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容东北流亡学生的主要学校之辗转流离的东北中学
来源：网络摘编   2014-03-19 15:07:50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相继沦陷。东北各界爱国志士于9月27日在北平旧刑部街奉天会馆成立了“民众抗日救国会”，北京社会局在西单皮库胡同设立了难民收容所，收容逃亡进关的东北同胞。救国会当即商请张学良决定在难民收容所成立东北学院，安置一批流亡学生求学，并接受抗日骨干力量的培训。张学良兼任董事长和校长。学校分为大学部和中学部。后因大学部迁走，恢复东北大学，乃于1932年将东北学院改为建立东北中学，学生按学历分编为初、高中共10个班，共约400多人，全部免费入学。并聘请流亡入关的中学教师任课。东北中学属于私立学校性质。学校设董事会，张学良任董事长兼校长，王卓然为副董事长。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李孟兴、卢广绩、王化—、孙恩元为董事。学校内设教务处、训育处、总务处，由于学生全部住宿还设有舍务处。从1932年建校到1942年停办的10年中，先后担任校长的有张学良(兼)、王化一、孙恩元、马廷英、王汉倬、杨予秀。

　　学校不但设有文化课，还有军事课，军事与文化并重。张学良给学校配备了九七步枪600多支，重机枪6挺，轻机枪11挺，手枪若干支，子弹10余万发。每人在军训操练时可领得步枪一支。学校设有武警、校警，门卫森严。刚开始时，男女学生一律穿着灰色军装，戴大沿军帽，扎皮带，打绑腿。后来改为浅黄色军装和军帽。男生一律剃光头。无论起床、就寝、吃饭和上下课，都以军号为令，军事管理十分严格。那时睡的是钢丝床，还挂有蚊帐，可臭虫蚊子还会常来肆虐，有时使人不得安睡。同学们对内务搞得特别整洁，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一日三餐，早餐是咸菜或黄豆、玉米大楂子粥，午、晚两餐多为米饭、干粮、一碗菜。每周都先公布食谱，有时也会改善生活。师生感情比较融洽，每逢“九一八”同吃高粱米饭，共饮黄连水，卧薪尝胆，誓报国仇。

　　1932年春夏之交，国民党争夺学校领导权，遭到有些同学反对。一天早晨突然有同学告诉大家不要去上课，于是，全部同学集聚在宿舍里，不敢外出。校门、旁门都有人把守，不准出入，连炊事人员也不能外出采购。过了一天一夜，一切恢复正常，闹事的同学另起炉灶，在报国寺办起了知行中学。后来知行中学作为中山中学的南校。

　　学校经常对同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33年，同学们曾节食一顿饭，用伙食费铸造一口警钟。钟上刻着万里长城，长城外刻着东北三省地图，图上刻着“夫差！尔忘越王杀尔父乎！”和“卧薪尝胆”的警句。这口警钟挂在校内操场上。开始，当每月18日到来，全体师生集合举行国耻纪念会，升旗、默哀，唱校歌，然后敲钟，按“九一八”日寇入侵的月日，先敲9响，再一响，后8响，并且还按日寇占领东北的月份来敲钟，如1933年日寇已占领东三省26 个月，则还要再敲26下，用以警告同学们家乡失陷的日子。后来这种纪念会改为一年一次。

　　每次纪念会都请东北知名人士如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马占山、苗可秀等来校，讲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杀敌的事迹和东北父老兄弟与敌人斗争的情况，使同学们觉悟不断提高。在此期间，学校当局也常组织大家上街游行，一路喊着口号：“抗日救国”“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并且高唱抗日歌曲。

　　1935年华北吃紧，国民党当局与日寇签订了《何梅协定》，规定凡有抗日色彩的团体、学校一律撤出北平。当时正值张学良从意大利考察回国，被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司令员。他为了照顾继续流亡的东北子弟学习，决定于1935年将东北中学从北平迁往河南鸡公山。　

　　1936年下学期学校成立学生自治会。自治会的成员多为民先队员。抗日救亡活动大都通过自治会进行，非常活跃。同学们举办各类读书会和时事讨论会，成立流动图书馆，在校内外出墙报、黑板报及油印小报，开文艺晚会，组织海燕诗歌社，成立歌咏队。《五月的鲜花》的作者阎述诗常常教大家唱革命歌曲和世界进步名曲。同学们尽情歌唱，把抗日歌曲送到山下，送上街头，还远到信阳和孝感等地作募捐宣传，支援绥远前线；并且沿京汉铁路各个车站，宣传抗日救亡，揭露日寇的血腥罪行。“九一八”周年纪念日，同学们下山到京汉铁路新店车站散发传单标语，隔窗向乘客宣传。

　　“一二·九”学潮的胜利，使学校规章制度逐步健全，运行机构正常，秩序井然，教师教学质量日益提高，同学勤奋学习蔚然成风，“打回老家去”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开展，进步思想广为传播。

　　1936年发生西安事变，由于张学良是董事长兼校长，河南绥靖主任刘峙电令鸡公山驻军：“搜捕东北中学，将该校学生押解出山海关”。后经孙一民校长据理力争，上告至武汉行辕主任，才免于出关。但政府当局竟派出两个团的士兵，将东北中学团团包围，不管寒风刺骨，竟把只穿衬衣的同学们从被窝里赶到操场集合，将所有的枪支弹药全部收缴。并且搜查宿舍，不少师生上了黑名单，一些进步师生迅即逃离鸡公山，奔赴北平、上海各地。 在白色恐怖下，学校的抗日救亡活动已不能公开进行。当局视东北中学如赤祸之地，山上除原有驻军外，刘峙并增派清剿总队一个营将东中巡逻包围，搜查警戒，并开除了11名进步同学，民先骨干已被迫离去，抗日救亡运动转入低潮。学校开课亦成问题。

　　　 七七抗战爆发后，学校于1937年迁往湖南邵阳桃花坪。在桃花坪上课期间，教育部派来军事教官文诚和训育主任白伯坚，对进步学生进行暗查和迫害，加上学校伙食很差，同学更是怀恨在心。有一天，当傅茵波老师去高九班上课时，课室空空没有一个人来上课。 教官、训育主任等闻讯，到处追查，声言要处罚这班同学。同学们即以此为导火线，闹起了学潮。全体同学罢课，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贪污，改善生活！”。1937年7月，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周天放对东北中学进行整顿，派赵雨时担任校长。全校师生闻风而动，立即停课，日夜站岗放哨，将赵等拒之门外。赵即采取分化手段，在山上南岗觅房，挂上“东北中学临时办事处”的牌子。同学们更为愤怒，几次将牌子摘下，并高呼“ 赵雨时滚下山去”。 同年12月底，驻军又重重包围学校，强行护送赵雨时入校，占据了校长办公室。第二天适逢山中大雪，同学们三五成群，乘雪夜抄小路，从驻军岗哨的缝隙中冲了出去。一百多人奔赴武汉，多次派代表向汉口教育厅请愿。学潮持续数月之久。1938年4月，教育厅被迫撤换了赵雨时，另派地质学家马廷英为东北中学校长。从此学校由国民党教育部接管，改为国立东北中学。

　　是年秋，又因长沙大火，日寇入侵湖南，东北中学在桃花坪只呆了四个月，于1938年冬，奉命往四川静宁寺搬迁。从桃花坪到静宁寺，行程长达10个月。 4月份，学校命令徒步到芷江。师生凭着两条腿走曲径，爬高山，风餐露宿，走走停停。有趣的是，桃花坪的校舍是国民党丁廉将军借出的，当时只收一元法币，作为象征性的房租。当东中迁离桃花坪时，留下很多家具和图书等无法带走。丁家即以东中所赠，在原址办起了另一所东北中学（初中），直至邵阳沦陷才停办。直到该校毕业生后来在重庆谈及，才知东北中学曾有过双包胎。

　　芷江是湘西较大的一个城市，是湘黔的交通要道，建有飞机场，常有敌机来轰炸。学校只得尽快离开芷江，到达贵阳。贵阳不能久留。学校包了二十多辆汽车，经过息烽、遵义、娄山关、桐梓，到綦江、重庆、自贡市，然后才到四川威远县静宁寺。从湖南桃花坪出发至川东自流井的静宁寺，越湘西，穿贵州，走川东，行程数千里，耗时半年余。在这段旅程中，东北中学师生历尽艰辛和磨难。

　　东北中学过着严格的军事生活。女同学都剪着短短的男式头发，穿绿色的军装，戴军帽，穿草鞋，俨然和男同学一样。每逢“九一八”，举行纪念“九一八”国耻日活动，表现了东北中学同学抗日救亡的决心和爱国主义精神。同学们都要吃高粱米饭，喝黄连水。流亡到西南方时没有高粱，就只喝黄连水，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高粱叶子青又青……”。每到年三十，按照东北人的习惯包饺子。分班包饺子，十分热闹。在等饺子吃的时候，大家就情不自禁地唱起“爹娘啊！爹娘啊！……”和“打回老家去”等抗战歌曲。

　　1939年学校迁至川北三台自流井，校址是当地一座破龙王庙改建的国本中学旧址，与静宁寺相比，条件相差很远。东北中学成立了三青团支部，解聘进步教师，开除进步学生。进步师生发起罢课，把三青团头子驱逐出校。1942年冬，国民党当局调来一个营的保安队包围学校。学生们赤手空拳，掀砖揭瓦与之拼争，一直坚持3天，终因过度疲劳，又值天寒衣食不济，保安队趁夜爬墙强行进入学校，旋即宣布解散东北中学，将师生并入川北三台县的国立第十八中学。

　　东北中学在敌寇侵扰下，巅沛流离，苦苦支撑，最后被解散，但她培养出大批人材分散在海峡两岸，世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