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学：白山黑水不屈魂
来源：新华网   2016-08-16 09:39:17

“一二九”运动中，东北大学学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斑驳老墙，颗颗弹痕。　

走在东北大学旧址，时光恍惚间穿越近百年的风云际遇，回到那段烽火漫天的岁月。　

内忧外患，日寇辱国。由于特殊的地缘背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就踏上了流亡之路，成为当时首个因日本侵华而被迫内迁的高校。　

从暂居北京，到流离于西安、开封，再到川北小城三台复校，直至抗战胜利后，1946年陆续返回沈阳，师生们离开家乡整整15年之久。　

这15年间，硝烟弥漫、烽火不断，校舍简陋、物资匮乏，颠沛流离、难以安枕。东北大学师生却始终笑对岁月，延续文脉，弦歌不辍。　

这15年间，东北大学的热血青年们坚持抗战报国，一二九运动游行、西安事变请愿、三台宣传抗日……为抗战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一起走进这段如史诗般可歌可泣的岁月。　

诞生：以抗战之名　

1922年初的一天，东北尚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景象。两名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急匆匆地走在沈阳空旷的大街上。　

他们心里，充溢着复杂而炙热的情感。　

这个庞大的国家，刚刚经历了诸多磨难，炮火的轰炸和动荡的时局之下，国衰民弱。而富庶肥沃的东北黑土地，又引得东狼入门。日本的魔爪，不仅伸向了政界、商界，也伸向了学校。　

一位台湾学者说：“别的殖民者是要你的东西，日本殖民者不光要你的东西，还要你的人心。”在东北，日本人推行日本“国语”，强化尽忠报“国”的“国民教育”和受日奴役的“劳作教育”，对教师进行“思想素质”培训……　

这一切，让两位风雪中疾行的知识分子忧心忡忡。　

御侮兴邦，迫在眉睫。　

这两位知识分子，分别是奉天省代省长王永江和奉天省教育厅厅长谢荫昌，他们要去往的目的地，是东北三省巡阅史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的府邸。　

“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大学教育。”在张作霖的府邸中，谢荫昌的话掷地有声。　

张作霖并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提请。在此之前，一些有识官绅已经屡次吁请东北当局：“欲振东北，必振实业，必振教育；教育兴，则民智开，民智开，人才生，东北则有望矣。”　 

至于如何办大学，王永江建议：“联合吉黑两省，创建东北大学，以为百年树人之计。”　

张作霖略作思索，凛然答应。　

然而，创立东北大学的动议，马上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极力反对。日本驻沈阳总领事亲自出马，向奉天省公署施加压力，迫使其取消创建大学之举。　

《国立东北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中这样记载道：“日人闻而瞿然亟思有以尼之，其驻沈阳总领事，竟请我毋办大学，愿以彼之南满医科大学及旅顺工科大学为我育才。”　

日本公然出面干涉，妄图垄断东北高等教育，这使“东北王”张作霖十分气恼，他说：“他们越是反对咱老张办大学，咱们就越是非办不可。得快办，要办好，快出人才。”　

1922年春，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1923年4月19日，奉天省公署颁发“东北大学之印”并于4月26日正式启用，东北大学宣告成立，以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为基础开办理、工两科，以沈阳文学专门学校为基础开办文、法两科。王永江兼任首任校长，聘名师、招学生、购设备，学校顺利起步。

侵占东北大学后的日寇在东北大学门前持枪站岗

成长：繁枝引凤来　

近百年后的今天，历史硝烟已然散尽，行走在东北大学旧址，依然能感受到当年兴建之时的盛况。　

旧址内，汉卿南、北两楼相互对立，隐匿在大院之内，少有人打扰。与之一墙之隔的原东大图书馆大楼共有三层，呈现飞机形状，由我国著名建筑大师杨廷宝先生设计，现在仍然保留着古朴典雅的风采。　

在办学上，根据当时之背景，一腔爱国之心的王永江主张“知行合一”，力戒纸上谈兵。由此，一系列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先进”的举措拉开帷幕。　

东大建成工厂，由留学德国归来的杨毓桢任厂长，使学生能够在实践中求得真知，巩固所学；文法理工各科组织学生参观华北机械厂及纺织厂，以增长工业方面知识；俄文系学生赴哈尔滨，实地考察；理工科学生参观抚顺煤矿……　

与此同时，各学科的学会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文法科成立自治会、夏声社、社会科学研究社；工学院成立矿学会；理工预科成立英语研究会……　

学校蓬勃发展的同时，历史的脚步悄然前行。　

1928年，皇姑屯事件震惊中外。这一年，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长张学良在“东北易帜”的同时，继任了东北大学校长。　

身负国仇家恨，少帅将大量的心血倾注到了东北大学的发展之中。　

为改善办学条件，张学良先后捐献180万现洋，建筑文法学院教学楼各一座、可容数百人的凹字形学生宿舍一座、教授住宅38栋、图书馆、实验室及马蹄形体育场等。　

对于当时东大的建筑，一位老校友这样回忆：“东北大学学堂的教室，建筑宏伟、工精料美，样式新异，斜阳夕照，辉煌美丽，眩目夺神，而我们得在这个教室里受课，是何等的荣幸！”　

为破除男女隔阂，张学良上任伊始便极力倡导男女同校。1928年9月，各科共50名女生走入东北大学校门，从此开创东北男女同校之先河。值得一提的是，为鼓励女学生入学后努力学习，张学良还让夫人于凤至亲自到东大政治系插班听课。　

对体育，张学良异常重视。他增聘体育教员，常常组织学生代表队参加各类体育比赛。东大足球队、篮球队曾远征日本，东大学子以其赛场的成绩驳斥了“东亚病夫”的谬论。张学良还一手策划了“中日德三国运动会”，学生刘长春大长国人士气，并由此走向了世界的舞台，成为中国奥运第一人。　

与此同时，张学良重金礼聘，广招良师。凤栖良木，两三年间，章士钊、梁漱溟、罗文干、冯祖恂、刘先州等一批名师先后执教东大，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应张学良之邀来到东大，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　

到1930年秋，东北大学有6个学院24个系8个专修科，舍宇壮丽、设备充足，经费充裕，可谓“学风淳穆，良师荟萃，俊彦云集，极一时之盛”。　

然而，历史的脚步很快走到了1931年。“九一八”一声炮响，震醒了宁静的校园，也炸碎了东北大学的强校之梦。　
 

张学良在纪念“九一八”五周年大会上讲话

流亡：“一二九”先锋　

一夜之间，日军占领了沈阳，城陷未几。　

东大师生彷徨之际，日本南满公学学堂堂长竟然主动来校，言辞做作致以慰问，劝师生照常上课，经费由日本供给。　

这让全校师生悲愤已极，严词拒绝，并坚定了南下办学的决心。由此，东北大学成为抗战中第一所流亡大学。　

1931年9月26日，东北大学迁往北平。经过慎重考虑，大部分师生决定跟随前往。张学良在东北大学秘书主任周鲸文赴任代理校长时交代给他一句话：“我们这个学校的特殊性，不是一般的大学，而是为抗日造就干部，也可以说我们要办抗日大学。”　

10月，师生陆续到达北平。10月18日，学校借北平南兵马司旧税务监督公署为校舍，勉强复课。因条件所限，部分系科停办，同时添加边疆政治系、家政系等实用学科。教授们组织“教授代表会”，推动学校复校事宜，学生也成立了“东大临时学生会”，协助教授们工作。　

勉强复课，校园书声来之不易。然而时局恶化，师生们已经无法坐在校园里“一心读书”了。　

1935年，日军制造了旨在侵吞我国华北的一系列事件，而南京国民党政府却一再退让，并准备于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凡有爱国之心的人，都被这一决定点燃了怒火。　

12月8日晚，东北大学学生都经历着不眠之夜。他们刚刚接到了来自北平学联的通知：12月9日上午到中南海新华门向国民党政府代表何应钦进行爱国请愿，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一致抗日。　

12月9日清晨早餐时间，东北大学全体学生大会召开，到会的300多名爱国学生群情激奋，一致表示：完全拥护学联的决定，坚决参加请愿游行。　

之后，在其他学校师生受军警围困，未能及时到达的情况下，东大师生作为游行队伍西路纵队的唯一主力，冲破手持大刀的军警包围，走上西直门大街，从崇元观到西四北大街，再到东交民巷，他们冒着严寒，一直坚持到夜晚，成为斗争中的主力和先锋。尽管有人被捕，有人受伤，但学生们仍然顽强斗争。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埋了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的抗争不惜……”亲身经历了“一二九”运动的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音乐教师阎绍璩，以诗人光未然的诗作《五月的鲜花》为词，谱曲一首，将他的真实感受，化作了激昂的旋律，连同那次振奋人心的爱国运动一起载入史册。　

流亡与斗争之中，这所以抗日之名诞生的大学，爱国主义的种子已然生了根，发了芽。　

南下：三台续文脉　

“一二九”运动以后，华北局势危在旦夕，“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各大学纷纷外迁，东北大学也再次开始了“长征”的步伐。　

1936年初，张学良在西安选定陕西省立农林职业专科学校旧址为校舍，东大工学院及补习班率先迁往西安，成立西安分校。在这抗日的大后方，两度迁校的东大师生，尤为渴望安宁的环境，渴望潜心治学。　

但事与愿违，“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失去自由。1937年初，南京国民党政府委任臧启芳为代校长，指令南迁东北大学，在开封河南大学内设东北大学办事处。同年5月，东北大学改为国立，臧启芳来西安接收西安分校。　

一两年间，师生颠沛流离，诚如张学良在修建先分校礼堂时所题之词：“沈阳设校，经始维艰；至‘九一八’，懆遭摧残，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勖尔多士，复我河山！”　

即便如此，东北大学的命运仍然岌岌可危。当时，国民党政府甚至有人主张停办解散东北大学，或者将其迁到青海。当年的青海堪称不毛之地，迁往青海无疑有让其自生自灭之意。　

臧启芳不愿学校断送在自己手里。1937年末，尽管他已接到教育部“命东大向青海迁移”的指令，仍然悄悄安排教务长李光忠带着其亲笔公函，到四川各地接洽。　

然而，李光忠的四川之行并不顺利，可以说到处碰壁。　

抗战期间，四川共接纳48所内迁大学，占战前中国108所高等学校的44%，消化能力本就有限，且东北大学还有张学良的政治因素，因此都不愿意惹麻烦上身。　

但是，当李光忠来到正遭遇百年不遇的旱灾和洪灾而爆发饥荒的三台县时，时任县长郑献徵和百万三台人民，却向东北大学敞开了胸怀。　

郑献徵的一本日记里记载了他接纳东北大学的心情：“当时三台虽然因为天灾缺吃少穿，但中国的未来需要大学生，所以三台人民愿意勒紧裤腰带，多添几百张嘴吃饭，这既是为了积蓄抗日的力量，也能为三台播下文化的种子……”　

1938年4月23日，500多名东北大学师生或徒步，或搭车，从西安经宝鸡、汉中、剑阁、绵阳，历经数月，终于抵达三台。　

就这样，“九一八”事变之后，流亡了7年之久的东北大学，终于找到了落脚扎根之处。　

东北大学的文脉终于得以延续。
 

抗战胜利后，东北大学（三台）全体教职员工在校门前合影留念

兴学：弦歌永不辍　

在今天三台县葱葱茏茏的梓州公园里，孤寂的崖石底部挂着一块牌匾，上书“抗战遗址”。牌匾下静静地掩着一扇门，伸手触门，门后是近80年前，东北大学师生为防日军轰炸，修建的一条长约700米、宽约3米、高2米的防空洞。斑驳的墙体，幽暗的光线，错愕间，历史的风云席卷而过，炮火的轰鸣呼啸而来。　

1938年，东北大学500师生抵达三台，洗尽烽火尘埃，立地专心办学。　

办学之初，只有文学院、法学院，之后陆续扩充了理、商学院，增设了外文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工商管理系、法律系等，学生人数达到700多人，成为一所完整的大学。　

动荡的时局之中，东北大学偏居一隅，得以小安，引来陆侃如、冯沅君、高亨、杨荣国、姚雪垠等名师先后来校任教。　

1942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令改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为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给予硕士学位。东大的研究生教育，由此发端。　

这一时期，东大编印的学术刊物《东北集刊》、《志林》收录了师生数百万字的论文，研究课题从“大学精神”到“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从“三台物价”到“东北人口发展的特点”，涉猎之广泛，调查之缜密，论证之严谨，令人叹服。　

在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同时，这些从东北一路流亡而来的热血师生，从未忘记宣传抗日救国。　

在校内，60余家社团用墙报、油印小报等形式宣传抗日，为当时文化沙漠般的三台带来了勃勃生机。师生们还创办读书会，把解放区才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进步书刊传到了三台……　

在东大师生的影响下，三台人成立了“三台县抗日总动员委员会”，以城区大中小学师生为主体的20多支宣传队，到各镇乡讲演、教唱《松花江上》等进步歌曲，演出街头剧宣传抗日，散发《抗日读本》，为购买军机募捐。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三台便成为了抗日模范县。　

直到抗战胜利，东北大学在三台这座川北小城度过了8年漫漫时光。纵然校舍简陋，物资匮乏，土木老屋，糙米黑面，桐油照明，无车无舆，东大师生却笑对岁月，追求学术发展，传播进步文化，开展社会教育，倡导体育运动，不仅日子过得熠熠生辉，三台小城也因而平添万千气象。　

时光流转。1945年8月14日，东大师生与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　

陆侃如教授欣然提笔撰写对联：万里流亡，尝胆卧薪，缅怀黑水白山，此时真个还乡去；八年全面抗战，收京降敌，珍重禹时舜壤，来日无忘守土难。　

1946年，东大师生从三台陆续返回沈阳，1947年2月在北陵原校址开学。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埋了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的抗争不惜……”如今，每年的12月9日，东北大学校园里都会响起这熟悉的旋律，那激扬奋进、弦歌不辍的历史，也刻在了一代代年轻学子的心里。　　　

 

　《中国教育报》2015年7月16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