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期的扬州中学
来源：光明网   2016-08-16 16:44:43

扬州中学因其历史悠久、校风优良、教学卓著、名师荟萃、人才辈出而闻名。一百一十多年来，各个时期曾先后在扬州中学执教的有著名画家吕凤子、通俗小说家李涵秋以及名师张煦候、汪桂荣、鲍勤士、徐公美、汪二丘、黄泰、王伯源、朱白吾、吴遐伯、方剑岑等。而各个时期曾先后从扬州中学毕业的学生更是不计其数，其中除原中共著名理论家胡乔木、著名作家、学者朱自清、作家袁鹰等，还有“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吴征镒、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吴良镛等46位两院院士，“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前联合国副秘书长毕季龙、谢启美等等。

扬州中学肇始于1902年创立的官办仪董学堂、1908年设立的扬州府中学堂，以及光绪年间的尊古学堂；后历经两淮中学堂、两淮师范学堂、淮扬合一中学校、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江苏省立第八中学校等时期；1927年，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与江苏省立第八中学合并，定名为江苏省立扬州中学，由时年28岁的周厚枢出任校长，从此被称为“扬州中学”，简称“扬中”或“省扬中”；同年8月，江苏省试行大学区制，学校改隶大学，改名为第四中山大学区立扬州中学；因改隶大学名称的变化，随之又前后改名为江苏大学区立扬州中学和中央大学区立扬州中学；1929年9月，大学区制度废止，学校复名为江苏省立扬州中学；1953年9月，更名为江苏省扬州中学，其校址位于扬州淮海路，即过去所俗称的大汪边，直至现在。

七七事变后，日军步步逼近，形势日趋紧张，到1937年11月，扬州已经危在旦夕。日军继续沿江西犯，江苏沿江重要城市相继沦陷。当时的江都县政府已做好了撤离扬州的准备。包括扬州中学在内的城内所有学校已经停课，政府对所有的教师发了两个月的工资，便宣布解散学校，师生各自寻找出路。

1937年12月14 日，就在日寇侵占南京、制造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的第二天，日军由施家桥两江口先后登陆，循镇扬汽车公路猛扑而上，攻破沿途防线，扬州城陷。日军进城后，烧杀抢夺，奸淫掳掠，尸横街巷。日军先在“绿杨旅馆”设立临时司令部，后在汉奸的指引和帮助下，将包括盐商富户宅第在内的众多民居变成日军的军营、仓库、慰安所和浴室等，如汪氏小苑、廖氏宅第、田家巷等。

扬州为数不多的学校、医院等更不能幸免。日军进城后，将大汪边扬州中学的“树人堂”作为苏北司令部，整个偌大的扬州中学成为日寇的军营，教室变为马厩，操场变为牧场，门窗桌椅变为烧饭和取暖的薪柴，日军还丧心病狂地把大炮拉到了树人堂顶楼上。而其马路对面的原两淮盐务稽核所的“红楼”（今扬州市建工学校）则成为日军的宪兵司令部。

除扬州中学外，日军还将浸会医院（今苏北人民医院）、浸会慕究理学校（今育才小学本部）和美汉中学（今扬州大学盐阜路校区）作为关押欧美人士的集中营，曾拘禁过约1400位欧美平民。其中的私立慕究理学校在扬州沦陷初期曾利用其美国教会学校的特殊身份，为无家可归或来不及逃难的扬州市民提供避难场所。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对日宣战，慕究理学校校舍又被日军占据，也成为了日军军营。

1937年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当时的江苏省立扬州中学为躲避战乱，遂将全校师生化整为零。于是，不愿当亡国奴、坐以待毙的扬州中学广大师生分散到各地。1937年11月，校长周厚枢带领师生背井离乡，几经辗转，历尽艰辛到达武汉，当时这里聚集了来自沪、宁、苏、浙、皖等省市的师生，为了安置这些师生，根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安排，师生们转往北碚和合川，成立了国立四川临时中学，校址合川(今属重庆)，后曾改名国立四川中学、国立第二中学（国立二中）。

1938年，部分师生迁至泰州复校，称江苏省立扬州中学（泰校），校址在明德中学旧址；部分师生迁至上海复校称江苏省立扬州中学（沪校），校址在南京东路慈淑大楼；同年，江苏省立扬州中学（泰校）一部分迁至农村，校址在小纪；另有一部分迁至上海，校址在新市场、高乃依路等处。1939年，迁至农村的泰校部分改名为江苏省立扬州中学苏北分校，1943年更名为江苏省立扬州中学，迁址坂抡、孙庄，后再迁塘头；迁至上海的泰校部分成为江苏省立扬州中学本部，1942年被迫改名为树人补习社；江苏省立扬州中学（沪校）成为江苏省立扬州中学第二分院，1942年被迫被迫改名为慈淑补习馆。

整个沦陷期间，除少数私立学校外，扬州地区几乎没有学校，出现了文化和教育的严重荒漠。有专家指出：

“日军侵占扬州后，文化教育发生了严重倒退。日军入侵后大肆烧杀，损毁了大量文物古迹，对许多学校进行侵占、掠夺、毁坏。1937年12月底，日军抢劫城中镇中心国民小学(北柳巷小学)校产，破坏康山镇国民小学、私立慕究理小学，造成巨大损失。

国民政府统治期间，维扬区境内无一所中学，小学也屈指可数，文化教育相当落后。日伪统治期间，仅有的几所学校也大多停办，大批学龄儿童被迫辍学，造成文化教育的8年断层。高邮150多所中小学停办，87297名学龄儿童失学，其造成损失无法用数字表述，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教育财产损失达2461万元。”

但也有例外，据扬州中学史料载：

“1940年，留在扬州的部分师生入羊巷，恢复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后改称苏北公立扬州中学。”

从这短短的38个字中可以明确知道：这所学校位于“羊巷”，即扬州中学前身之一——省立八中的原址，北起东关街，南至芍药巷，现今扬州市第一中学的位置；这所学校所接纳的是原扬州中学留在扬州的部分师生。但这段文字又确实让人费解：1937年，日军侵华战争爆发，扬州沦陷，学校师生星散四方。在此之前，四川合川、江苏泰州和上海已经有四处“扬州中学”，没有一处宣称“恢复”和“公立”的。而在日军铁蹄下的扬州，有能力、有财力“恢复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后又将其“改称苏北公立扬州中学”的，一定是政府机构了。那么此时的扬州究竟归属于什么政府呢？

无独有偶。据有关史料：1940年4月，汪精卫政府在南京成立“复校筹备委员会”，“恢复”中央大学，于中央政治学校旧址开学，不久迁至金陵大学校址（此时金陵大学西迁重庆等地办学），有人称之为“汪伪中央大学”。而真正的原国立中央大学早已于1937年11月日军占领南京之前西迁至重庆沙坪坝。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下，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等校投笔从戎参加青年军的学生占在校生的三分之一。国立中央大学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学府。

根据资料，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后，在南京及其他控制地区逐渐恢复1937年后被日军肆意破坏的大中小学校。这其中就包括隶属于伪中华民国江苏省政府（省会吴县）的江都等25县。为了将重新将苏北纳入江苏省辖地，汪伪政权先于1941年11月在泰县成立“苏北行政公署”，统辖地为江苏省长江以北之泰县、江都、盐城、宝应等十六县，并于1942年1月1日后向日军强烈要求暂代管“徐海道”及安徽省淮北地区；再于同年1月24日将江苏省的徐州市及铜山等十七县（原徐海道），以及安徽省的宿县等四县（原淮北地区）定为“苏淮特别行政区”，后又于1944年日2月1日将“苏淮特别行政区”改为“伪淮海省”。“苏北行政公署”完成过渡任务后，其辖地于1943年5月27日并入江苏省。了解了汪伪政权江苏省的行政变迁，就不难理解扬州沦陷期间“恢复”位于羊巷的“扬州中学”名称之前冠以“苏北”和“公立”的含义。

早在“九一八”之后，日本侵略者就在中国东北废除了原有的教学秩序、教学内容和教材，成立了由日本人担任首席编审官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写、出版了大量进行奴化教育的新教材，将日语列为大、中、小学的主课，把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教育摧毁殆尽，试图让中国人彻底忘记自己的祖宗。而在日本侵略军控制下的汪伪政权的所谓“复校”不过是具体实施和联手开展对中国人的“奴化”和“伪化”教育，从而为傀儡政权培养所谓“政治人才”和恭顺服从其统治的“顺民”。

随着日军铁蹄的践踏，日本人进行残酷武力侵略和疯狂经济掠夺的同时，这种毒辣的奴化教育，一直始终在进行。而将这种奴化教育发展到极致的“皇民化运动”是在日本殖民者统治的台湾期间，人们至今还能看到其残存的“硕果”之一——大名鼎鼎的李登辉。

在日伪统治下的扬州，奴化教育自然也是笼罩在扬州人头上的沉重阴霾。这其中当然少不了汉奸的“功劳”。 没有汉奸，日本人不会在中国屡屡得逞；没有汉奸，日本人的奴化教育，也无法顺利推动。而那些盘踞在汪伪政权以及运用各种手段活跃在文化、教育和宣传战线上为虎作伥的汉奸，如林柏生、缪斌、王楫唐、胡兰成等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远远超过一般的汉奸。

关于抗战胜利前存在六年（1939-1945）的“苏北公立扬州中学”的资料很少，其校友的回忆文章中也少有记述。但在一本由美国人撰写的著名人物传记（传主系扬州中学校友，1939-1942就读于“苏北公立扬州中学”）中，读者至少可以看到当年“苏北公立扬州中学”是如何将日语和日语教育摆在突出地位的：

当学校在1939年底复课（扬州中学史料称，该校是1940年复校——笔者注），战争已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根据日本殖民当局的规定，日语成为学校的必修课。尽管每天都上日语课，但他却总是勉强及格，对像他这样一个具有良好语感的孩子，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反常。多年以后，他为自己成年后未能学好日语而感到遗憾，却从未后悔过少年时代的倔强。”他说：“要不是那时我是被迫学习日语的，今天我的日语就会讲得好一些。”就在他1943年春从“苏北公立扬州中学”高中毕业后，“此时距离他17岁生日还有两个月。在江苏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南京中央大学，有一个空缺正在等待着他。”

抗战胜利已经70周年，在有关的史料和学校变迁的介绍中没有任何说明地再对汪伪时期的学校沿用“恢复”一词，实在匪夷所思，让人正伪不分，真假不辨。如果这些伪学校是“恢复”，那些被迫迁徙的原学校又是什么呢？真的就是真的，伪的就是伪的，这与学校的大多数师生无关，却是对历史、对不甘屈辱、奋勇抗争的师生的尊重。

各个时期的扬州中学虽后来统称“扬州中学”，但因其时期、地点、归属、规模的不同，历史上曾有过十多个不同的校名，但绝不是简单的同义词。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凡涉及与该校有关的历史、史料和名人传记和回忆录时，还是应注明其当时校名和地点，以免误导，有意或无意地给人造成错觉，特别要防止有人浑水摸鱼，以售其奸。实际上，许多曾在扬州中学执教的老师和毕业的校友，以及作者、编辑等也都是如实称呼和记录的。

例如：朱自清1912年考入两淮中学（后改名江苏省立第八中学），1916年毕业，并考入北大预科，后转入哲学系。1920年毕业后，又回到母校江苏省立八中，短期任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在最近发现的《前江苏省立第八中学校友录》中也清晰地记载着，“朱自清，字佩弦，祖籍浙江绍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清华大学教授，曾任本校教学主任及浙江一师三师十中四中私立春晖中学教员，居住在北平国立清华大学”。这里所说的两淮中学（后改名江苏省立第八中学）即位于羊巷。

同是扬州中学毕业生的扬州籍留美航空工程专家胡声求，当年曾在美国开办“中国飞机制造厂”，为夺取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胡声求1918年生于扬州，书香门第家庭出身。父亲胡幼宾在扬州老城区古旗亭的东北角兴办了一所私立的“启智小学”。据扬中校友张问樵在《国际宇航界知名科学家胡声求》一文中介绍，胡幼宾共有四子二女，除长女出嫁较早未上中学外，其余的子女均是扬州中学的毕业生。长子胡声求是扬中1935届校友；次子胡应求毕业于扬中抗战期间在泰州所办的泰校；三子胡我求和次女胡俊求毕业于扬中抗战期间在扬州羊巷所办的苏北公立扬州中学；四子胡敏求先就读于苏北公立扬州中学，抗战胜利后扬中在大汪边复校，转入大汪边读书，直至毕业。

这里除明确胡声求是扬中1935届校友，也明确说明了他的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毕业学校名称和地址。

荣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吴良镛院士，在1937年南京沦陷前，随兄长离开南京，先后到武汉、重庆求学，而他的高中时代就是在扬州中学西迁的重庆合川“国立二中”度过的。

当年流散各地的扬州中学师生大都不忘坚守民族气节，一边克服艰难的生活和简陋的校舍，一边尽心尽力的教学和孜孜不倦的学习。

1938年底，原扬州中学校长周厚枢就任更名为国立第二中学的第一任校长，他在第一期校刊《川中校刊》的发刊词中简述了国立二中成立的艰辛。国立二中虽然办学只有八年时间，却创造了中学界的奇迹，被称为中学界的“西南联大”，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不少自然科学界的院士都出自国立二中。

而国难当头、身处十里洋场的扬州中学师生也始终保持和发扬着优良教风和学风，严谨务实，时刻准备报效国家。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在苏北里下河的乡间颠沛流离的扬州中学师生也始终坚持“连天烽火擎文帜，僻壤弦歌振夏音”,一直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八年全面抗战终于结束，1945年9月，江苏省立扬州中学迁回扬州，“苏北公立扬州中学”并入，校址在羊巷。1946年，学校迁回大汪边原址，各地的师生也都回迁至大汪边本部，并建立复校纪念塔，以纪念八年离乱。

原复校纪念塔塔身下方前后，各有蓝色题词，方形印章布局。正面篆书“还我好音”四字，左侧楷书“中华民国三十五年立”，右下署名“朱宗英”；背面隶书“圜桥观听”四字。题词由扬州书画名家陈含光书写。据扬州中学张铨老师考证，“还我好音”，化用《诗经?桧风?匪风》“怀之好音”和《诗经?鲁颂?泮水》“怀我好音”之句，意为回到了原来的校园，将恢复属于我们的琅琅书声和妙曼歌声；“圜桥观听”，是形容教育的盛况，语出《后汉书?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上》。

在后来重修的复校纪念塔一侧的告示牌上写道：“1937年，校园被日寇侵占，师生异地办学。抗战胜利，1946年迁回复校。为警示后人，勿忘国耻而建此塔，原塔毁于文革，2002年重修。”

据报道，这座饱经沧桑的纪念塔不久将以崭新的姿态亮相于扬州中学。它不仅折射了日寇给扬州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也折射了当年扬州中学的师生在国土沦丧的非常时期坚持教学和学习的坚忍不拔精神。无论对于青年、中年和老年都有着重要的警示作用，而对于经历过那段苦难岁月的耄耋老人更是一段不能忘怀的历史记忆。