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中西迁八年路（一）
来源：《方永蒸回忆录（节选）》   2025-06-09 17:06:29

　　【编前语】1937年，抗战爆发。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与其他百余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们，开始了艰苦漫长的西迁。原北平师大附中(含南校师大附中、北校师大女附中)的部分学生，也加入了西迁的大军。

　　原北平师大附中随校西迁，1937年首至西安。当时，附中的冯成麟、张建侯、崇信、金少曦等18位知名教师齐聚西安，共同创建了西安临时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由北平师范大学方永蒸教授代理高中部主任。

　　1938年3月，“临大附中高中部”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大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方永蒸教授临危受命担任校长。创建高中部的18位教师知悉后，怀着景仰的心情设宴欢迎，席间，郝圣符先生异常激动，不无戏谑地说：“我们这是‘十八罗汉’捧观音呀!”西迁纵然困难重重，但是由“十八罗汉捧观音”形成的优质教师队伍，为完成初始建校、开展教学、成果累累各个阶段的任务，提供了有效的保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它是由京、津地区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天津大学前身——编者注)三校为主，西迁陕西西安而组建成“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由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共同开创的中国教育史上空前的大迁徙，为保存国家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基础起了重要作用，无疑会被写入史册。而师大(女)附中部分师生共同完成的西迁壮举，自然也被载入女附中百年的历史，为后人铭记。

　　本文根据《方永蒸回忆录(节选)》(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第63集》，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进行了摘选，为便于阅读，由编者加了文章题目和大小标题。

附中西迁简图(西北师大博物馆图)

　　北平师大附属中学一部分师生也来到西安，组成一个学校——“西安临时大学高中部”。主任姬先生没(从北平)出来，就由我代理高中部主任，此后就不能清闲。

　　为谋应变计划入川探路

　　这期间，生活虽安定，但敌机常来轰炸，于是我们要躲警报，钻防空洞。后来太原沦陷，临汾吃紧，西安也不安全。学校乃向教育部申请，迁校四川。教育部怕动摇人心，不准。但学校不得不作应变计划，乃以宣传抗日为掩护，组织南下宣传队，实则探路，为师生徒步迁徙做准备。从陕西宝鸡到四川成都，那时徒步行程为24站，分三大段：陕西宝鸡到汉中，共8站，崇山峻岭，人烟稀少，生活极为艰苦，叫做“穷八站”;汉中到四川广元，共8站，气候温和，物产尚可自给，叫做“不穷不富八站”;四川广元到成都，也是8站，物阜民丰，号称天府，叫做“富八站”。所谓探路，专指穷八站这一段而言。南下宣传队共组四队：第一队由体育系作开路先锋，代表教育学院;第二队由理化系、生物系、地理系组成，调查各地气象、生态、通信等，代表理学院;第三队由国文系、英语系、历史系组成，为宣传抗日的主力，到处演讲、编壁报，深入乡村;第四队由医学院组成，保健、医疗等。每队由三四年级学生组成，由队员选出队长、副队长，负责指挥，学校请相关各系教授两人为正副领队，总领队为体育系董守义教授。

　　1937年10月某日出发，从宝鸡渡河，徒步越秦岭，经留坝、凤县，再过柴关岭，到达汉中盆地区褒城、南郑。沿途宣传，并详记行旅所需的各项资料，1938年2月才返西安。

　　学校奉命迁往汉中

　　这时教育部已准学校迁往汉中。3月，全校师生眷属组成四个大队，宣传队员全部编成警卫队，荷枪实弹，走在各大队前面。

　　我们先坐火车从西安到宝鸡，然后沿宣传队所走路线，分四个梯次徒步南行，浩浩荡荡，颇为壮观。老弱妇孺，不良于行的，雇单驴小车乘坐。附属高中自成一队，我任领队。我买了一个大的硬锅盔(一种论斤出卖的干面饼，放久了也不会发霉变坏)以便路上充饥。由宝鸡到褒城一路上非常辛苦，尽在丛山中的羊肠小道上走，每天约行三五十里路，幸好是在山谷里行军，沿路有潺潺小溪，不至于缺水。这一段路，群山环抱，耕地很少，鹑衣百结，瓮牖绳枢，生活极端困苦。

　　每天吃住，事先已由警卫队妥为安排。小地方吃的东西很困难，须吃自己随身带的大饼，大的地方还可以买到面条吃。没有旅馆可住，就住在庙堂里、学校里，没有门窗，地铺稻草，席地而眠。我们每个人都背着背包爬过秦岭和柴关岭。

　　苦虽苦，但也有乐趣，有时边走边唱歌助兴，有时还能看到些奇花异草。我们走到留坝县城，城里没有几户人家，大部分人都是颈项生赘瘤，缺碘、缺盐所致。……途中有一个最好的地方，就是张良庙，山高，树多，庙大，还有许多名人写的匾额。多日来跋山涉水，辛苦得很，在那庙里住了一夜非常舒服。第二天过了柴关岭，南望一片平原，就是汉中盆地，下山就到褒城。正值阳春三月，菜花桃花盛开，满地黄花，一片桃林，风景独美。

　　到了褒城一切就好了，这里离汉中只有三十里，离城固六七十里，从城固南渡汉水进丛山，绕行三十里，有一座非常雄伟的教堂，叫做古路坝。

　　“附属高中部”改为“西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

　　在迁校途中，学校奉教育部令，改西安临时大学为西北联合大学，附属高中部改为西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隶属于师范学院(原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

　　 为办附中，要时时冒着生命危险

　　当时校址的布置是：校本部及文、理、师范三院设在城固城内考院巷及文庙，法商学院设在城固西郊，医学院设在汉中，农学院设在沔县，工学院、师范学院体育系及附属中学设在古路坝。一切布置停当，就开始上课。

　　师范学院的教育系设在城固，而附中则设在古路坝。当时我在教育系的课一星期有6小时，同时又兼附中校长，因此，我总是两处奔波……有一次，自古路坝回城固，黄昏时渡汉江，由于这是最后一班渡轮，乘客众多，十分拥挤，又逢汉江涨水，水势汹涌湍急。幸而摆渡者都是熟手，由其掌舵的那位五六十岁的老人，最有经验，他们尽量的将船先往上游摆，然后再放船急渡过江，到城固靠岸时，老人高声叫道：“今天实在太危险了，幸而托大家的福，船差一点被浪冲跑了。”那时，我为了办附中，实在时时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附中迁址，再不必两处跋涉奔波

　　民国二十八年(1939)春，附中在城固东关外，买了一片平地，向教育部请款，建筑了几排一字型的草顶泥坯墙平房，每排有六间教室，东西各三间，中间是过道。过去再往北走是学生宿舍，男女生分开，以班作单位。另有单身教职员宿舍，在最后一排。教室中留出一间，作为教务、训导办公室，而校长室与事务处，则借用学校西边的关帝庙。此外，留有一大块空地，做为操场。校区南向，三面临靠农田，校门前面城固通往洋县的公路的南边便是汉江，所以四周很安静，也是学生读书的好环境。是年暑假，西北联大奉命分家，文、理、法商合称西北大学，校址在城固;师范学院改称西北师范学院，迁兰州;农学院迁武功，与西北农专合并，改称西北农学院;工学院迁咸阳，改称西北工学院;医学院仍在汉中，改称西北医学院，都是国立。是年夏，校舍完工，附中就由古路坝迁到城固，校名也改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从此我不必再两处跋涉奔波。

　　 实践战时劳动与生产相结合

　　由于学校占地广，校区内的空地，都有计划地分配给每一班同学，自己来经营。按学生的兴趣，有的培植花草，有的种植蔬菜，从垦地、播种、锄草、浇水、施肥、收割，挑到菜场去卖，样样都是分工合作的，大家辛勤耕种，所获得的美好收成，可以用来补贴班费，增加营养，而且也是实践战时劳动与生产相结合的教育。

　　 沐浴师恩，学生自觉奋发上进

　　附中学生除了少数是当地的子弟外，大多是从河南、山东、河北、山西沦陷区逃出的青年，他们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皆仰赖政府的贷金维生。学生伙食费少，所以每餐除了米饭以外，仅有汤菜，也买不起肉类。城固麦子产量较少，面粉很贵，只能吃米饭，学生早上都吃稀饭，很容易饿，后来勉强地每人加两个馒头。学校没有礼堂和饭厅的设备，就连图书馆，还是利用大间教室凑合的。所以，学生吃饭，是在走廊里、操场上、树荫下就地蹲着吃。即使雨点、雪花落在菜盆、饭碗里，大家也只有感激，没有怨言。若天气太坏，就改在教室开饭。当时，先生们每月的收入有限，但是，心怀慈善的先生，常为学生们添置书籍衣物，遇到学生有病患时，更是为他们医疗照顾，使他们沐浴在师恩的温暖中，人人皆自觉地奋发上进。

　　资金困难，竟有一次断炊

　　我因身兼校长和家长的双重责任，所以，无时不为学生们的生活——尤其是伙食问题而奔忙。民国二十八年(1939)暑假至二十九年(1940)底，学校一切还无太大困难，只是教育部的贷金，往往不能按时寄到，我只好东借西赊，专为这些事烦恼。民国三十年(1941)后，正值艰苦抗战，物价上涨，政府给的贷金不够用，可是仍须维持学生的伙食。真是困窘万状!回想附中在城固的六年中，竟有一次学生没有午饭吃。那一天，我正到师范学院和李院长洽谈，附中的学生，来向我报告说，午间大家要断炊了。于是，我向李院长说明困难，向师范学院先借给附中一餐午饭钱。可是，学生太单纯了，拿了钱，却到欠了账的店铺去买米，店铺的老板对他们说，这些钱正好先拿来还债。于是，学生仍没钱买米。到了中午，大家只好挨饿，实在痛心。当时，我虽然为了学校，常向人赊贷，但是，我很讲求信用，只要教育部贷金发来，一定立刻还清，绝不拖延。时间久了，他们也都信任我，不再随时来校讨债。

　　沿承北师大附中的导师制

　　西北师院附中实行导师制，这是沿承北师大附中的方法，在北师大附中时代，每班有学级主任，即相当于导师，对学生负全责，十分热心。由于本校的先生大多是北师大毕业，自然养成负责的精神，至于新来的先生，也按此规定，由此，附中的导师制，实行很成功。记得有一次，教育部规定导师只能负责二三十人，若一班级学生多，只须设二位导师。但照此规定做，反而出现麻烦，因为一班有两位导师，往往在处理问题时意见不一致，故后来仍是一班只设一位导师。

　　导师们很少有家眷，都住在学校里，他们以校为家，视学生如子女，所以，他们都尽心负责。在学生自习时，导师们大多会主动来班上巡视，有的导师在早上预习时，也来教室，替学生解答疑问。甚至学生晚间就寝时，他们也在旁看顾。若本班学生有犯错误的，导师自行处理，训导处也尊重导师的意见。

　　先生视学生如子，慷慨好义

　　逢年过节，老师们又出钱给学生们加菜，领导学生们举办各项活动，来慰藉他们思家的情绪。我也到各班去看看，与他们同乐。学校一年有两次旅行，一切计划也由导师拟定执行，当时导师与学生真是相处融洽，休戚与共，亲如家人。

　　附中的先生们慷慨好义，遇必要时肯牺牲自己的利益。记得有一年学校举办招生，应考的学生大多成绩优秀，可是限于经费不足，仅能招两班，于是导师们开会决议，他们都不要导师费，而把这些钱补助学校，使能多收一班。导师们在那种困苦的时期，舍己为公的表现，真使我深受感动。

　　附中有阵容坚强的优秀师资，因为，凡由师大毕业，名列前茅者，才能留在附中任教，甚至许多师院的教授兼教附中。他们都是品学兼优的。但美中不足的是他们容易流于自负，彼此分派别，在开会时，也意见纷纭。

　　“是我自己德不足以服人”

　　有一次，学校丢了一笔钱。事务主任上完课，回到办公室时，工友告知，有某生曾来过办公室，于是将此事报告训导处，又会同这班班长，暗中搜查学生们的寝室，果然在那学生的箱子里找到了这笔钱。此时，也有不少学生知道了这件事，故在当天放学时，我就召集学生，对他们说，附中校风一向纯朴，且声誉最好，可是，今天竟然有学生做出偷窃的事，这是我自己德不足以服人，不配做校长，说完这句话，我就已经泣不成声了。当我讲完，这班导师，王玉书先生上台才讲了几句，就痛哭起来，他认为学生不好，是老师未尽责任，而不是校长的错。学生们深受感动，也都哭了。自此以后，大家愈发遵守校规。事后调查，这行窃的学生，是个插班生，先前没有受到本校德育的感化，所以来附中没有几个月，就发生这件事。此外，也可知道导师制，若能认真推行，容易收到良好效果。

　　成绩斐然，受颁“启迪有方”之匾额

　　那时，各校虽然都按政府的规定如期开学，但开学之后尚须若干时日，方能正式上课。而附中则不然，何时开学就能在同时井井有条地正式上课。学生有自治会，组织相当严密，举凡学术研究、秩序管理，自治会发挥了很大作用。平时考试，由于自治会的严密约束与同学的自爱，舞弊一事，从未发生。附中教务主任冯书春(成麟)，对学生督促严格，凡事皆按校规处理，绝不通融。他也是高年级的导师，教国文很认真，足以为表率。其他先生，也可谓都是饱学之士，又能做到“教学相长”，学生自然地养成勤学上进的精神。当时，附中的特色是招生时投考的人多，录取难，平时的测验多，考试无定期。附中学生不但注重课内学习，更注重民族精神教育、课外休闲活动和劳动生产教育。虽然每班订不起报纸，但大家于下课后，一窝蜂地围挤报牌前，抢阅新闻，风气极盛。学校也随时有大版的时事报导。附中学生，从民国二十七年到二十九年(1938~1940)，每年毕业两班，几乎每名学生都要考上几所著名的大学(那时各大学都单独招生)，为学校争光。更有许多毕业生还赴重庆投考，因为好的大学都在重庆招生，没有路费，多由教师资助。教育部统计全国各高中升大学的比例，附中赫然冠首，部长陈立夫先生特颁“启迪有方”的匾额，以资鼓励。

在“启迪有方”匾额前的方永蒸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