“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出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我以为在抗战中，我不仅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我是个国民，我就该尽力于抗战; 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枪吧。既愿以笔代枪，那就写什么都好，我不应当因写了鼓词与小曲而觉得有失身份。”

　　与老舍一样，秦光银也擅用民歌创作新词，颇有特色，“文词虽然不够典雅，但对当时深入农村宣传抗敌救亡，作用至大”。

　　总之，正是在抗战的大背景下，一首首近似俚语俗谈，却又深入浅出、明白如画的新童谣被写了出来、唱了出来，同时也感染了不少作家、作曲家等，成为当时教育界、知识界、文艺界共同为中国儿童、中国未来所做的一件大事。

　　(三) 利用刊物发行

　　童谣虽然是口耳相传，但作为这一时期被创作出来的大量抗战童谣，要想快速、准确地传播，并且较好地保存下来，以传之后世，就必须依靠文字书写。因此，将童谣以书面的形式传播出去，就成为当时重要的途 径，而报纸刊物就成为童谣发表的首选。

　　在报纸方面，有《国民公报》《大公报》《中央日报》《新蜀报》《大江日报》《时事新报》《扫荡报》《新民报》《救国日报》《济川公报》等。这些报纸虽然创办主体不一，但都对抗战童谣进行了登载。在一些报纸的文艺副刊上面，各类抗战歌谣频频见报。报纸广阔的销路，民众对时局的 关注，使这些被刊载的童谣迅速传播至全国各地，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而刊物的话，就更多了，特别是一些刊物，就是在抗战背景下应运而 生，并积极在抗战中发挥宣传作用，如《光明》《大声周刊》《川中学生》《文化战线》《时事类编》《半月文摘》《川东文艺》《抗战三日刊》《青年界》《全民抗战———保卫大武汉特刊》《内政研究月报》《战潮》《抗战文艺》《全民周刊》《文艺战线》《战歌》《民众知识》《抗战戏剧》《江西地方教育》《抗敌导报》《战时民训》 《西线》 《慰劳半月刊》《文化动员》《四川省合作通讯》《文艺阵地》 《兵役月刊》 《抗战艺术》《广播周刊》《全民抗战》《战时民众》《抗到底》《隆昌县总动员宣传周特刊》《战时中学生》《民族诗坛》《教育短波》 《蒙藏月刊》《战时后方画刊》《乐风》《西北工合通讯》《西北工合》《文艺月刊———战时特刊》《抗建通俗画刊》《四川兵役》《军民旬刊》《经世》《中国教育》《时代精神》《抗建》《五十年代》《国民教师月刊》《奋斗》《田家半月报》《好男儿》《儿童月刊》《三民主义周刊》《本行通讯》《西北论衡》《反攻》《士兵月刊》《宇宙风》《职工通讯》《士兵周报》《国讯》《党工通讯》《农民通讯》《文学》《正信》《美术家》等。

　　一些刊物的创办发行，也有赖于抗战时期相关组织的建立。作为中华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刊，《抗战文艺》是其中在抗战时期持续时间最长的全国性大型文艺刊物。《抗战文艺》的发行，正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中所说:“这时候，文艺界同人本着向来不逃避不屈服的精神，以笔为武器，争先参加了抗敌工作。有些同人，还到民间与军队里，去服务，去宣传，以便得到实际的观察与体验，充实写作的能力，激发抗战的精神。但是，在这神圣的抗战中，每个人都感到问题是怎样的复杂，困难是如何的繁多。即专就文艺本身而言，需怎样表现才更深刻? 取何种形式才更合适? 用什么言语才更有力量?都成为问题。就是印刷与推行也都遇到不少的困难，减降了宣传的顺利。每个人都想竭尽才力，切盼着相当的收获，可是每个人都遭遇到这定非单骑所能克服的艰难。我们必须联合起来。”

　　因此，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和来自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严峻压力下，《抗战文艺》紧密依靠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吸引并团结爱国的拥护抗战的作家，发表了包括童谣在内的抗战作品，为战时文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宣传动员群众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文艺者是人类心灵的技师，文艺正是激励人民发动大众最有力的武器”，“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使我们的文艺战士能发挥最大的力量，把中华民族文艺的伟大的光芒，照彻于全世界，照彻于全人类，这任务乃在我们全中国从事文艺工作友人们的肩上”。

　　还有一些刊物则是一些作家自我组织发起。其中，《抗到底》最为典型。《抗到底》是 1938 年 1 月 1 日创刊于武汉的政治与文艺的综合性刊物，由老向担任主编，以“君文”的名义发行，由汉口的华中图书公司总销售。《抗到底》为半月刊，从第10期起，由何容任主编。后因武汉屡遭日军轰炸而迁至重庆继续出版，发行人为老向，由生活书店代售。刊载小说、诗歌、大鼓、歌曲、通俗故事等，宣传抗战。主要撰稿人有老向、老舍、何容等。《抗到底》以 “抗战到底，建国必成” 之意取为刊名。在《发刊词》中，这样写道:“我们希望这里边的每一篇文章，甚至每一个字，都有炸弹般的力量，炸碎敌人的阵垒。所有的作家，学者，与全体抗战爱国的同胞，只要有‘多写一个字，多增一分抗力’的热诚，便都是本刊的合作者。我们希望登载各种不同体裁的文字，得到无量数的读者，也就是希望得到无量数的战士。《抗到底》这个名称，充分代表着本刊的特性:我们要根绝妥协，永不屈服，抗战到底。我们不说大话，但绝对不说软话。不说于抗战无益的话，更不为谁造消闲趣话。我们愿以血为墨，使文字化为武器，赠与全国的同胞。”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抗到底》刊发了多种通俗文学，除了童谣外，鼓词、京剧、小曲、通俗小说等，都是《抗到底》刊发文章的常见体裁，其共同点是都反映了抗战救亡的内容，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前文所述的《抗日三字经》最初就是在 1938 年 3 月 1 日发表于《抗到底》第 5 期，并引起了强烈反响。

　　此外，一些经典的童谣还会在这些刊物之间相互转载，如前文提到的邰爽秋的《救亡歌》，最早在1935 年第 2 期 《中锋》上刊发，后又出现在1936 年第 4 期 《西北向导》、1936 年第 5 ～ 6 期 《中国学生》中，在抗战后期，又以 《青年从军歌》为题刊于 1944 年第 7 期 《国是》、1944 年第7 ～ 10期 《兵役月刊》、1944 年第 11 期 《三民主义半月刊》、1945 年第 11 期 《时代精神》上。这无疑也进一步扩大了这些抗战童谣的影响。

　　虽然刊物很多，但有的刊物因物资匮乏、经费短缺而难以维持，不得 不停办。不过，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抗战歌谣却激发了广大民众抗战救亡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大家创作歌谣的热情。

　　三、抗战时期童谣的主要内容

　　随着童谣教育价值的不断彰显，特别是经过仁人志士的大声疾呼，一首首具有抗战时代特征的童谣被不断创作出来。

　　对儿童进行教育，最重要的就是立志，从小树立起一定的志向，并为 此努力学习奋斗。在抗战时期，最紧要的便是救国。因此，人人争做“小英雄”，就成了童谣中要塑造的形象。比如，“我们都有两个宝: 双手与大脑; 我们要用三种杆: 笔杆、枪杆、锄杆! 两宝并用，三杆齐挥，我们都是小岳飞! ”用到了历史人物岳飞，让孩子们边学、边农、边战。同样，《小英豪》里将儿童应从小要学习做的事情，逐一列出，用正面示范的方式，告诉儿童怎样才能成为一个 “小英豪”:“小英豪，年纪小，志气高!小英豪，不偷懒，身体好。小英豪，勤读书，又能教。小英豪，会演剧， 会慰劳。小英豪，爱唱歌，出壁报。小英豪，不怕苦，能耐劳。小英豪， 懂道理， 不撒娇! 小英豪， 儿童团， 模范好。小英豪， 很活泼， 天天笑! ”

　　当然，想做小英雄并不简单，首先还是要好好学习，不可 “荒于嬉”，因此，就是有当时颇受人喜欢的“大戏” 来了也不去。“拉大锯，扯大锯，县城里，唱大戏。爹不去，妈不去，小宝宝，也不去。爹爹忙，栽树秧，妈妈忙，去采桑，宝宝忙着上学堂。树长大，作栋梁，蚕长大，吐丝长，宝宝长大打东洋。”这首《拉大锯》在已经流传甚广的原作上进行了修改，旧作新词，更富新意。

　　除了要让儿童从小立志报国外，还教育儿童不能做汉奸，“橄榄核，两头尖，为人不要当汉奸。汉奸走狗最下流，受人管束不自由。卖国家，丧主权，真正不值一文钱，万人同唾骂，遗臭到万年”。因为汉奸的形象是“丑陋” 的，只有爱国的人才是“真善美” 的，所在在《汉奸真正丑》中，每句都提到了 “汉奸真正丑”，以强化儿童对汉奸的印象:“汉奸真正丑，一见鬼子就磕头! 汉奸真正丑，被人牵住做傀儡! 汉奸真正丑，自己老婆倒了霉! 汉奸真正丑，出卖祖宗把脸丢! 汉奸真正丑，卖国求荣骂名留! 汉奸真正丑，惨杀同胞不如狗! 汉奸真正丑，挨了耳光又挨揍! 汉奸真正丑，为了三块钱把丢命! 汉奸真正丑，上了刑场说回头! 汉奸真正丑，死了还遗万年臭! 汉奸真正丑，为人不可此路走! ”同时，还要提高对汉奸的警惕，“村子旁，大路口，阿毛小狗来站守! 假如你要进村庄， 没有路条不能走，遇到汉奸日本佬，一个也逃不了! ”

　　在抗战中，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侵华日军，不少童谣也给日军以强烈的谴责，“日本鬼，矮磨磨，矮龟心肝大过箩; 抢了东北又华北，占了华北想黄河。日本鬼，矮磨磨，把我同胞当猪猡; 到处杀人又放火，白骨成山血成河。日本鬼，矮磨磨，矮鬼没有我们多;只要大家团结一条心，矮鬼就喊‘没奈何’! 日本鬼，矮磨磨，杀尽日本侵略鬼，百姓日子才好过，老老少少笑呵呵! ”在童谣中，对日军无论从形象还是人格上，都予以了 “矮化” 处理，足见国人对日军的痛恨。作为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面对日军来袭能做些什么呢? 有些童谣给了启发，如 《辣死小鬼》:“一呀一， 二呀二，日本鬼儿，吃凉粉儿，热油辣子多放点儿，辣胡儿辣胡儿真辣胡儿，嘴上辣个红圈圈儿，眼角辣得烂边边儿，疼得小鬼儿倒路边儿，翻着白眼儿望着天儿。”这当然是不现实的，但就是以此告诉儿童，时时处处要利用可以使用的一切来打击侵略者。

　　而在抗战中，最可爱的人当然是我们浴血奋战的将士，在大人的带领 下，儿童也会去犒劳将士，“摇摇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给我糖果和酒肴，糖果酒肴我不吃，送与抗敌将士作犒劳”，或是慰劳伤兵，“张家姑，李家嫂，手拉手，去慰劳。一个带糖果，一个带肥皂，走到医院里，伤兵嘻嘻笑。分糖有姑姑，洗衣是嫂嫂，将士心欢喜，伤口早 日好。伤好出医院，又向前方跑，杀退日本鬼，国保家也保”。由此，也希望儿童向将士们学习、致敬，今后也成为这样的 “英豪”。

　　还有一些抗战童谣反映了在日军压境下的苦难生活，并且配以河北民 歌 《小白菜》的曲调，以哀婉、凄怆的语气，渲染出了国破家亡、背井离乡的悲伤痛苦氛围:“小白菜呀，遍地黄哟，东洋鬼子，太猖狂啊。飞机炸呀，大炮轰哟，中国百姓，遭大殃啊。家在江南， × × 乡哟，鬼子来了，都烧光啊。家乡烧了，没处藏哟，剩下一个，来逃荒啊……”

　　总之，抗战时期的童谣非常多，基本上以抗战宣传为主，有的还被辑录出来，如 1939 年的 《儿童亲卫队》，就收录有 《小义勇军》《小小儿童》《儿童亲卫队》《七七谣》《小打铁》等三十多首，热情歌颂了抗战中勇敢成长的年幼一代。

　　四、余论

　　从历史角度来看，童谣作为民谣的一种，本应符合民间百姓一种自发 性创作的特点，从而不具有创作的连续性，相互之间也不会有必然的关联。但在抗战时期，童谣作为抗战文学或抗战文艺的一种体例，基本贯穿了抗战十四年全阶段，甚至还影响了之后的解放战争期间的创作，持续时间之长，参与创作者之多，作品数量之大，实为近世所罕见。

　　同时，童谣也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别受自然环境、交通地理、地方 风貌的影响，传统的童谣一般在诞生地所在的有限区域内流行，这也决定 了受众面的狭小。但在抗战期间，全民族遇到了共同的危机，童谣的创作 也就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不管东西南北，纷纷呈现，形成一种民族意识集 体的表达，加之刊物的发行，使一地的童谣很快就越过千山万水到了另一 处，并引发强烈的共鸣，从而在锻炼儿童语言表达能力的同时，也启迪了 他们认识现实社会的能力; 在培养儿童爱国情操的同时，展现了国人高昂的民族气节; 在鼓舞年轻一代斗志的同时，增强了全体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念，使得一首首童谣被创作、被传诵、被宣传，逐步深入人心。

　　抗战时期的童谣，产生于抗战的大背景之下，具有鲜明的抗战宣传特点，虽然我们今天已不再唱诵，但通过文字的记述，我们今日依然可读可 见。与历史上传统的童谣相比，除内容上抗战教育宣传的因素更浓郁外， 更多了些铿锵有力之感，少了些孩童的牙牙学语。同时，作为面向全国儿 童的童谣，有的也就很难考虑方音方言之别，只能整齐划一了。因此，就 出现了秦光银笔下的《做衣服》: “麻雀叫，‘梭梭音! ’ 姊妹二人共盏灯。你出线，我出针，做件衣服送壮丁。壮丁为国打日本， 冲锋陷阵愿牺牲……”为了表现出麻雀的叫声，从而引起孩子们的兴趣、好奇、模仿，就只能用看似相近的同音词代表，可这样就略显生硬。

　　还有不少童谣，虽然面向全国公开发表，但仍保留了创作地的地方特色。比如 “金银花，十二朵，甲长保长莫 ‘冒火’，莫捉我，莫捆我，抽我当兵我不躲” 中的 “冒火”，表示发怒或生气，是四川、重庆的方言的特殊表达。同样， “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弟弟一吹冲锋号，哥哥拖起机关炮;快开炮，炮快开，一炮打他三十三，三炮打他九十九，打得日本鬼子只是抖” 和 “白飞机，天上飞，飞来飞去起堆堆; 飞机飞，飞机叫，飞机上有机关炮; 机关炮，打敌机，打得敌机惨些些; 说他惨，真是惨，尾巴冒烟烟，奥田精叫喊”中的 “只是抖”、“精叫喊”，也是四川方言的表达，意即不停地抖、不停地喊。再比如前文所引的童谣 《日本鬼》里面所说的 “矮磨磨”， “磨磨” 的意思是 “矮得如磨盘般”，这是惠州方言的使用。而这些内容，虽然通过刊物传播到了全国，即便能读，但有时不解其意，更何况，这也只能用当地方言读出才会有地道的韵味。

　　所以，在抗战时期童谣不断被创作、被书写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 “谁的童谣”? 郭沫若曾说: “儿童文学，无论采用何种形式 ( 童话、童谣、剧曲) ，是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由儿童的感官以直塑于其精神堂奥，准依儿童心理的创造性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儿童文学其 重感情与想象二者，大抵与诗的性质相同; 其所不同者特以儿童心理为主体，以儿童智力为标准而已。”这当然也是抗战时期童谣作者的初衷和希望。

　　但我们需要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童谣并不是产生在对儿童的教育意识里，而是产生在作者们实现自我理想的诉求中，产生在对现实成人社会深切的感受中，产生在对更美好的未来社会的理想中。而作者们则将童谣与儿童教育视为方向一致、任务相同，把童谣当作一件“形象化”的外衣，披在了“教育”的身上，成为“形象化的教育”，以区别于过去的、已经不合时宜的 “不形象化的教育”，从而在他们的精挑细选和字斟句酌后完成了教育的使命，因此是否可以说，“童谣” 就是教育儿童的童谣。特别是在那个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年代，原本欢快轻松的童谣被赋予了沉甸甸的使命，加之作者来源甚广，每个人的经历阅历不一，在满腔愤慨之中，所作童谣，或文辞不雅，或打打骂骂、砍砍杀杀，意欲燃起的血性，却充满了血气、杀气、怨气，甚至是戾气，超越了儿童的认知和心理承受限度，这确实是始料不及的。

　　当 “教育” 的功能被不断放大，认为通过童谣就可以让儿童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些 “应该” 与 “不应该”，究竟是成人的目的，还是儿童的目的? 所以说，抗战童谣既塑造了儿童的生命历程，同时也被生命历程所塑造。随着一群儿童准备踏入童谣的 “文化世界”，年龄稍大一些的儿童就要开始脱离 “儿童” 这一类别，进入童谣所描述的“现实世界” 之中了。

　　可能最初的童谣，或者说童谣本身并无目的，它不过迎合了儿童的本能与兴趣。童谣中教育的真谛，也就在于通过童谣，儿童可以得到在情感、认知、行为规范方面的发展，但就其目的而言，儿童传唱童谣，可能仅仅是一时之兴，或者某种程度上的 “自我教育”，其余种种无非体验和享乐附赠给他们的 “礼物”。这或许就是大多数童谣仅仅停留在一个时期， 或者仅仅写在了纸上的原因。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或质疑抗战时期作者们在童谣改造革新方面的努力。并且通过阅读这些童谣，我们依然会被其中拼搏奋进、斗志昂扬的精神所感动。“这些虽然是童谣，但字字句句包含着抗战军民对家乡的热爱，对日寇的仇恨之情; 童谣的诞生流传虽然已经过去 70 多年，但至今依然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当时抗战前线危机四伏的紧急形势。当年的小 孩如今已是耄耋老人，唱着记忆犹新的童谣，曾经的一幕幕仿佛就在眼前。”从这个角度来说，由这些作者创作的每一首童谣，都记载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教育选择，见证着在烽火连天的特殊时期里中华民族血战御侮的伟大斗争，是一段有永恒历史价值的记忆。

　　进入抗战后不久，有人就童谣写了这么一首诗:“童谣出，风雅作，奏之乐官成歌咢。歌咢成，被管弦，妇孺闻之心旷然。古乐佚，今乐存，秦汉而后激以繁。学子远播海外音，引商刻羽谐风琴。雅奏娓娓亦动听，我聆其声识其心。东邻有小儿，垂髫方幼稚。入校尚未久，牙牙学歌词。前者唱而后者和，风和日暖群鸟嬉。雏龄发音皆天籁，倾耳不觉心为怡。但愿天涯海角同奋起，家家弦歌化鼓鼙。” 这应该是对抗战时期童谣的最好解说。

　　刘齐，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原文刊载于《民国研究》第3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