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中西迁八年路（三）
来源：《方永蒸回忆录（节选）》   2025-06-10 16:52:25

　　艰难中不忘欣赏美好的景致

　　汉中盆地地区，西起略阳，东到西乡，中经宁羌、沔县、褒城、南郑、城固、洋县，属汉水流域，沔县以东，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语言习俗，与关中迥异，略近于四川，名胜古迹特多，刘邦项羽争天下，三国时诸葛亮伐魏，六出祁山，都与此地有关。

　　城固滨临汉水北岸，土地肥沃，物产富庶，名胜古迹有张骞墓、樊哙墓，还有一座高高大大的土堆，叫做汉王城，传说是刘邦当年与项羽争天下时所建的霸王寨。汉中城南门外有拜将台，登上汉王城(实际仅一土台)往东望，可看见洋县。城固南，过了汉水走十里路是山，有一胡家祠堂，祠旁古老的桂树，粗约好几围，枝叶苍茂，橙黄色的桂花，香闻十里。汉中城东五泉山，也有一棵大桂树，我平生看过的桂树，没有比这两棵更大的。城固北边升仙村，出产橘子，皮薄味甜，但种在他处者，却皮厚味苦。柿子种类很多，还有白果树，果实可吃，也可作药用。大核桃树到处都是。春天，城固的桃林，远看一片粉红，还有菜花，一片金黄，加上绿水青山，构成一幅美丽图画。

　　学校又迁兰州

　　师院附中随师范学院于民国三十年(1941)奉命迁往兰州，先在兰州设立分校，逐年招生。

　　 城固停止招生

　　由于学生逐年毕业，到三十四年(1945)暑假，最后一批学生也毕业了，这时城固校舍让给国立河南第一中学。而兰州各年级齐全，分校就变成本校。先生是分批到兰州的。这种迁校方法，在交通不便，车辆稀少的当时，是很适当的。虽然时间拖延三年，但总比劳师动众，长途跋涉，要简单多了。仅仅六年一贯制的一班学生，人数不足二十，才真正“迁”到兰州。

　　 由城固去兰州

　　迁徙过程中，只有公路，没有火车，崇山峻岭，崎岖难行。但住旅馆是不成问题的，夏天若住在华家岭上，须穿毛衣，铺毛毡，盖棉被，因华家岭很高。下了岭到兰州，就是河谷——兰州在黄河南岸，东西长，南北狭。南山不远有座庙，庙旁泉水很甜，兰州山上很少泉水。据说只有两口水井可饮，其余的都不能用。居民全吃黄河水。附中本部在黄河上游北岸的十里店。到兰州多坐羊皮筏子。(整只去毛羊皮缝合，充满气，像气球一样，很轻，可浮在水面，用六只或八只以上的羊皮绑在竹架底下当船用，是黄河上游主要的水上交通用具。)回程只好步行，因河流急，无法逆水行舟，划筏子的人，也得背着筏子回十里店，再载客下行。兰州自然界和汉中不同，枯寂荒凉，黄沙滚滚，放眼望去，童山濯濯不长树木，交通很不方便。学校和公路局交涉，使十里店和兰州城之间通车，但有时等不到车子，只得大胆地坐快速如飞的羊皮筏子。后来师院自行制作马车，教授及眷属约妥时间，往返搭乘。

　　 学校和兰州公路局取得“双赢”

　　学校到兰州后，校舍成了大问题。当时兰州的公路局何局长，他为使公路员工子女能受到好的中学教育，和学校定了合作的办法。那时，我们迁到兰州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校舍，经他从公路局给附中拨出一部分兰州城内的房子，借给我们做分校校舍(本校在兰州乡下的十里店)，而我们要给公路局员工子女设特别班。公路局自己办了个扶轮小学，也办得很好，但是没有中学，所以由我们另办特班收他们的子弟。

　　 “兰州有两个学校买东西，决不要回扣”

　　到兰州设校等于是新创办，床铺、桌椅一切用具都须另购。我同师范部郝荫圃主任，附中事务主任一起到商店去订购用具。我们先说明不要回扣，下边的人也不会要回扣，请他们把价钱落到最低程度，货真价实，所以我所购的东西都比较便宜，而且工料也比较好。有一次，扶轮小学的校长对我说：“兰州有两个学校买东西，决不要回扣。”我问他：“你知道是哪两个学校?”他说：“就是咱们两个学校。”我问他怎么知道，他说：“他们商店里人讲的。”所以一个人做事，好坏人家都会晓得的。

　　 图书不外借;导师负责一贯

　　兰州附中的设备像城固一样的简陋，师范学校图书很贫乏，一些外国书籍，由于抗战的关系，很难买到。还好，有几年由北平陆续寄来英文原版教育方面的书我都已看过了，就把书临时借给图书馆，告诉学校，学生随时可以去借用，但只能在馆里大家看，不能借出馆外。这样要他们看参考书，也不至于一本都没有了。

　　在城固师范学院教育系的导师，是一贯负责的。有一次，春天旅行到十五里铺，每位导师都带领自己班上的学生，游览风景，做做团体活动十分有益。

　　 到甘肃教育厅实行教育行政实习

　　师院迁到十里店，距兰州城约十华里，所以教育系学生，除了在校实习外，也到甘肃教育厅实行教育行政。当时的教育厅长是郑通和，科长郁汉良，负责学校行政。实习步骤是先领学生到教育厅请厅长报告些厅里的组织及办公细则，以及他怎样解决问题。各科长也把他们的工作做一简报，然后学生就分组，在各科实习。实习的次数不多，郑厅长和郁科长都很热心指导，实习完毕，每个学生都要做一报告。虽然实习期间不长，但学生对厅里的制度多少知道一些，有了轮廓。

　　 办师范学校、学院之经验

　　就我过去的经验，师范学校应该办好幼稚园和附小，而师范学院要办好附中，这样，师范生就可以取法，作为将来毕业后办学的楷模。因为他们理想中的学校即为此附中、附小。如果这两座学校办得不好，甚至没有，那他就无从取法了。附中、附小不只是供学生实习，而且还做试验工作，若试验成功，则师范生即可为之推广。当时我认为北师大附中、附小是全国最完善的，并且他们也真做试验工作。所以，附中、附小必须设在师范院校附近，使学生随时可到那儿去参观。附中、附小平日种种的教导方式，师范生都可以了解了。当时附中、附小一切都和师范学院有密切的关系，有的师大教授兼附中的课，或为附中校长。

　　看“黄河之水天上来”

　　兰州属黄土高原，水分容易蒸发，所以用石片盖在土上面才是好土地，叫做石田，价值最高。沿黄河两岸水车处处，灌溉方便，土质肥沃，丰收可卜。兰州冬天也下雪，但不久就晴天。很像北平的冬天，早晚温差很大。乡谚说：“早穿棉，午穿纱，晚抱火炉吃西瓜。”形容得并不过分。兰州出产的水果很多，枣、桃、各式各样的梨、西瓜、醉瓜，更有从新疆移植来的哈密瓜，由于天气干燥，阳光充足，瓜味格外香甜。蔬菜和其他农作物，等黄河水利之赐，产量丰富。西北同胞，多属回族，牛羊特多，所以牛羊肉和牛奶，价最便宜。兰州市场用双秤，买一斤，给两斤。蛋也便宜，论斤卖，所以人人营养丰富。加之地势高亢，阳光充沛，空气新鲜，尽管穷家，冬天儿童没裤子穿，冻得两鼻孔流鼻涕，但是两个脸蛋却是胖嘟嘟、红乎乎的，充分表现出健康和可爱。

　　兰州的井水含矿物质太多，不能喝，大家都喝黄河水。附中特备拉水马车，把水倒进缸里，加入明矾，是黄泥沉底，第二天才可饮用。所以每家至少要备两口水缸，才能解决饮水问题。黄河水十分香甜，吃惯后，不肯在吃井水了。但冬天黄河结冰，取水很艰苦，须在冰上凿洞，一桶一桶从冰下提水上来。兰州风景最美的是爬到高山顶上，往西看黄河，真是个“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条弯弯曲曲的白练，阳光之下，闪闪发光。至此才了解李白的这首诗是写实而不是玄想。

　　兰州的山都是土山，不长草木，唯独离兰州几十里外的兴隆山，因山多泉水，故树木葱郁，芳草茂盛。成吉思汗陵，于抗战时暂迁于此，内塑成吉思汗像，十分威武。久居兰州，终日所见，都是黄色处处，一旦临此树木繁茂之青山，心情豁然开朗，非常愉快。

　　兼附中校长八年，有苦有甜

　　我从民国二十七年到三十四年(1938~1945)，兼附中校长八年，其中有苦有甜。每当经费、人事困难重重心力交瘁时，便极愿休息。直到1945年暑假，便决心向师范学院李院长辞兼校长职，专任教授，一意教书。他见我辞意甚坚，便退而要我到师范学院来做训导主任或教务主任，我对他说了一句笑话：“躲一斧子，挨一榔头。”都是苦差事，他没办法，乃准假一年，校务暂由冯教务主任成麟代理。

　　在西北的八年，生活很苦，但不只我一人，所有由战区逃出依薪俸收入生活的人大多很苦，待遇入不付出，跟不上物价。我在城固时，有七个孩子，大女儿在师范学院家政系读书，二女、三女、二儿、三儿都在中小学读书，人口多，维持最低的温饱，生活非常艰苦。有两家同我一样，一是博物系郭主任，一是教育系胡教授，三家都是“穷大家”。我虽兼任附中校长，所穿的衣服都是学生同样的布料。但大家精神却很愉快，总认为抗战一定胜利。民国三十三年(1944)，各地学生纷纷响应参军号召，西北师范学院参加者约有150人，附中高年级也有几十人参加。从青年热烈响应抗战的精神看，我们一定会打胜仗。那时全国上下，都抱着国家至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的观念，为抗战而生活，所以什么样的艰苦都没关系，而精神绝不颓废。

　　1992年7月 于台北市

　　附一：方永蒸简介

　　方永蒸(1893年7月6日~1994年8月9日)字蔚东，辽宁省铁岭县熊官屯村人。1917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1922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科第一班，曾受业于我国著名教育家李建勋、张耀翔和美国教育家杜威博士。1931年赴美考察教育，同时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教育，1933年回国。

　　方先生因自幼目睹了东三省惨遭日俄交侵，各受蹂躏之惨况，胸中沉痛的民族恨未尝一日去怀。后来逐渐明白，以教育唤起民魂的大道理，因此在青年时期便决定以教育定终身，以教育救中国。他曾在辽宁省创办实验中学、预科中学，先后在北平高等师范学校附中，辽宁省农村学校、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并担任过辽宁省(奉天)立第一中学、第三高中等学校校长。1933年回国后，出任东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兼任教育系主任，次年又曾任东北大学分校主任和文学院院长。1936年，转任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1937年，抗战爆发后，8月离平赴津转陕，任教于西安临时大学。因北平师大内迁西安，附中原主任姬振峰因故中辍西来，方先生临危受命，接受了临大高中部主任(校长)之职。1938年3月，临大南迁城固，改为西北联合大学，高中部改为附属中学，后又改为西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1943年，西迁兰州十里店，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方先生一直担任教育系教授兼附中校长。同年9月，先生奉调接收东北院校。1946年，在沈阳开办东北大学先修班，8月，又在吉林省创设长白师范学院，任校长。嗣后，长白师范学院由沈阳迁北平、衡阳、广州、海南等地，于1949年11月迁往台湾。

　　方先生在抗战时期间，担任西北师范学院附中校长，治校8年，成绩卓著。1941年，在全国国立中学会考中夺魁，重庆教育部颁发“启迪有方”匾额以资嘉奖。先生治校，一方面礼聘良师任教，附中教师都由师范毕业生中经过预选、试用、全面考核择优录用。教师教风严谨，认真教书育人。另一方面，附中的学生入学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从不降分照顾。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五个孩子中只有一个考取了师大附中。学生中多数来自战区，条件艰苦，在学习上自知奋勉，刻苦勤学蔚然成风。在附中，学生是不怕考试的，读书气氛非常浓厚，除了做好功课外，大家竞读各种课外书籍，把追求知识当作一种享受，很多人就是在这时确定了为之奋斗终身的理想与目标。附中的考试也是不用老师来监考的，人人遵守考试纪律，考试面前人人平等，正是“正正堂堂本校风，我们莫忘了勤慎诚勇”。

　　(据百度文库词条，摘编整理人：赵璐)

　　附二：“十八罗汉”

　　(师大附中南北校西迁教师名单)

　　1934年9月，据教育部指令，师大南北两附中行政合一。南北校合一后，均各设一位教务主任、一位事务主任，至“七七事变”前，校主任一直由姬振铎担任。

民国24年(1935)，南北附中的全体教职员在南校区合影

　　1937年，华北沦陷，师大附中部分师生随师大西迁，当时把南北校随校西迁的18名教师称为“十八罗汉”，下面表格是这些教师的简况。

　　鹿笃根是“十八罗汉”中唯一的女教师，毕业于女大体育系，1935年到女附中任教。1937年随师大西迁，参与创建西安临大高中部，任城固附中女生指导员兼体育教员。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90年图志》，第44页，湖北长江出版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

　　刘进、牛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