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主要大学迁移图
来源：中国青年网   2016-08-05 15:25:53

全面抗战八年，烽火连天。

彼时，炮弹、牺牲，中国大学在艰难困苦中愈发强大。彼时，抗争、迁徙，中国大学在颠沛流离中发展壮大。

中国大学内迁，有“保全国家元气”之目的。然而，必须承认，这场史无前例的中国大学大迁移，更是一种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的强烈释放。

这张“抗战时期主要大学迁移图”基于以下两点而为之：一是迁徙路程较长，一是对教育事业发展和社会文化提升有较大促进作用。我们择其要者而摘之，力图呈现一幅抗战时期中国大学迁徙全景图，以尽可能忠实地还原那一段历史。“物质之损坏有限，精神之淬砺无穷”，迁移图背后，我们寻找那些有代表性的为学、为师、熏陶、信仰之故事，从教学、师生关系、学术标准解读大学教育通向何处，方可达到大师云集、学术灿然的境地。当然，由于资料与能力所限，难免有所疏漏，望读者指正。
 

抗日军政大学

1936年6月1日，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于瓦窑堡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红大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七七事变”后，抗大先后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设立了14所分校，遍及华北、陕甘宁、华东等地。抗大总校也曾辗转于陕北、山西、河北等地坚持办学，1943年1月返回陕甘宁边区。新中国建立后迁入北京，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防大学。
 

西南联大校舍

西南联大

“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翌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5月，三校迁回原址，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留昆独立设院，现为云南师范大学。
 

西北联大师生穿越秦岭

西北联大

“七七事变”后，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三所院校迁往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春，西安临时大学迁至汉中，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随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撤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立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五个独立国立院校。

1938年7月，国立北洋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和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在汉中组建国立西北工学院。1946年，西北工学院大部分师生返回天津，复名为国立北洋大学，现为天津大学。同年7月，焦作工学院在河南洛阳复校，现为中国矿业大学。东北大学工学院则迁回东北，现为东北大学。其余力量留在陕西，现为西北工业大学。

1938年，西北联大农学院迁往陕西武功，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称国立西北农学院，现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现在的中国农业大学亦与西北农学院有渊源。

1939年，北平师大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40年，西北师院迁往甘肃兰州。1946年春，学校师生部分迁回北平，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部分留在西北，现为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联大医学院独立，成立西北医学院。西北联大文理、法商两个学院则组成西北大学，随后西北医学院并入西北大学，现为西北大学。
 

重庆松林坡中央大学校园

中央大学

1937年10月，中央大学开始迁往重庆沙坪坝。学校医学院及农学院畜牧兽医系迁成都。此外，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因两次遭敌机轰炸，已先迁出南京，10月在安徽屯溪开学。南京沦陷后，安徽形势吃紧，又迁至长沙，最后内迁至贵阳。

1946年，中央大学迁回南京，现为南京大学。

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成员合影

中山大学

1938年10月，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澂江。1940年，中山大学从云南澂江迁往广东省北部的东昌县坪石镇。1945年1月，日本侵略者进犯粤北，中山大学不得不再次迁校，学校一分为三，分别迁往粤东各县、连县、仁化。同年8月，中山大学迁回广州石牌等原址复课。现为中山大学。

【摧不垮的大学风骨】

【完整】中央大学：“人不当亡国奴，动物也不当亡国奴”

“武力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1937年10月，国立中央大学从南京西迁重庆沙坪坝，而后扩展到四个校区。在时任校长罗家伦的带领下，成为内迁最迅速而完整的学校。

在敌军飞机的持续轰炸和炮火的不断蔓延中，国立中央大学的师生携带着大量仪器、书籍，甚至还有飞机和教学用的解剖尸体、家禽等物长途跋涉，却未有一丝损耗。

在学校师生西迁入重庆新址后，第二年深秋，重庆沙坪坝码头一队风尘仆仆的牲畜从远处走来。这些农学院的荷兰牛、澳洲羊、英国猪脚步悠闲，美国鸡、北京鸭啼声嘹亮，而守护在它们身边的人却个个蓬头垢面，几乎衣不蔽体。在经历了一年的长途跋涉之后，他们奇迹般地来到重庆，校长罗家伦目睹这一场景不禁热泪长流，竟像孩子一样与那些“远道归来”的牲畜相拥亲吻。

与动物大军会师的场面被罗家伦在《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中记录下来：“在第二年（1938年）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已经黄昏了。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看见了这些南京赶来的牛羊，真像是久别的故人一样，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

抵达中央大学新校址时，数千师生全部从教室里涌了出来，排列成两行，就像欢迎从前线出征回来的将士一样，含着热泪鼓掌。校长罗家伦亲自带队欢迎他们，欢迎这些千辛万苦的老师傅，也欢迎那些千辛万苦“回来”的动物。

南京大学党委原书记洪银兴评价：“看起来仅仅是西迁中的一件小事，但这是一种气节，人不能当亡国奴，动物也不能当亡国奴啊。”而在重庆西郊沙坪坝，由于奶牛的饲养管理和疫病防治得体，抗战八年中除批准淘汰的牛外，从未病死过一头奶牛。

 【自强】武汉大学：将士效命疆场 教授尽瘁讲坛

有大师，有苦读，方有大学。

1938年到1946年，国立武汉大学西迁乐山。

小城有大师，才有大学。乐山八年，武汉大学教授少则100余人，多则近120人，人才济济，蔚为壮观。也由此涵育出淳朴、严谨的学风，并在大学最重要的组成肌理——“教与学”上生发出不少趣闻轶事。

当时的武大，教师不问出身、派别等一律兼容并包，自由讲学。学者们强调“学术至上”，提倡“研究事实”，追求“不拘一格”。经济系刘秉麟教授指出“唯学术是永久的事业”；历史系吴其昌教授坚持“前方将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的执着信念，疾病缠身之际写下论著180余万字，最终累死乐山；外文系钱歌川教授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为中华书局校阅多达一千三百余页的《英华词典》，功成之日亦是病倒之时。

治学严谨，教学更是如此。武大重基础、重学科交叉培养、重实践教学、重外语教学、重教学硬件建设。学校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学生勤奋学习，自强自爱。乐山茶馆几乎被武大学生占有；大渡河旁的李码头，上游的木头被河水冲到岸边，女生便坐在这些木头上自习。有学生为求安静甚至渡江登山，到大渡河对面的大佛寺和乌尤寺学习。晚上就在食堂改造成的自修室学习，或在灯光昏暗的宿舍内自备煤油灯学习。几百人的宿舍，“连上楼梯都是轻手轻脚”。有一次，吴其昌出了一道很难的考试题，学生中无人能答，但全班学生都情愿交白卷也不愿作弊。

严苛铸就了老武大的辉煌。短短八年间，武大培养出了“中国计算机之父”张效祥、我国第一代核武器最后型号的总体设计师俞大光、秦山核电站总设计师欧阳予等12位后来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知名院士。

【藏书】厦门大学：东南最优之学府

能藏书，亦可安放求学之心。

1937年12月至1945年7月，国立厦门大学内迁福建省西部的长汀。从厦门到长汀行程800里，要渡过鹭江、九龙江，越过崇山峻岭。加上土匪出没、车辆罕见，300多名师生肩扛手提行李和书籍，走了整整23天。等人马悉数到齐，校长萨本栋逐一清点：学生239名，教职员工83人，其中教授18人，副教授4人，讲师8人，助教14人。这就是厦门大学的全部家底。

因为搬迁及时，厦大图书仪器等损失相对较轻，这为学生学习留下了难得的学习资料。当时该校图书馆现藏中日文书44050册，西文书15962册，中文杂志5375册，西文杂志16222册，合计81609册。馆内经常订购中文报纸26种，西文报纸3种，中文杂志144种，西文杂志128种。

1942年10月9日，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浦江清路过厦大，在老友施蛰存的带领下参观图书馆，浦江青在日记中写下：“西文书，凡语言、哲学、历史、医学、生物皆富，物理、化学、数学书亦可，而关于中国文学之书籍亦多，出意料之外。”尤其让他惊讶的是：“又有德文书不少，自哥德以下至托麦斯·曼均有全集。尼采、叔本华全集英、德文皆有。亚里斯多德有最新之英译本。”

在抗战的烽火中，厦门大学图书馆藏书之丰富，种类之多样，令人惊叹。厦大在长汀八年，规模日大，声誉日隆。1945年抗战胜利时，全校发展为4院15系，教授、副教授94人，学生达到1044人。在空袭威胁下，“弦歌不辍”，被誉为“东南最优之学府”，成为名副其实的“南方之强”。

 【扎根】中山大学：行走中赓续文化命脉

在流离中守护学术理想，在动荡里坚持抗日救亡，在群众中赓续文明火种。

1938年10月21日，日军攻占广州。中山大学校方被迫迁校：一迁云南澂江、二迁粤北坪石，三迁仁化、梅县、连县等地，一走，就是离乡背井整整七年。在这漫漫征途上，中大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文明开化的风气，人民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改造了青年学生的趣味。两者相辅相成，真正走出了扎根中国办学的大学气象。

商务印书馆1941年1月10日刊行的《教育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刊载了余一心所写的《抗战以来的中山大学》。文中细述：同学们最初很不喜欢澂江，因“苍蝇多，屎粪多，沙尘多，澂江人日上三竿不开店门，他们不洗脸，不洗澡，他们小气，他们顽固……”可历经艰苦生活的磨练，他们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广东的青年开始认识了中国的全貌，省籍的隔阂慢慢消除，那种过分夸大的广东精神，也受矫正……此后，流离中的中大学子尽管身处艰难岁月，却始终充满着革命激情。中国大学的文化氛围并没因环境的剧变而荡然无存，它不仅存留着不灭的火种，更借助从人民中汲取的精神力量，让文明薪火相传。

 【高峰】西南联大：“学风使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芒”

连天炮火，中国大学最贫穷也是最富有的时光。

1937年夏，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西迁入滇，4月抵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它是当时办学水平最高的大学，拥有约3000名学生，文学、法商、理学、工学和师范5个学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和一个先修班。当时在昆明主持校务的梅贻琦主张“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自由”和“严格”成为若干年后追忆联大课堂时最常被提及的鲜明性格。

从课程设计开始，联大有意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学校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

对于教员和学生，联大提供最大的空间。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照教师的讲义来答卷，意见与教师相左，只要有根据，也可以拿高分。由于每门课都有两三位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时授讲，学生可以自己挑选老师。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三位教授各自讲授《楚辞》，而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听讲。在校方看来，这样的安排，既可以促进教师的良性竞争，也可以激励学生独立思考。

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联大办学8年，近8000名学生通过了入学考试，但仅有3800人毕业。联大对教授的要求也是极严的，无论多有名的教授都亲自给本科生上课。但对其言行有损为人师表形象的，即便是名教授，也要解聘。同时，大考小考不断，要求极其严格。比如理学院，计量时发生误差意味着会丢掉50%的分数，方法错误就等于交白卷吃零分。

名师云集，学术自由，加上良好的学风，联大孕育了一大批受过良好训练、深受联大精神熏陶的本科生。恰如彼时经济系教授陈岱孙所言，不是学生的天赋，而更主要是联大的学风使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芒。

16日，潭头被日寇的铁蹄所蹂躏，河大校园变成了日寇的兵营。化学系学生刘祖望和医学院学生李先识、李先觉两姐妹不甘受辱，均投井身亡。助教商绍汤、吴鹏和法律系学生朱绍先、辛万灵奋勇与敌搏斗，壮烈牺牲。文学院学生孔繁韬和一位女生痛斥日寇暴行，日寇用铁丝把他俩串在一起，刺杀后投进秋林村西的一口两丈多深的井里。医学院院长张静吾博士被俘，夫人吴芝惠惨死在日寇刺刀下，侄儿张宏仲被刺伤颈部，张静吾乘敌不备跳入深沟才得侥幸脱身。农学院院长王直青教授、段再丕教授与该院20余名师生被日寇罚做苦役，稍有怠慢，便遭毒打。王直青不堪忍受日寇暴行，跳下山崖，身负重伤，幸亏附近乡亲营救，一个月后才转赴荆紫关。

补记

日占区的文化孤岛

“七七事变”后，面对要么不接受教育，要么被迫进入日伪控制的学校、接受奴化教育两难选择的沦陷区学子，因为部分大学的坚守而有了新选择。以辅仁、燕京为代表的日占区大学，为解放区和大后方培养输送大批战时急需人才，还提供了很多战争物资，成为北中国的地下抵抗中心。

沦陷期间，日伪对高校实行奴化教育，日语被作为必修课，教材改用日文课本等。但辅仁不接受伪教育部命令，仍遵国民政府之学制及校历、假期规定，使用原有教材。1938年徐州失陷，日伪当局强迫北平机关、学校挂伪“国旗”，游行“庆祝”。辅仁大学和附中拒绝挂旗、游行，附中被强令停课3天。日本人找到校长陈垣恫吓，陈垣说：“国土沦陷，我们只是悲痛，要庆祝，办不到！”从此，学校返校节等集会，皆以校旗代国旗。

当年，燕大心理学系美籍教授夏仁德在燕园的家一直是中共地下组织的重要据点。燕大出身的陈翰伯回忆，“1935年，正是一二·九运动来潮之年。夏仁德完全支持中国进步学生。他不发表讲演，没有写过文章。他知道我们需要安全的工作环境，把他家后门的钥匙交给我们，答应晚上午夜时分，可以在他家楼下客厅里办事。后来，我们利用这里办了很多事情。有些党的文件如《八一宣言》等等，我们就带来藏在地毯底下。”

抗战八年，日占区大学同样演绎着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感人壮举。囿于篇幅，只能择其要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