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炮声隆隆,一面却是书声琅琅。
抗日战争爆发,日军铁蹄践踏杭城,正值学龄的青少年不得不四处流亡。就在这样动荡而艰难的岁月里,战时的杭州教育机关不甘沦为日军奴化教育工具,纷纷迁往浙东和省外相对安全地区。难能可贵的是,迁徙中设置战区临时学校,收容失学失业青少年,为他们在烽火岁月中摆下一张“宁静的书桌”,为战时杭州教育保留了火种。
弦歌不辍的杭州战时中等教育,更被周恩来总理称为“难能可贵的伟大奇迹”。
浙江现代教育得风气先
抗战爆发学校纷纷外迁
《浙江教育史略》中曾写道:“逊清末叶,诏议兴学,吾浙得风气先。”夸赞的就是浙江的教育。当时得风气先的浙江现代教育体系建设成效卓越,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已经涵盖从高等教育到幼稚园,从公立学校到私立教育、从中国学校到洋人学堂各个层面。而杭州作为省会城市,教育尤其发达。
据统计,1936年时杭州市有公立小学81所、私立小学134所、中学33所、专科以上学校包括国立浙江大学、之江文理学院、省立医药专科学校等多家,更有各类民众教育机关16所。
然而,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杭州危在旦夕,11月浙江省政府决定迁校、迁医院。例如,国立浙江大学初迁建德,后迁江西吉安、泰和,再迁广西宜山。1940年辗转贵州遵义、青岩、湄潭、永兴。再如省立杭州高级中学1937年11月迁往金华,再迁丽水,1938年与杭州初中、女中等联合成立省立联合中学。
战时临时学校
成为杭州青年爱国大舞台
除了外迁保留教育火种,杭州教育机关还在浙西地区,设置战区临时学校,收容失学失业青少年。比如当时在於潜、孝丰、昌化分别设立了浙西第一、第二、第三临时中学,后来在余杭又增设了浙西第四临时中学,收容流亡学生,为他们在烽火岁月中摆下一张“宁静的书桌”。
1939年2月,浙西行署以浙西第一区联合战时初中补习学校为基础,收留各地逃难而来的中学师生,组成了“浙西第一临时中学”。
据杭州师范大学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周东华教授介绍,1939年3月24日,周恩来应邀出席浙西临时中学开学典礼,向全体教职员、学生等1500人发表演讲。他说:“这个开学典礼和平常举行的不同,因为这里是最前线,浙中就设立在这前线,这里的学生都是从沦陷区出来的青年,这是一个不平凡学校,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开学典礼!……今天这一开学典礼,充满着战斗的意义,是一个战斗的开学典礼!也就是我们参加这神圣战斗的誓师典礼了。” 4月2日,周恩来在谈到该校时更盛赞:“在此日寇铁蹄蹂躏遍地、炮火连天中,浙西临中乃有如此规模,为国家民族育英才,诚教育界前途之好现象。”
再如,蕙兰中学在1937年日军进犯杭州时,同样辗转迁徙。“遵令迁往场口,后因富阳沦陷,场口地方危在旦夕,复迁往上海,与杭州之江大学附中,弘道女中、嘉兴秀州中学等校联合办理华东联合中学,继续开课。至1941年12月8日,上海陷于日军之手,属校以贯彻初衷,不甘受敌伪组织管辖,毅然于12月9日停办”。
周东华教授称这些在上海“孤岛”继续办学的学校成为战时杭州青年展示“爱国的热情和活动的能力”的大舞台,“光射于敌伪环视的孤岛中,引照了无数纯洁的青年,为国家保留了一部分的元素”。
周恩来评价战时杭州教育:
难能可贵的伟大奇迹
周东华教授认为现代教育的一个特质是民族主义教育。早在1909年,一位之江大学毕业生从美国来信,称:“爱国主义是我人生旅途的目标,如果必要,我愿意为我们亲爱而伟大的古老国家牺牲自我。”在弘道女中20周年纪念刊上,类似的爱国宣言亦不少,有一位同学撰文称:“我辈青年是负有多大的责任呵!同学们!快快起来为我们的前途而奋斗,为我们的民族而挣扎吧!”
对于战时杭州的教育,周恩来在浙西临时中学的演讲中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评价,他说:“浙江为东南文物之邦,今天浙西中学的开学典礼,就给了我们一个事实上的证明:在最前线的天目山竟能集中整千青年受教育训练,这不但东南各省少有,就是全国各省都是难能可贵的伟大奇迹。我们更知道浙江各县的小学不但比战前没有减少,而且比战前还要加多,不但是在前方的炮火声中弦歌之声不绝,而且还在敌人的后方普遍地设立了流动学校和流动文化站。再就书报刊物来说,也能够分布很平均,并不像以前一样,文化的读物只集中在城市,形成偏倚的毛病,这便使得浙江的教育愈普及,文化愈加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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